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贯中:特殊年代的苦难记忆让我决心研究中国农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63 次 更新时间:2015-05-29 23: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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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贯中 (进入专栏)  

  

   受访嘉宾:文贯中(Wen Guan Zhong),国民党中将文强之子,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

  

   生于上海,蹲过牛棚。当过汽车售票员、食品厂搬运工。197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翻译员,1979年入复旦大学,1982年获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83年到美国芝加哥大学作访问学者;1989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94年起任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经济系副教授;1999-2000年度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现为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以及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

  

   主要学术兴趣包括: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人民公社下的公共食堂与大饥荒的关系、中国的城市化问题,以及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等问题。

  

   采访者:共识网李腾腾

  

   公社制度遗留的问题仍困扰着今天的中国

  

   李腾腾:您曾经做过知青,到吉林下乡近4年。在你的研究中,很多都是围绕着土地、农村及农民,包括对人民公社及大饥荒的研究,我想知道,那段在农村的经历对您后来的研究有着什么样影响,能具体说一说吗?

   文贯中:我们从何处一路摸索而来,才能知道我们为何今天终于来到这里,也才知道明天我们大概会向何处而去。历史对我们的启迪放在那里,就看我们自己有没有悟性去静静地吮取,品味,反省。应该经常扪心自问,我们能虚心反思历史教训吗?我们能避免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为何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但多的是因循守旧,周而复始,少的是另辟蹊径,开创新局?

   从开创城市文明的希腊,到近代开创全球化时代的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按面积和人口来说,绝对无法和中国相比拟,却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地大步向前迎接新的黎明,和新的未知世界,开创了历史的新航向,新制度,新的生活方式。中国至今仍在现代社会和农本社会的十字路口犹豫、徘徊,思前顾后。一部分人想要奋勇前进,另一部分人却对未来充满疑虑,无限留恋农本社会,希望留住逐渐消逝的往昔。

   我常常在想,这些蕞尔小国能开创有普世意义的新局面,新路径,而泱泱大国的中国却如此想留恋往日的岁月,是否因为两者对待历史的态度十分不同?中国自称深刻了解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为何又常常搞错历史发展的方向呢?

   近年来,有些人虽然出生于文革之后,却犹如身经文革一般,鼓吹文革的浪漫和刺激,全然不顾那场所谓的‘文化革命’对中华民族的肉体和精神的自残,更无视其对中国文化的阉割和暴虐留下了至今尚未痊愈的创伤。文革提倡的无法无天,白卷英雄,以愚昧为荣等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野蛮做法,对中国今日仍需大力提倡依法治国的现状来说,是难辞其咎的。

   与此同时,对人民公社这个被董辅礽(编者按: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有“一代经济学大师”之称)称为农奴制的农村制度大唱赞歌的人也大有人在。一些最多在孩童时代,以混沌未开的头脑和朦胧的双眼看到过公社消亡前的最后时刻的人,甚至和这一制度全然无关的人,竟将人民公社描绘为人间乐园,充满美丽的田园风光,更有所谓集体主义的脉脉温情,令人愕然。为何在一个自称历史最悠久的民族中,历史却又会如此轻易地或遭人遗忘,或被人篡改?

   巧的是,1969到1972年这段时期,我不但已经成人,而且带着对社会的无数疑问和中外书籍被迫来到农村,有机会和农民一起生活与劳动将近4年,对人民公社制度的利弊有近距离的观察和思考。1972年秋收前,抚养我长大的阿婆身体瘫痪,双目失明,需要有人日夜照料。我只能暂时告别插队的村庄,回到上海。即使如此,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的户口仍在农村,来往的人也主要是农民朋友和知青战友。他们喜欢和我分享农村生活中的甜酸苦辣,传递关于村里各家各户的婚丧喜事,悲欢离合,以及公社中发生的各色新闻。知青们还向我诉说如何为了脱离农村,绞尽脑汁地接近公社干部,力争早日上调城市。他们亲身体验时的苦恼和不平也常常加深了我对公社制度和农村生活的认识,以及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本质的醒悟。这段经历对我的人生道路和治学方向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一些和我观点相左的学者,不知是否因为觉得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反驳我的理论太累,常喜欢干脆取消我研究中国农业问题的资格。也许在他们看来,将我描绘成只懂城市,不懂农村的人,可以立竿见影地使我噤若寒蝉。

   记得文革中最轻而易举使我闭口的杀手锏就是攻我的家庭出身。攻人出身这招在当时的中国确实颇为有用。当时两派相争,如果一派渐渐有些理亏而难以招架,杀手锏之一便是大吼一声,‘老子是红五代,你是什么出身?父亲是干什么的?’这种关于出身的盘问一经大声吼出,如果对方自觉父亲的级别不够高,或工农成分不够纯,往往便自觉理亏,中气立即不足;如果自觉父亲还有某种政治污点,则犹如身患不可告人的暗疾一般,立刻哑声。

   我父亲的政治问题得以解决后的今天,大概只能攻击我的城市背景。既然此人出生、成长于上海这样一个欧化程度最高的大城市,况且出国已久,怎么会有资格对中国的三农问题论三道四呢?我想,在今天,一个人要还从封建社会特有的出身和门第下手,重拾这种愚昧无知而又狂妄自大的文革遗风,在今日的中国,特别在有识之士中,怕是会遭到鄙夷的。

   毕竟城里人也有资格研究农村问题。关键是出身农村的人将农村问题解决了,自然不用别人再花心思。如果自己无能解决,又用出身论将别人封喉,恐怕不是君子之道。更何况我确实有下乡当农民的经历。当然,以我这样有城市背景,而又有下乡经历的人不算稀罕。我查了一下,当年有上千万的知识青年,有的经历比我还要坎坷。稀罕的恐怕是其中很少有人选择终身研究三农问题的。这个题目毕竟离开权和贵太远,比较清苦,阻力又大。

   更稀罕的是,在公社体制之下,我既是插队的知青,后来又当了学者。插队知青不同于那些领工资,有医保,在军垦或农垦体制下生活和劳动过的人。他们和挣工分的老农民一样,同属社会最底层,犹如水中的浮萍,风中的败叶,只能自生自灭,和国家的福利已毫无关系。同兵团的知青一比,插队知青立即矮了不少。他们往往对兵团是“心向往之而身犹不及兮,只能哀叹;哀叹之余兮,只能仰望;仰望之余兮只有黯然泪下”。自己既然有公社生活经历,属稀有中的稀有,怕更有责任将公社制度及其遗留的三农问题好好研究,以正视听。

   虽然公社制度被农民抛弃已有30多年,但其遗留的问题却像死而不僵的野鬼一般仍在困扰着今天中国的农民,农村,和农业,甚至仍在困扰着中国的城市和全面小康的实现。

   当年在公社制度下破旧的农村,善良的农民,以及他们贫乏的生活给我留下的感性认识是刻骨铭心的。有了这种感性认识,我后来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期间很容易从理论上认识人民公社的本质;很容易理解为何当时全国的食品供应那么坏,几乎什么食品都要票证;为何农业生产的效率会那么低,为何农民那么穷,却没有劳动积极性;为何他们对吃大锅饭会如此深恶痛疾,一旦获得从强制性的集体生产中退出的自由,几乎都选择了分地单干的生产形式;为何经过30多年的分地单干,几乎没有看到有农民自发要求重新恢复从前的公社和集体生产。如果公社如此令人向往,又如何解释农民至今并无自发的热情,要求重回公社,大都对公社抱着敬而远之的厌恶态度。

   在公社制度下,农民个人的劳动努力和贡献同自己的收入分配几乎是不挂钩的,这严重挫伤了其中最积极肯干,或最积极能干的农民的务农意愿。除了一块小小的,并经常会被公社收回的自留地外,农民无论如何努力工作,也不可能占有土地,更不用说占有自己的产品。当时说的“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才是自己的”,反映了农民对自己产品极为有限的支配。他们的利益是被最后考虑的。

   特别是在1959-1961年间,如果不是下乡,和一位贫下中农老大爷聊天,从他的嘴中亲耳听到他家在此期间发生的事情,我这个以接受正面宣传为主的人,是无法想象当时的农村究竟发生了什么。

   1975年后,我和获得新生的父亲一起生活,和他聊起农村之落后,农民生活之艰辛,他们收入之微薄,家父起初十分吃惊,并认为我过于夸张。他在秦城监狱服刑期间,当局曾组织他们前往大寨和大庆参观,给他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但因为我所陈述的是基于亲身经历,自然可以举出无数证据支撑我的判断。

   1984年当局给农民以退出权,允许农民自由选择公社制度和包产到户制度,公社制度几乎一夜之间为农民抛弃。我向父亲指出其中的逻辑之后,他才变得理解,并认识到四人帮造假手段的高妙。我在芝大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父亲来美访问,在我家中逗留数日,和我有彻夜长谈。此时,他对我的农村理论已抱全然支持的态度,因为见识了美国的现代化农业正是建立于土地私有和市场化的基础之上的。

  

   上海的生活,加深了我对中国城市化的理解

  

   李腾腾:您曾经在上海生活过,对上海有很多观察,能具体说一说有哪些具体的观察对您日后在城市化研究上起到帮助吗?也就是上海的发展如何体现在您对城市化的研究上?

   文贯中:我的幼年和青年时代都在上海生活与求学。我下乡前一直居住在淮海中路和淮海西路之间的一条小路上。小路原名姚主教路,后改名为天平路。以各色洋房和绿影婆娑的梧桐树而闻名远近的余庆路同天平路正好形成夹角,角尖则向北将淮海路分为淮海中路和淮海西路,并和淮海路路北的兴国路和武康路遥遥相望,形成对角。天平路本身横贯康平路,广元路,衡山路,终止于肇嘉浜路,而余庆路则横贯康平路,广元路,终止于衡山路。我们的新村叫国泰新村,位于最接近淮海路的一头,由横贯天平路和余庆路之间的许多平行弄堂组成。虽然天平路是新村进出的主要通道,但每条弄堂的另一头都有后门通向余庆路。闻名迩遐的宋庆龄故居,南洋模范中学,以及武康大楼离我们村仅几步之遥;离深藏不露,俗称‘康办’的市委大院也仅几步之遥。文革中以攻占康办大院为目标的“一月风暴”,便发生于此。

   1949年的春天,阿婆带我们三兄弟从台湾搭乘封航前的最后一班轮船回到上海,用五根金条作顶,匆匆搬入国泰新村。不料,原来仅作为暂时栖身之处的家,我们一住就是二十多年。当时村里主要以欧美人士为主,加上一些拥有混血儿的华洋合璧的家庭。记得幼年时,母亲经常用滴哩咕噜的语言和楼上的两户外国人交谈。不过村里的外国人后来陆续离开上海。赫鲁晓夫公开批判斯大林,并大赦白俄后,仅剩的一批东欧、俄国背景的外国人也于1957年一走了事。

   离我们村子不远的几条街区拥有很多深院大宅。我的同学中不乏住在附近花园洋房中的,因此我们幼年时常去疯玩。值得一提的是,现在闻名上海的老吉士饭店便发源于这个弄堂附近。

   全村有几十户人家,几百口人,住在由一排排的三层楼房构成的弄堂中,每排楼房有7到8个门洞。原来的设计是每个门洞一梯三户,一层一户,每户可通过室内楼梯独立进出。室内有厨房,浴室。厨房配有煤气灶,水斗,桌子和碗橱;浴室则配有浴缸,抽水马桶,以及洗脸池,并有俗称炮仗炉子的设备,只要有燃料可随时供应热水,可以奢侈地在家洗热水澡。后来燃料紧张,各家只能用铜吊烧热水,或到兴国路的老虎灶去,雇人挑两大桶热水到家,倒到大浴缸中,供全家轮流洗澡之用。

每户的主要面积则由一大一小的两间房间构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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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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