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贯中:父亲文强与国、共恩怨一世纪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837 次 更新时间:2015-03-12 23: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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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贯中 (进入专栏)  

  

   他是毛泽东的表弟,却对这个“毛大哥”终生抱有戒心;他当过林彪的班长,两人却打了一架;他参加过周恩来、邓颖超的婚礼,后来却不肯响应周恩来的“归队”召唤;他参加列宁主义青年团,随即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共,同时又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掌权前夕却又退出国民党,留在共产党内;在共产党内出生入死,却不得同志的信任,含冤脱离共产党;受到黄埔军校校长感召,重返国民党;进了军统,又离开军统;他被中共一关二十六年半,作为最后一批战犯被释放,却因祸得福躲过了“文革”惨无人道的劫难;他是中国现代史上诸多重大事件的参加者、见证人——黄埔军校,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创建苏区,敌后抗日,淮海战役……他在共产党内当到了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代理书记,在国民党内当到了军统北方区区长、国军中将;他被“特赦”后又被选为两届全国政协委员,见识了“文革”、“四五”运动、改革开放……

   他就是文强。他说:“我有一个让我很高兴的称号‘世纪老人’。”他真活了将近一个世纪:出生于满清末年,离开人间时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

   二零零四年岁末,记者与文强的第四子、在美国康涅迪克州三一学院担任经济学副教授的文贯中通过电话作长谈,听他讲述父亲大起大落的一生和他自己带血带泪的经历,并细读文强在去世之前口述、去世后在大陆出版的自传。

  

   求索

  

   一九四六年出生的文贯中告诉记者,他两岁时,在杜聿明手下担任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代总参谋长的父亲就在淮海战役(台湾叫“徐蚌会战”)中兵败被俘,失去音讯,一直到他年近“而立”之前,只知道自己父亲是“反共战犯”,至于到底犯下什么罪行,茫然不知。父亲被“特赦”出狱之后,他才慢慢知道父亲的身世。

   文强是中国南宋时民族英雄文天祥的第二十三代孙,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四世同堂、富甲一方的书香官宦之家,他父亲早年到日本帝国大学攻读法科,参加同盟会,与孙中山、黄兴相熟,后来还担任过蔡锷的秘书长。

   文强与毛泽东家的几个兄弟都认识,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告诉他说,他们的母亲文七妹是文强的姑母,算下来文强是毛家兄弟的表弟呢。不过,文强虽然改口叫“毛大哥”,却一直跟毛泽东合不来,用他在口述自传里的话说:“跟他抬杠子”,“一直跟他抬到底”,还“看不起他”。

   文贯中多少年都不知道自己家与毛泽东这层亲戚关系,在父亲获释之前没有任何人对他说过。他对记者说,亲戚关系“不像听上去那么近,毛泽东的母亲并不是我父亲的亲姑妈,但同一家族,出嫁前彼此住得不远”。

   文强的青春年月,正是中国各种思潮涌动、民气昂扬、热血贲张的年代。他接触了革命思想,由中共早期领袖夏曦介绍加入了列宁主义青年团,并推荐他去报考黄埔军校。文强带上了本来没在名单上但一再要求跟着去的毛泽覃。一九二五年,文强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黄埔第四期,而毛泽覃没能被录取,留在了他哥哥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

   开学宣誓的那一天,文强这些团员被集中起来,由周恩来领着宣誓,宣布“从团员升为中共党员”。在黄埔军校,十八岁的文强与林彪、周恩寿(周恩来的弟弟)等新生编在一个班,他担任班长。他和林彪都住下铺,有一次练打靶后林彪没按规定将枪上交,也没验枪,文强看见林彪翻来滚去睡不着,又摸枕头底下。半夜听见“啪”地一声枪响,林彪走火了,将上铺的枕头射了一个洞!幸亏睡上铺的士兵当时去喝水去了,没闯大祸。闻讯赶来的执行官气得关林彪禁闭,林彪却怪班长文强在执行官查问时“落井下石”,骂文强是“湖南骡子”。文强也火了,说:“你要是跟我打架呢,我估计你三个打不了我,来打吧!”林彪果然一巴掌打上来,文强“火也出来了”,还手反击……文强后来回忆时说:“那时我们都只有十几岁嘛。”

   不到三个月,新生举行甄别考试,通过的升为军官生,文强和周恩寿分到政治科,林彪分到了步科。两人在国共内战中兵戎相见,而到了文强被“特赦”时,他的这位当年同学已经“折戟沉沙”——这是后话了。

   文强因为原来在湖南艺专学过速记,整理演讲稿又快又好,被周恩来介绍给邵力子,邵写了个条子,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不过,一九二六年“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推动“整理党务案”,不许跨党,文强就退出国民党,亮出了共产党员的身份。

  

   脱党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中国的主旋律是铁血拼杀,各种政治势力合纵连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城头变幻大王旗”(鲁迅诗句)。毛头小伙子文强跟着比他大不了几岁的领导人们东攻西讨,南征北伐。他提前从黄埔军校毕业,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大队随北伐军一路打到汉口,又跟随朱德到四川去打开局面。他亲历了周恩来、贺龙等领导的南昌起义,担任连长,转战到福建汀州,又来到潮汕,人越打越少,走投无路,只好解散,他流落到香港。

   二十岁刚出头的文强不死心,又去四川,通过黄埔同学、中共地下川西特委成员廖宗泽接上了组织关系,参加领导地下活动和城市暴动。三十年代初,他当了四川省委常委、川东特委书记。他在口述自传中不无自豪地说:“那时毛泽东的苏区只有十二个县,我负责二十三个县,是最大的一块根据地。”他这段时间比“毛大哥”强。

   文强这时认识了第一个妻子周敦婉。她是燕京大学毕业生,当时在四川江津中学担任校长,由共产党早期领袖萧楚女和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共,担任了四川第一个女县委书记,第一个女省委委员,妇女部长。文强与她结婚十年,生了两个儿子。一九四一年她患子宫瘤正开刀,遇到日军空袭,医生慌慌张张把手术刀落在周敦婉肚子里就缝合,她就这样死了。

   中共当时实行“立三路线”,只要党组织还有几个人就得举行暴动。那段时期巴蜀很多暴动便是由文强主持和参与策划的。文贯中说:“在巴山蜀水大小城市和乡镇乃至深山老林,想必到处留下父亲的足迹。”不断暴动的结果,是不断的无谓牺牲,一无成效。

   一九三零年,文强被地方军阀刘湘的军队抓住,关押了一段时间。他软硬不吃,在组织上营救和朋友们帮助下,终于利用机会侥幸逃了出来。没想到,逃回到自己阵营却比落到敌人手里更诡谲凶险。当他回到重庆,除了妻子兼同志的周敦婉感到十分庆幸,党内别人对他死里逃生竟没有半点庆贺,多冷冷地看他。当时有人暗示:为什么别人被抓、被杀,他这个来历不明的外省人倒能逃出虎口安然无恙?文强在口述自传中回忆: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对他拍桌子:“我是代表省委向你宣布铁的纪律,要执行铁的纪律。”还说:“你是代表大资产阶级的,……不是工农兵出身的”,“要清洗”!

   这让文强心凉了半截。他早就发现很多党内的同志被自己人活埋或扔到江里活活淹死,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我知道了”。他对妻子说:“再过几天哪,恐怕就把我变成鬼了,把你也变成鬼了!”夫妻俩赶紧筹谋路费,离开四川,到上海想找周恩来、党中央申诉,但没有找到,便回到老家湖南。从此,文强就和共产党脱离了关系,这一年他二十四岁。

   文强的父亲早期十分赞同中国应该实行变革和现代化的理念,但他对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现状渐生失望。满清灭亡后成立的民国很快沦为军阀火拼的混乱局面,北伐后出现的一丝光明迅速为国共分裂、日本入侵满洲的严峻局面所替代。文贯中指出:共产党内在“立三路线”之前已经出现极端思潮,例如,北伐时在湖南省实行“红色恐怖”,斗地主、抄大户、游街等。祖父认为父亲没有找到救国真谛,命令他在家重温四书五经,不要再外出闯荡。

   文强脱离中共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党内同志对他安全逃出表示怀疑,但更深层的原因,是文强经过七、八年的实践,对中共越来越激进(用中共政治术语来说,就是“左”)的路线失望了,对党内斗争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心寒了。

   不过,文强毕竟血气方刚,并不甘心终老于书斋。本来他从四川跑回家乡,要隐姓埋名——他连名字都改了。然而,锥处囊中还是会露锋芒。面对日本侵占东北、觊觎华北,他忧国忧民的情绪又爆发出来,化名在长沙办报写稿,又接手办了一个“少年通讯社”,宣扬抗日。文强抨击政府抗日不力的文章笔锋犀利,与官府的麻烦不断,如此“自我暴露”,也引起低两期的黄埔军校同学、蒋介石心腹戴笠的注意。戴笠约见文强,听他讲了在共产党内的斗争经历,对他说:“你过去的路,我看是走错了……现在我们的校长(蒋介石)要复兴民族。”他以黄埔同学的名义要文强恢复对校长蒋介石的信仰,以国难当前,唯有实行“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才能避免亡国的的理由说服了文强前去杭州警官学校,又去南京中央警官学校担任中校政训员,后担任参谋本部上校参谋。文强重新加入国民党,后来也加入了军统,负责对日情报。

  

   转战

  

   文强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经历十分复杂、曲折,这篇文章是难以容纳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读《文强口述自传》(不过,照记者看来,该书尽管有二十多万字,但与他的漫长岁月的丰富阅历相比,也仍然只算粗线条)。记者关注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文强转而为国民党军统效力,这是一个重大的人生选择关头,他是怎么想的?

   文贯中回答,“当时民族危亡是中国最紧迫的问题,军统这种机构,不能否认它后来有对付共产党和对付老百姓的功能,但是建立之初,军统是出于抗战需要,它的主要使命是对付日本人和汉奸。”从文强当时承担的任务看,除了培训,主要就是在上海搜集各种情报,上海那时战火正急,他“每天跑各个高级司令部搜集战况,回来整理,送到南京”;他还受命花大工夫调查上海沿海地形,以作防卫参考。上海沦陷之后,他也一直从事地下情报工作,搜集到的情报包括珍珠港事件。

   文强这段时间不是没有接触过中共的人。在上海马路上,他邂逅了黄埔四期同学、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袁问他:“你怎么还不归队呀?”告诉他周恩来在找他,“在延安给你平反了”。但是这个时候的文强头脑中要多绕一下弯了。他问:现在延安是谁主事?袁国平回答:“是毛泽东负责。”文强说:“他是多变的人,恐怕三个月以后他又会变的。”袁国平说:“你好象对毛泽东没有信任呀?”文强直言不讳:“向来没有信任。”

   文贯中对记者说:“我觉得父亲当时脑子比较清楚,知道在国共合作期间能见到这些中共党员老朋友,没什么问题,但是今后怎么样就不知道了。我父亲知道毛泽东一直有过激思想,《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不就是毛亲手写的?毛在湖南、在广州、在井冈山所做的那些事,他也知道一些,他那时还在共产党里面嘛。比如毛一手策划的“反AB团”,完全是无中生有的冤案,不知道杀了多少自己的同志!”

   文贯中进一步说,那时文强也通过比较看明了共产党的党内斗争的残酷性远远超过国民党。国民党戴笠找他,听他一讲情况,很容易就相信他、委任他了,他在国民党中上升得很快,他在共产党任职的“历史问题”始终没有被当成一个问题,从来没有被国民党“隔离审查”,要他交代干了哪些“反国民党罪行”,他后来与共产党中很多人继续交往,也用不着去向国民党的上司作什么“汇报”。在共产党内做得到这些吗?“父亲在共产党的几年经历足以使他明白,他若再回去,又遇上很激进的毛泽东在延安在主事,说变就变,很可能就有杀身之祸。他没有回去是明智的。”

文强虽然不愿回共产党,但他给自己订了一个原则:与共产党为友,不与共产党为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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