姚中秋:道、政之际:略谈儒家与权力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7 次 更新时间:2015-03-26 14:4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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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中秋  

青春国学大讲堂
时间:2015年3月20日晚6:30
地点:人大国学馆111教室
主办:弘道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学生会
主持: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首先欢迎大家关注和参加由弘道书院举行的“国学大讲堂”,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基本词讲堂是弘道书院新学期首次的学术活动,本年度2015年是非同寻常的年份,一百年前中国在思想文化界爆发了新文化运动,激进学人对传统中国的思想学术采取了近乎通盘否定的态度,经学的瓦解、文言文的失落,造成中国时下的古今断裂。20世纪中叶,美国学者指出,20世纪中国最大的变化莫过于思想学术界对于中国传统的全盘否定。的确,中国当下的现代性问题更加严重,现代中国人先验为主的认为,古人的生活方式和治道智慧与我们当下毫无关系,这也可能是今天讲座人数略少的原因之一。经学的瓦解使我们无法获得对于古人思想世界的恰切通达,而西方学科的引入以及依照科学方法论使我们对于中国古文明每次探问都化成了“山围故国周遭在,潮大空城寂寞回”的叹息。因此在新文化运动百年之际,我们如何恰切地通达古典文明,反思当代中国,这成为世人应当予以思考的问题和时代关切。也因此,我们荣幸邀请到弘道书院书院院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姚中秋教授进行本次讲座,本次讲座的题目是“道政之际:略谈儒家与政治关系”,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姚中秋老师正本清源。
姚中秋:谢谢张舒,也谢谢大家。今天非常高兴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个对于儒家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传统中国的政治哲学中也是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道政之际”,作为中国之道守护者的儒家与权力关系的问题。
这样的一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从孔子以后一直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永恒的问题。今天谈论这个问题尤其紧迫,因为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比较特殊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是什么?——儒家在复兴。如刚才我们的主持人张舒所说,过去一百多年中,中国文化遭到全面的破坏,批判和破坏的矛头主要是指向儒家。但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情,反新文化运动而动,出现了中国文化的复兴,在文化复兴中最重要的角色仍然是儒家的复兴。我有一个看法,过去三十多年的中国所发生的变化,最深层次的就是文化的复兴,尤其是儒家的复兴。当然,这个复兴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形态,它的幅度、深度也都有所不同,今天就不去详细讲了。正因为有了这样一场相当长时间的积累,最近几年,我们看到了一个政治上的巨大变化,我想,大家如果关心中国文化走向的话,可能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趋势,那就是,执政党开始亲近儒家,这方面,习近平有很多讲话。
但这些讲话让儒学再度陷入到争执漩涡中,儒家成了很多人争论的焦点,甚至成了批判的焦点。对此,我感受非常深切。十几年前,我转向对儒家的研究,那时候,很多人还愿意跟我做朋友。自从习近平尊儒以后,很多人不跟我做朋友了,觉得我跟权力在走近。我觉得太奇怪了,明明是权力向儒家低头,他们却觉得,是儒家在向权力低头。
我曾经的朋友,这些知识分子对儒家有很多负面看法,在这两年中,他们再度陆陆续续提出来。其实这样的看法新文化运动以来不断地被重复。我大概归结了一下,比如他们说,执政党尊儒,正在把中国带入政教合一的可怕局面中。还有人似乎是从关心儒家角度来立论的,说儒家现在被利用了。而且,竟然这么容易被利用了,背后当然有一个潜台词——道德上的鄙视,你们儒家太容易依附权力。
所有这些批评、争论乃至蔑视,都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提给了这个时代的儒家,我们必须面对、解答这些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儒家与权力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不管当下现实如何,儒家究竟如何看待自己与权力的关系?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讨论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予以澄清,一方面,儒家自身会在这样一个看起来比较顺利的环境中迷失自我,在有些儒家朋友身上,确实有这样的风险。当然,如果我们不澄清这些问题,现在这些知识分子仍然会深度地抹黑儒家。而如果不澄清这些问题,中国的政治也很难走上正轨。所以我作为一个学者,首先从学理上把这个问题予以澄清。
今天知识分子对儒家提出的各种各样的批评,这一百多年来我们听了很多遍了,我作为局内人,分析局外人的这些批评,有这样一个感觉:这些批评基本上是外在的,不是站在中国展开的自我批评,而是旁观者的批评。虽然他是中国学者,但其所用于批评、讨论的范式基本上是西方的。简而言之,在过去一百多年中,对于儒家与权力关系的种种看法,尤其是那些负面的看法,其实都是基于西方的范式做出的。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正本清源,需要回到中国,回到中国理解中国的政教、理解中国的学术和政治。
这方面,我近些年做了一些工作。我是学历史的,人民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前些年主要从历史的角度,通过重构历史、重写中国历史,厘清过去两千多年中儒家士人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这方面的研究,主要见于我前年出版的一本书,《国史纲目》,在描述汉以后历史时,是以士人与权力的关系做主要线索,与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一脉相承,而与现在所流行的大多数中国历史的叙事有比较大的差异,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翻一下。
当然,光从历史的角度来描述是不够的,今天晚上,主要从儒家义理的角度梳理儒家关于道、政关系的论说。
政教分离的西方涵义
我们理解这个问题,首先要理解“儒家之道”的性质、“孔子之教”的形态。可要分析中国,还得要回到西方,首先回到西方看一下西方的政教分离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因为知识分子批评儒家,主要是批评传统中国随着政府尊儒建立了一种政教合一的体制,而一个良好的政治应该政教分离,所以,我们首先看一下西方政教分离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我看来也是一个根本问题,即中西文明的差异究竟因何而起。我们看到一个最主观的差异是宗教的不同、信仰的不同。这个问题很有趣,最近一年我主要做这方面的研究,故事很多,我简略地向大家做一个解说。
人类信仰的普遍的宇宙创生者,大概不出两个,中国人发现了一个,西方人发现了一个。中国人发现的是天,西方人发现的是上帝。这两者都是最高的,都是创造者,都是普遍的。他们有相同的地方,但也有截然不同的地方,这方面大家略有所知,或者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我讲讲自己理解的两者间的不同。
他们之间根本的差异是“言”或者“不言”,上帝说话,而天不说话。这就是他们最大的不同。因为上帝在说话,所以就有“先知”,先知的功能是传达上帝的话,比如摩西,他的功能就是爬到山上听上帝说话,转过头下山来对人说话,这些话就是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话就是上帝的律法,先知转达上帝的律法。这些律法全面规范人的一切行为,理论上来说,它是完备的,任何时刻候都是完备的,所以需要有专职的神职人员来辅导、尤其重要的是监督人们遵守上帝的律法。在这个意义上讲,西方一神教从一诞生起,就是一个“法治”的社会,但那个法首先是上帝的法,最重要的执法人员是神职人员。神职人员的组织化,建立起科层制,从中央到地方,就是教会组织。教会是一个政府,我想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教会管理人的所有的事务,甚至可以说,教会的权力比世俗政府还要大。
这就是一神教文明的基本格局,即两个政府之分立,有一个专门主管人们的精神,以及由这个精神向外发散而形成的社会。另有一个世俗政府。我们看西方神学中关于政治的讨论,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两个政府之间如何建立良好关系,即刀剑和十字架该如何分工、如何合作,这是西方政治哲学在大多数时间讨论的核心问题——甚至《利维坦》讨论的核心问题也是这个。这两个政府争夺控制权,这是基督教诞生以来西方政治最核心的问题,直到现代依然如此,两个政府究竟谁支配谁。一个共同体,如果存在两个政府,那一定会有支配权归属的问题,不是教会控制世俗政府,就是世俗政府控制教会,两者不可能平行。
所以,中世纪的“政教合一”,并不是说两个政府平行地合成一体,其实,政教合一的含义是教会控制政府,教会控制世俗政府。这是“政教合一”的真实含义。
然后就到了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阶段,即早期现代。这些年来,中国学界关于早期现代的研究越来越多,何为早期现代?就是现代国家形成的那段历史时期,差不多从16世纪一直到18世纪。我们都知道,现代国家有一个名号——主权国家,国王或者人民宣称自己拥有“主权”。主权是至高无上的权力,那么各位,这个主权是针对谁而言的?是针对教会而言的,不是针对其他国家,首先是对罗马教会而言,因为这个教会控制着欧洲的世俗政府。所以早期现代的主题是国家要摆脱罗马教会的控制,所以他们宣称自己是主权者,其含义是,教皇再也不能命令国家。由此就形成一个历史现象,即“教会国家化”。我刚才提到的《利维坦》,前半部分论述主权国家形成的理论,后半部分讨论,如何在当时的现实环境中构建主权国家,在霍布斯看来,这个主权国家的成立,有两大障碍:一个是普通法,霍布斯认为,法律应该服从国王。另一个是罗马教会,霍布斯认为,教会也应该服从国王。国王相对于法律、相对于教会都应当是至高无上的,《利维坦》的核心主张是:一个能够稳定地维持秩序的政府,必须既可以控制法律,也可以控制人们的精神生活、控制教会。
这是教会和世俗政府关系的一个大颠倒。新教的出现,也配合了教会的国家化运动,因为,新教的主要主张是,人们不再需要通过罗马教会而获得救赎,每个人通过读《圣经》就可以获得救赎。所以,新教推动了主权国家的诞生。因此,我们看到,每一个新教教会的成立,都伴随着民族国家、也即主权国家的诞生,不管是英国、德国,还是欧洲其他国家,都是如此。
这一教会国家化的历史过程就形成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现代世界的基本图景,那就是世俗政府相对于教会占有优势。中世纪是教会相对于世俗政府占有优势,现代世界则是世俗政府对于教会占有优势。人们把这种状态称为政教分离。所以,政教分离并不是说两者彻底分开了,而是世俗政府现在可以支配教会。
那为什么会有政教分离?这要从一神教的性质说起。一神教最基本的教义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神,只能信一个神,唯一真神。一神教最基础的特征、它内生的特征就是排他,绝不允许其他的神存在。所以在一神教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尤其当它比世俗政府更有权威的时候,总会出现宗教战争,可能是对异教的战争,也可能是对教内异端的战争。早期现代的世俗君主们之所以要控制教会,主要原因在于教会在不断地撕裂国家,比如新教和旧教之间的战争持续了二百年。为了和平,国王不得不挺身而出,驯服教会。早期现代的主题就是驯服教会,由此,国家才获得了一个比较和平的秩序,我们看文献即可发现,博丹、霍布斯、乃至于卢梭,思考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实现和平,世俗国王们也始终是以和平保卫者的身份出现的。那么,危害和平、威胁和平的是什么?是教会。这是政教必须分离,或者说世俗政府之所以努力控制教会的原因。
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形成两个原则,这两个原则紧密联系在一起:宗教宽容和政教分离。所谓宗教宽容就是针对原来教会的不宽容而提出的。宗教宽容的守护者当然不是教会,而是国家,所以,这是一项宪法原则,而不是宗教原则,它是世俗国家的一个宪法原则。
然而,政教分离的真实含义究竟是什么?不妨看一下《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这在西方宪法学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条款,它没有说政治要与宗教相分离,甚至也不是说,教会要与政府分离,而是说,政府不得立某一宗教为国教。这是政教分离的基本含义。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政教分离,那基本上可以这样说,政教分离的意思是,不给组织化的教会以广泛控制社会的权力。但我们回过头要说的是,“政”和“教”不可能分离。我们刚才讨论的是教会与政府的关系,回头来我们思考宗教和政治的关系,不得不说,它们两者之间永远不可能分离,因为,如果“教”和“政”分离,那就没有“善政”,不可能有“善政”。所以,当我们谈论政教分离时,应当主要从建制化组织的角度着眼,教会和政府是两个不同的组织,所谓政教分离是指,教会不得享有太多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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