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可礼:三国时期《诗经》学者著述叙录及其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16 次 更新时间:2015-02-26 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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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可礼  

一、学者著述叙录

两汉时期,《诗经》主要有鲁、齐、韩、毛四家,这四家的学者和著述很多。三国时期(本文所指的三国时期,大致包括建安元年至西晋建立),四家《诗》的学者和著述绵延不绝。有些治《诗经》的学者,有明确记载。有些学者综治《五经》,他们有关《诗经》的著述,具体情况不明。这里根据我所阅读的史料,分两类分别叙录如下。三国时期的《诗经》学著述,全已亡佚。凡有佚文者,均予叙录。

(一)治《诗经》者

1.《毛诗》类

(1)《毛诗义问》十卷,刘桢撰,据《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一(以下简称《隋志》)。《旧唐书》卷四十六《经籍志》上(以下简称《旧唐志》)同,《新唐书》卷五十七《艺文志》一(以下简称《新唐志》)作《义问》十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经编?诗类》据虞世南《北堂书钞》、徐坚《初学记》、欧阳询《艺文类聚》、郦道元《水经注》、孔颖达《毛诗正义》和李昉等编撰《太平御览》等书辑为一卷,共12节。其中《国风》10节,《小雅》、《商颂》各1节。唐晏《两汉三国学案》卷六辑7节,其中“国贫兵役”1节,《玉函山房辑佚书》漏收。从今存佚文看,《毛诗义问》重在训释名物。刘桢字公干,东平人,魏丞相掾、太子文学,建安七子之一。传附《三国志》卷二十一《王粲传》。

(2)《毛诗》二十卷,王肃注,据《隋志》。《隋志》注:“梁有《毛诗》二十卷,郑玄、王肃合注,……亡。”关于“合注”,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云:“盖魏晋人取肃注次郑笺后,以便观览,非肃别有注也”。《旧唐志》未著录,《新唐志》作二十卷。《玉函山房辑佚书》据《毛诗正义》、陆德明《经典释文》、陈旸《乐书》、李樗、黄櫄《集解》、欧阳修《诗本义》、陆佃《埤雅》、王质《诗总闻》、《晋书?礼志》、《宋书?礼志》、《文选》李善注和刘恕《通鉴外纪》等书辑其佚文成四卷,总计313节。卷一为《毛诗?国风》,共96节。卷二为《毛诗?小雅》,共77节。卷三为《毛诗?大雅》,共81节。卷四为《毛诗?颂》,其中《周颂》29节,《鲁颂》13节,《商颂》17节,共59节。《三国志》卷十三《王朗传》附《王肃传》:王肃,字子雍,东海人,王朗之子。曾任散骑黄门侍郎、散骑常侍、领秘书监兼崇文观祭酒、广平太守、侍中、太常,最后迁中领军,加散骑常侍。王肃“年十八,从宋忠读《太玄》,而更为之解”。长于贾逵、马融之学,对郑玄之学多有讥驳。他“采会同异,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列于学官。其所论驳朝廷典制、郊祀、宗庙、丧纪、轻重,凡百馀篇”。死后,“门生縗絰者以百数”。

(3)《毛诗义驳》八卷,王肃撰,据《隋志》。《旧唐志》作《毛诗杂义驳》八卷,《新唐志》作《杂义驳》八卷。所谓“义驳”,指驳郑玄《毛诗笺》。《玉函山房辑佚书》据《毛诗正义》、余萧客《古经解钩沉》辑为一卷,共11节。其中《毛诗?国风》5节,《毛诗?小雅》3节,《毛诗?大雅》3节。

(4)《毛诗奏事》一卷,王肃撰,据《隋志》。《旧唐志》、《新唐志》均未著录。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云:此书“取郑氏之违失,条奏于朝,故题奏事也”。《玉函山房辑佚书》据《毛诗正义》辑为一卷,共4节。其中《小雅》1节,《大雅》3节。

(5)《毛诗问难》二卷,王肃撰,据《隋志》。《旧唐志》、《新唐志》同。此书大抵亦申张《毛诗》而驳难郑笺。《玉函山房辑佚书》据《毛诗正义》辑为一卷,共7节。其中《国风》5节,《小雅》2节。

(6)《毛诗音》,王肃撰。《经典释文》卷一《序录》:“为诗音者九人:郑玄、徐邈……王肃……。”姚振宗《三国艺文志》:“按《隋书?经籍志》云:梁有《毛诗音》十六卷,徐邈等撰,亡。王肃诗音当在此十六卷中。”

(7)《圣证论》十二卷,王肃撰,据《隋志》。《旧唐志》作十一卷,未明著者。《新唐志》作十一卷。此书涉及《尚书》、《诗经》、《周礼》、《仪礼》、《孝经》,集圣证论讥短郑玄。《玉函山房辑佚书?五经总论》辑为一卷,共四十馀节。附有马昭驳、孔晁答、张融评。其中据《北堂书钞》、《毛诗正义》和《经典释文》辑有关《毛诗》10节。10节中,含《国风》3节,《小雅》3节,《大雅》3节,《商颂》1节。

(8)《毛诗注》,卷数不明,孙叔然撰。《三国志?王肃传》:孙叔然(裴松之注:“按,叔然与晋武帝同名,故称其字。”此书,侯康《补三国艺文志》、姚振宗《三国艺文志》均题作“孙炎《毛诗注》”),乐安人。“受学郑玄之门,人称东州大儒。征为秘书监,不就。……作《周易》、《春秋例》、《毛诗》、《礼记》、《春秋三传》、《国语》、《尔雅》诸注,又注书十馀篇。”《三国艺文志》引《经义考》曰:“按,《访碑录》载:淄州长山县西南三十里长白山东有孙炎碑。碑阴有门徒姓名,系甘露五年立。惜今不可得见矣。”

(9)《毛诗驳》一卷,王基撰,残缺,据《隋志》。梁五卷。《旧唐志》、《新唐志》作五卷。《玉函山房辑佚书》辑为一卷,共15节。其中《国风》4节,《小雅》6节,《大雅》5节。王肃著诸经传解及论定朝仪,改变郑玄旧说,王基则依据郑玄之义,常与王肃抗衡。《三国志》卷二十七《王基传》:王基字伯舆,东莱曲城人。十七岁,入琅邪界游学。曾任荆州刺史,赐爵关内侯。在荆州,兼修学校。官至征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赠司空。

(10)(11)《毛诗答问驳谱》,合八卷,王基撰,据《隋志》。《旧唐志》、《新唐志》未著录。《答问》与《驳谱》当为两书,故《隋志》云“合八卷”。马国翰以为《驳谱》即《毛诗驳》。

(12)《毛诗义》四卷,刘璠撰,据《隋志》。《旧唐志》、《新唐志》未著录。刘璠,字里不详。《隋志》称其为魏秘书郎。

(13)《毛诗笺传是非》,刘璠撰,据《隋志》。《旧唐志》、《新唐志》未著录。此书梁代尚存。

(14)程遐治《毛诗》。《两汉三国学案》卷九:程遐,“诸暨人,魏尚书郎。游学京师,治《毛诗》、《尚书》、《左氏春秋》”。

(15)周元明治《毛诗》。《三国艺文志》录“陆玑毛诗草木鸟兽鱼虫疏二卷”一书云:“按书中引魏博士济阴周元明说,不知何人何书?”特录以备考。

以上为魏国,学者7人,著述15种。

(16)许慈治《毛诗》。《三国志》卷四十二《许慈传》:许慈字仁笃,南阳人。“师事刘熙,善郑氏学,治《易》、《尚书》、《三礼》、《毛诗》、《论语》。”建安时期,由交州入蜀。为博士,与孟光等典掌旧文,迁至大长秋。“子勋传其业,复为博士。”

(17)文立治《毛诗》。常璩《华阳国志》卷十一《后贤志》:“文立,字广休,巴郡临江人也。少游蜀太学,治《毛诗》、《三礼》,兼通群书。”蜀国时,任大将军东曹掾、尚书等。蜀亡后,任梁州别驾从事。西晋时,官至卫尉,为时名卿。“凡立章奏,集为十篇;诗赋论颂,亦数十篇。”

(18)司马胜之通《毛诗》。《华阳国志?后贤志》:“司马胜之,字兴先,广汉绵竹人也。学通《毛诗》,治《三礼》,清尚虚素,性澹不事荣利。”先后任蜀国尚书左选郎、秘书郎、散骑侍郎等。因病去职后,闲居清静,训化乡闾。

(19)常勗治《毛诗》。《华阳国志?后贤志》:常勗,字脩业,蜀郡江原人也。少年时,“安贫乐道,志笃坟典。治《毛诗》、《尚书》。涉治群籍,多所通览”。任蜀国尚书左选郎、郫令等。

(20)王化治《毛诗》。《华阳国志?后贤志》:王化字伯远,广汉郪人。治《毛诗》、《三礼》、《春秋公羊传》。任阆中令、朱提太守等。封关内侯。

(21)任熙治《毛诗》。《华阳国志?后贤志》:任熙字伯远,蜀郡成都人。世有德望。治《毛诗》、《京易》,博通《五经》。任南郑令,转梓潼令。太康时,征聘为官,以病辞谢。“好述作,诗诔论难皆粲艳。”

(22)常骞治《毛诗》。《华阳国志?后贤志》:常骞,字季慎,蜀郡江原人。“治《毛诗》、《三礼》,以清尚知名。”西晋时,任萍乡令、魏郡太守、新都内史等。

(23)李譔注《毛诗》。《三国志》卷四十二《李譔传》:李譔字钦仲,梓潼涪人。父李仁曾游荆州,从司马徽等受古学。李譔承传父业,又从尹默讲论义理,该览《五经》、诸子,博好技艺。始为州书佐、尚书令史。官至中散大夫、右中郎将。“著古文《易》、《尚书》、《毛诗》、《三礼》、《左氏传》、《太玄指归》,皆依准贾、马,异于郑玄。与王氏殊隔,初不见其所述,而意归多同。”侯康《补三国艺文志》、姚振宗《三国艺文志》均著录李譔《诗经》著述,题为《毛诗注》。

以上蜀国,学者8人,著述数目不详。

(24)《毛诗谱》三卷,徐整撰,据《隋志》。《旧唐志》、《新唐志》未著录。黄焯《经典释文汇校》第一引吴承仕《疏证》云:“《隋志》云:徐整撰。‘撰’谓为郑氏撰注也。”《经典释文?序录》注:徐整“字文操,豫章人,吴太常卿”。《序录》引徐整叙《毛诗》注解传述人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毛公为《诗》故训传于家,以授赵人小毛公。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以不在汉朝,故不列于学。”

(25)《毛诗谱畅》,徐整撰,据《经典释文?序录》注。《玉函山房辑佚书》据《经典释文》辑一节。

(26)《毛诗草木虫鱼疏》二卷。《隋志》著录,注云:“乌程令吴郡陆机撰”。陆机有作陆玑,非陆士衡。《经典释文?序录》:“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二卷。”注:陆玑“字元恪,吴郡人。吴太子中庶子、乌程(程,原缺,卢文弨据《隋志》补)令”。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一引钱大昕《潜研堂集》卷二十七《跋尔雅疏》单行本云:“此书引陆氏《草木疏》,其名皆从机,与今本异。考古书‘机”与‘玑’通,马、郑《尚书》‘璇玑’字皆作‘机’。”今存此《疏》二卷是后人从《毛诗正义》等书中辑出的。据《中国丛书综录》,此《疏》有《续百川学海》、《唐宋丛书》、《说郛》(宛委山堂本)、《四库全书》、《增订汉魏丛书》、《丛书集成初编》等本。《说郛》本卷四分上下卷,总计132节。卷上为草木疏,共79节;卷下为鸟兽鱼虫疏,共53节。

(27)《毛诗答杂问》七卷,韦昭、朱育等撰,据《隋志》。此书梁代尚存。《旧唐志》、《新唐志》作五卷,未注明作者。《玉函山房辑佚书》从《毛诗正义》、《经典释文》、丁度等撰《集韵》、《太平御览》、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艺文类聚》和《初学记》等书中辑为一卷,共12节,其中有《国风》6节,《小雅》1节,《大雅》3节,《周颂》、《鲁颂》各1节。11节中有韦辉光《毛诗问》1节、薛综答韦昭1节。《三国志》卷六十五《韦曜传》裴松之注:“曜本名昭,史为晋讳,改之。”韦昭字弘嗣,吴郡云阳人。少好学,能属文。为中书郎、博士祭酒,封高陵亭侯,迁中书仆射,职省,为侍中,常领左国史。撰《吴书》。《三国志》卷五十七《虞翻传》裴松之注引《会稽典录》:朱育,山阴人,少好奇字,学识广博,多通文艺。仕朝,常在台阁,为东观令,遥拜清河太守,加侍中。

(28)诸葛瑾治《毛诗》。《三国志》卷五十二《诸葛瑾传》:诸葛瑾字子瑜,琅邪阳都人。汉末避乱江东。任孙权长史、中司马、大将军、豫州牧等。裴松之注引《吴书》:诸葛瑾“少游京师,治《毛诗》、《尚书》、《左氏春秋》”。

(29)《毛诗答杂问》,薛综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毛诗答杂问》中引薛综答韦昭一节。《三国志》卷五十三《薛综传》及注引《吴录》:薛综字敬文,沛郡竹邑人。少年时避地交州,从刘熙学。明经学,善属文。任孙权五官中郎将,迁合浦、交阯太守,守谒者仆射。

(30)严畯善《诗经》。《三国志》卷五十三《严畯传》:严畯字曼才,彭城人。少好学,善《诗经》、《尚书》、《三礼》,又好《说文》。避乱江东,孙权以为骑都尉、从事中郎。为卫尉,使至蜀国,蜀相诸葛亮深善之。后任尚书令。“著《孝经传》、《潮水论》,又与裴玄、张承论管仲、季路,皆传于世。”严畯所善《诗经》是否为《毛诗》?待考,姑置于此。

以上为吴国。学者7人,著述5种。

2.韩诗类

(1)杜琼撰《韩诗章句》十馀万言。《三国志》卷四十二《杜琼传》:杜琼字伯瑜,蜀郡成都人。任刘备议曹从事。刘禅称帝,任谏议大夫、左中郎将、大鸿胪、太常。学业深入,“著《韩诗章句》十馀万言,不教诸子,内学无传业者”。除著《韩诗章句》外,亦通《春秋传》。

(2)何随治《韩诗》。《华阳国志?后贤志》:何随字季业,蜀郡人。“世有名德,征聘入官。随治《韩诗》、《欧阳尚书》,研精文纬,通星历。”州辟从事,任安汉令等。蜀亡去官,居贫躬耕。“著《谭言》十篇,论道德仁让。”“太康中,即家拜江阳太守。民思其政。年七十一卒。”

(3)濮阳闓治《韩诗》。濮阳闓,生平不详。其治《韩诗》见下条。

(4)张紘受《韩诗》。《三国志》卷五十三《张紘传》:张紘字子纲,广陵人。游学京都,后避难江东。任孙策正议校尉,孙权用为长史,著诗赋铭诔十馀篇。裴松之注引《吴书》:“紘入太学,事博士韩宗,治京氏《易》、欧阳《尚书》,又于外黄从濮阳闓受《韩诗》及《礼记》、《左氏春秋》。”“好文学,又善楷篆。”

以上共4人,其中蜀国、吴国各2人。

3.齐诗类

(1)张揖习《齐诗》。皮锡瑞《经学通论》二:“张揖,魏人,习《齐诗》。其《上林赋注》曰:‘《伐檀》,刺贤者不遇明王也。’其为《齐诗》之序明矣。”《三国艺文志》“张揖《广雅》三卷”一则引颜师古《汉书叙例》曰:“张揖字稚让,清河人。一云河间人。魏太和中为博士。”

4.综合类

隗禧讲齐韩鲁毛四家义。《三国志?王肃传》裴松之注引《魏略》:隗禧,京兆人。少年好学,初平时,避难客居荆州,诵习经书。曹操平定荆州,召署军谋掾,后为谯王郎中。鱼豢问其有关《诗经》学,他讲“齐、韩、鲁、毛四家义,不复执文,有如讽诵。又撰作诸经解数十万言,未及缮写而得聋,后数岁病亡也”。

5.其他

(1)宋均注《诗纬》。《隋志》:“《诗纬》十八卷,魏博士宋均注。梁十卷。”宋均其他事迹不详。张舜徽《郑学丛书?郑学传述考》云:“刘知几《孝经议》引宋均《诗纬序》有云:‘我先师北海郑司农。’则均确是郑氏传业弟子矣。《隋志》著录均之著述尚多,大抵皆《纬书》注。”

(二)兼治数经,其中当含《诗经》者

(1)(2)綦毋闓、宋衷撰《五经章句》。《三国志?刘表传》注引《英雄记》:刘表“使綦毋闓、宋忠等撰《五经章句》,谓之后定”。綦毋闓,生平未详。据王粲《荆州文学记官志》,綦母闓非荆州人,而是自远至荆州。关于宋衷:《三国志》卷六《刘表传》注引王粲《英雄记》作宋忠。卷四十二《尹默传》作宋仲子。王粲《荆州文学记官志》作宋衷。王葆玹说:“宋忠,字仲子。《三国志》的作者或抄写者避晋惠帝司马衷讳,改‘宋衷’为‘宋忠’。”[1](第176页)宋衷在荆州经学占有重要地位。《荆州文学记官志》载:宋衷在荆州任五业从事、文学。《三国志?尹默传》注:宋衷后在魏国,因其子与魏讽谋反被杀。尹默曾至荆州师从宋衷(详见下文尹默条)。又据《三国志》卷六十一《潘濬传》,潘濬弱冠在荆州曾从宋衷受学。在荆州从宋衷受学者,当有不少。《隋志》载:梁有宋衷著《周易》十卷,亡。

(3)司马徽通经学,在荆州授尹默古学(见下文尹默条)。《三国志》卷三十七《庞统传》及注引《襄阳记》:司马徽,颍川人,“清雅有知人之鉴”,有“水镜”之誉。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襄阳记》:“刘备访世事于司马德操。”(德操当为司马徽字)司马徽荐诸葛孔明、庞士元。卷四十八《孙皓传》注引《江表传》载:“初丹杨刁玄使蜀,得司马徽与刘廙论运命历数事。”据此,司马徽后当由荆州至蜀国。卷四十一《向朗传》:向朗,襄阳宜城人,荆州牧刘表以为临沮长,刘表卒,归刘备。向朗去蜀国长史后,潜心典籍,“手自校书,刊定谬误,积聚篇卷,于时最多。开门接宾,诱纳后进,但讲论古义,不干时政,以是见称”。注引《襄阳记》:“朗少师事司马德操。”据此推知,司马徽在荆州,当有不少师从者。

(4)周生烈历注经传。据《三国志?王肃传》及裴松之注。周生烈,敦煌人,魏初征士。“何晏《论语集解》有烈《义例》,馀所著述,见晋武帝《中经簿》。”所著经传,颇传于世。

(5)董遇历注经传。据《三国志?王肃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董遇字季直。建安初任黄门侍郎。黄初时,出为郡守。明帝时任侍中、大司农。初,董遇善治《老子》。又善《左氏传》。所注经传,颇传于世。

(6)杜宽论驳经传。《三国志》卷十六《杜畿传》注引《杜氏新书》:杜宽,字务叔,京兆杜陵人。“清虚玄静,敏而好古。以名臣门户,少长京师,而笃志博学,其意欲探赜索隐,由此显名,当涂之士多交焉。举孝廉,除郎中。年四十二而卒。经传之义,多所论驳,皆草创未就,惟删集《礼记》及《春秋左氏传》解,今存于世。”

(7)(8)(9)高堂隆、苏林、秦静授《五经》。《三国志》卷二十五《高堂隆传》:景初中,魏明帝以苏林、秦静等并老,恐无能传经艺者,乃诏科郎吏高才解经义者,从高堂隆、苏林、秦静,分受四经《三礼》,主者具为设课试之法。数年,高堂隆等皆卒,学者遂废。高堂隆字升平,泰山平阳人。建安十八年,任丞相军议掾。黄初中,为平原王傅。明帝时,为给侍中、博士、驸马都尉、散骑常侍,赐爵关内侯。后迁侍中、光禄勋。苏林为儒宗。《三国志》卷二十一《刘劭传》及注引《魏略》:苏林字孝友,陈留人。“博学,多通古今字指,凡诸书传文间危疑,林皆释之。建安中,为五官将文学,甚见礼待。黄初中,为博士给事中。”明帝时,任散骑常侍。“以老归第,国家每遣人就问之,数加赐遗。年八十馀卒。”秦静,明帝时为博士,据《高堂隆传》。生平未详。

(10)刘劭集《五经》。《三国志》卷二十一《刘劭传》:刘劭字孔才,广平邯郸人。建安时,任太子舍人、秘书郎。“黄初中,为尚书郎、散骑常侍。受诏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作《皇览》。明帝即位,出为陈留太守,敦崇教化,百姓称之。”迁散骑常侍。“正始中,执经讲学,赐爵关内侯。”长于著论属辞,作有《律略论》、《都官考课》、《说略》、《乐论》、《法论》、《人物志》、《赵都赋》等。

(11)任嘏诵究《五经》。《三国志》卷二十七《王昶传》注引《别传》:任嘏,乐安博昌人。曹操创业时,为临淄侯庶子、相国东曹属、尚书郎。文帝时为黄门侍郎,累迁东郡、赵郡、河东太守。“诵《五经》,皆究其义,兼包群言,无不综览。”“著书三十八篇,凡四万馀言。”《后汉书》卷三十五《郑玄传》及注:任嘏,字昭光,幼童时从郑玄学。

(12)郑玄门人撰《郑志》八篇。《后汉书》卷三十五《郑玄传》:“门人相与撰玄答诸弟子问《五经》,以《论语》作《郑志》八篇。”《隋志》录作《郑记》六卷,郑玄弟子撰。《旧唐志》作《郑记》六卷,校勘记:“局本题郑玄撰,其他本均不著撰人”。《新唐志》作《郑记》六卷,未著撰者。

(13)郑小同撰《郑志》十一卷,据《隋志》。《旧唐志》作九卷,校勘记:局本题郑玄撰,他本未著撰人。《新唐志》作九卷,未注撰人。据《三国志》卷四《高贵乡公纪》及注,郑小同为郑玄之孙,文帝时为郎中,封关内侯,为五更(“更”,一云应作“叟”),高贵乡公时任侍中,因执经亲授而受高贵乡公之赏赐。后为司马昭所害。郑小同“少有令质,学综六经,行著乡邑”。关于《郑志》,《三国艺文志》录遵义郑珍《郑学录》曰:“《郑志》,本传八篇,《隋志》十一卷,《唐志》九卷,后亡。国朝秘府有一本,分上中下三卷,不知何人辑录。武英殿聚珍版印行。乾隆间王复、武亿为注明原书出处,更加订正,又辑补遗一卷。按本传云:‘门人相与撰玄答诸弟子问《五经》,依《论语》作《郑志》八篇。’则此书明是郑门弟子所记。而《隋志》独云魏侍中郑小同撰者,考康成卒时,小同仅四五岁,安能记述祖时师弟问答?必是康成殁未久,诸弟子即各出所记,分《五经》类而萃之为志八卷。后来小同更有所得,增编为十一卷,自题己名,故《隋志》归之小同撰耳。”郑珍说可从。《四库全书》卷三十三《五经总义类》“《郑志》三卷、补遗一卷”一则下云:《郑志》三卷“为旧人所辑,非近时新编也,间有搜采未尽者,《诸经正义》及《魏书?礼志》、《南齐书?礼志》、《续汉书?郡国志注》、《艺文类聚》诸书所引,尚有36条。又《郑记》一书,亦久已散佚。今可以考见者,尚有《初学记》、《通典》、《太平御览》所引三条”。张舜徽《郑学丛书?郑学传述考》据今存《郑志》和《郑记》佚文等书,列郑玄亲炙弟子30人,再传弟子8人。其中多为经学学者。[2](第161-171页)

以上为魏国,有姓名者共12人。

(14)董扶兼通数经。董扶,广汉人。《三国志》卷三十一《刘二牧传》注引陈寿《益部耆旧传》:“董扶字茂安。少从师学,兼通数经,善欧阳《尚书》,又事聘士杨厚,究极图谶。遂至京师,游览太学,还家讲授,弟子自远而至。”灵帝时,任侍中,称为儒宗,受器重。后辞官,卒于家。

(15)谯周撰《五经论》。《三国志》四十二《谯周传》:谯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国人。其父醽治《尚书》,兼通诸经及图、纬。谯周好古述儒,研精《六经》,尤善书札。诸葛亮任益州牧,命谯周为劝学从事。刘禅时,为中散大夫,侍太子。后迁光禄大夫。谯周“以儒行见礼,时访大议,辄据经以对,而后生好事者亦咨问所疑焉”。蜀国多年无虞,有赖于谯周的谋划。西晋建立,至洛阳,任骑都尉。他“撰定《法训》、《五经论》、《古史考》(书)之属百馀篇”,又《隋志》著录谯周《五经然否论》五卷,不知是否即本传所载《五经论》?《玉函山房辑佚书?五经总类》辑《五经然否论》佚文为一卷,计23节,其中未涉及《诗经》。

(16)尹默通诸经史。《三国志》卷四十二《尹默传》:“尹默字思潜,梓潼涪人也。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自刘歆条例,郑众、贾逵父子、陈元(方)、服虔注说,咸略诵述,不复按本。”曾以《左氏传》授太子刘禅。

以上为蜀国,共3人。

(17)沈珩综经艺。《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权传》及注引《吴书》:沈珩字仲山,吴郡人,任孙权西曹掾。“少综经艺,尤善《春秋》内、外传。”

(18)程秉博通《五经》。《三国志》卷五十三《程秉传》:程秉字德枢,汝南南顿人。曾事郑玄,后避乱交州,与刘熙考论大义,遂博通《五经》。孙权闻其名儒,以为太子太傅、太常。“著《周易摘》、《尚书驳》、《论语弼》,凡三万馀言。”

(19)刘熙博通《五经》。有关博通《五经》事,见上文程秉条。“熙字成国,北海人。”[2](第167页)《隋志》著录刘熙撰有《释名》八卷。《三国志?许慈传》:许慈“师事刘熙,善郑氏学”。

以上为吴国,共3人。

二、七点启示

(一)东汉后期,汉代经学的弊病逐渐暴露,到东汉末年,由于政治的昏暗和社会的急剧动乱,汉代的经学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三国时期,战乱频仍,不少统治者重法术。但在这种情况下,还出现了众多的《诗经》学者和著述,这说明《诗经》作为一种元典文化,即使在战乱频仍时期,即使受到了其他思想的冲击,它仍保持着自己的生命力。有些著述常常笼统地说,三国时期经学式微。其实三国时期真正式微的主要是汉代对经学的某些阐释,特别是对汉代章句之学的厌弃,而作为先秦时期的经学元典,仍受到重视,仍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得到传播。三国时期出现了那么多的《诗经》学者和著述,就是一个证明。究其原因,至少有两点:一是经学的正统地位在汉代被确定之后,不断地被神圣化,使其成为一种有利于巩固封建制度的统治思想,形成了一种稳固的传统。三国尽管与两汉不同,但封建制度并没有改变,统治者需要它,以至出现了王肃把自己有关《毛诗》的著述“条奏于朝”这样的事情。这就决定了三国时期必然会承袭包括《诗经》在内的经学。二是《诗经》作为一种元典文化的载体,内容丰富,其中含有能为各个时代所能接受和认同的积极成分。这不仅反映在《诗经》著述方面,同时在诗文创作中也多有体现。

(二)《隋志》云:“《齐诗》,魏代已亡。”其实,从上面的叙录来看,三国时期,不只鲁、韩、毛三家《诗》都存在,都在流传,而且《齐诗》也存在,也在流传。不同的是,四家《诗》学者的数量相差很大。明确治《毛诗》者最多,共29人。其次是治《韩诗》者,有4人。治《齐诗》者1人。另有1人,涉及了四家。就著述来看,有关《毛诗》的占有绝对的优势。三国时期关于《诗经》的争论和驳难,也是围绕《毛诗》而展开的。汉代,在郑众、贾逵、马融、郑玄传注《毛诗》之前,齐、鲁、韩三家《诗》盛行,徒众很多。至平帝时,《毛诗》始立,其他三家衰退,《毛诗》居于主导地位。三国时期的《诗经》学,承袭了汉末的态势,《毛诗》进一步倡行,三家《诗》继续衰退,《毛诗》的主导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三)在汉代,《诗经》的传授,主要靠官学博士,其次是靠师法和家法。三国时期,博士失其官守,官学博士传授衰退。《三国志》卷十六《杜畿传》注引《魏略》:“黄初中,征拜博士。于时太学初立,有博士十馀人,学多褊狭,又不熟悉,略不亲近,备员而已。”看来,三国时期,由太学博士传授《诗经》已经是微不足道了。当时《诗经》的传授,主要有三种途径:1.靠各地学校传授。如上所述,刘表在他控制的荆州地区,“起立学校,博求儒术”,传授《五经》。其他如:王肃的《诗经》著述即列于学官;文立游蜀太学,治《毛诗》。2.家学传授,如:李譔治《毛诗》,深受其父李仁的沾溉,走的当是其父博学治经的路数。常骞家至少有两代以家学传授经学,其中包括《诗经》。第一代是常廓、常勗、常骞,第二代有常宽。《华阳国志?后贤志》载:常宽,常勗弟之子,父廓“以明经著称,早亡”,“宽阖门广学,治《毛诗》、《三礼》、《春秋》、《尚书》,尤耽意《大易》”。又如许慈治《毛诗》,其子许勋传其业。3.靠师法传播,如蜀国许慈师事刘熙,李仁到荆州从司马徽等受古学,“东州大儒”孙叔然向门徒传授郑学经学。

(四)就地区来看,三国时期《诗经》的研究和传播,大致可以曹操统一北方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在这两个时期,《诗经》尽管仍在各地传播,各地都有《诗经》的研究者,但很不平衡。前期的中心是荆州地区,后期的中心则移到魏国。三国初期,荆州是经学中心。重要的经学学者有綦毋闓、宋衷、司马徽等。这一中心的形成与刘表统辖荆州有直接的关系。《三国志?刘表传》:“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人也。少知名,号八俊。”注引谢承《后汉书》:“表受学于同郡王畅。”王畅精通经学。《后汉书》卷六十六《陈蕃传》载陈蕃云:“齐七政,训五典,臣不如议郎王畅。”经王畅的传授,刘表有深厚的经学根底,后又有经学著作,《隋志》著录刘表章句《周易》五卷,《汉荆州刺史刘表新定礼》一卷。东汉末年,荆州混乱。初平元年,刘表任荆州刺史后,陆续平定了荆州。此后,与北方的战乱相比,荆州相对安定,成了北方士人的避难之地。“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3](第2421页)当时“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4](第598页)。宋衷、綦毋闓、司马徽就是其中著名的代表。刘表对这些学士,能够妥善安排。“乃开立学官,博求儒士”[4](第212页)。《镇南碑》记载,刘表“又求遗书,写还新者,留其故本,于是古典比集,充于州闾”,使荆州成为收藏经学典籍的中心。宋衷等治《诗经》情况,未见记载,但其影响是肯定的。蜀地的尹默、李仁都曾远游荆州,从司马徽、宋衷等受古学。后来宋衷北上成为曹操属下,王肃曾从宋衷学习过《太玄》。荆州经学至少影响了蜀地和魏国的《诗经》学。[1](第173-184页)

汉代的经学,主要集中在北方的中原地区。东汉末期,以郑玄为代表的经学的影响和他的门徒也多是在北方。三国时期,曹魏承其馀绪,到后期,恢复了经学中心的地位。早在曹操统一北方的过程中,“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风”的荀彧即建议曹操“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论《六经》,刊定传记,存古今之学,除其烦重,以一圣真,并隆礼学渐敦教化,则王道两济”。[4](第317页)曹操接受了荀彧的建议,重“大才通儒”,致文人荟萃,其中有不少《诗经》学者。曹丕在《典论?自叙》中说自己“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他在《与吴质书》中也谈到与其他建安文人优游闲暇、高谈娱心时,常常是“妙思《六经》”。曹丕代汉称帝以后和他的后继者曹睿,继续注重经学,经学有所发展。曹操虽然重视法术,但经学一直是魏国基础教育的主要内容。《三国志》卷十八《钟会传》注引钟会为其母作传,记载母亲对自己的教育是:“年四岁授《孝经》,七岁诵《论语》,八岁诵《诗》,十岁诵《尚书》,十一诵《易》,十二诵《春秋左氏传》、《国语》,十三诵《周礼》、《礼记》,十四诵成侯《易记》,十五使入太学问四方奇文异训。”同蜀国和吴国相比,魏国《诗经》方面的学者较多,著述也较多,有不少著述流传的时间还很长,当与上述情况有联系。从《诗经》学者的数量来看,蜀国值得我们重视。蜀国治《毛诗》者9人,治《韩诗》者2人,其中杜琼的《韩诗章句》达十馀万言。这一现象的出现,可能与汉代的经学在蜀地一直没有受到大的冲击有关。上面叙录的蜀地的经学学者,多见于《华阳国志》。《华阳国志》是保留较全的、较早的蜀地地方志。现在我们能看到较多的蜀国的《诗经》学者,可能是与《华阳国志》的详细记载分不开的。但蜀与魏相比,其成就终逊一筹,这当与刘备特别是诸葛亮重法有关。在吴国的《诗经》学著述当中,影响比较大的是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此疏对《诗经》中的许多植物和动物的名称,作了考证解释,开《诗经》博物学之先。吴国尽管有陆玑的重要著述,但同魏和蜀相较,《诗经》学者和著述少一些。吴国统辖的地区,自汉代开始,经学就不如蜀地,更不像北方那样隆盛。加上孙权统治时期轻忽文教,不太重视经学,致使吴国的《诗经》学逊于魏国和蜀国。看来《诗经》学的发展状况,与原来的经学基础、社会的治乱、当权者的重视程度和整体文化氛围有密切的关系。

(五)三国时期的《诗经》学,在众多的学者和著述当中,王肃的著述相当突出,而且王肃的经学“皆立学官”,当时有“王学”之称。今存王肃有关《诗经》著述的佚文也远远超过其他学者。王肃的《诗经》学,在当时尽管也受到了郑玄门徒孙叔然和王基等人的挑战,但总的来看,他的《诗经》学在三国后期占有重要地位,其影响远过他人。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有新的见解。有关《诗经》方面的著述,在王肃之前,广为流传的是郑玄的《毛诗笺》。郑笺虽通古今,能博采,成就显著,但确有谬误。王肃开始也是学郑学的。今存王肃《圣证论》佚文载王肃曰“吾幼为郑学之时”,就是一个证明。但王肃并不迷信郑学。他解释《诗经》能“采会异同”、独立思考,纠正了郑笺的一些谬误,提出了新的见解。如他解说《大雅?生民》“厥初生民,实维姜嫄”句,就否定了郑玄圣人感天而生的迷信说法。有的论著认为,王肃有关《毛诗》的注疏“表现出抱残守缺的保守倾向”。从今存王肃的注疏来分析,上述见解值得商榷。二是有重要的社会政治地位。王肃之父王朗高才博雅,通经学,为魏国重臣,官至司空。王肃本人,不仅官运亨通,而且同司马氏是姻亲。《晋书》卷三十一《文明王皇后传》载:王肃的女儿元姬嫁司马昭,生武帝司马炎。“武帝受禅,尊为皇太后。”她“年八岁,诵诗、论”。她“《诗》、《书》是悦,礼籍是纪”。王肃前有其父王朗的地位和声誉,后因其女嫁司马昭而成为武帝的外公。这种特殊的社会政治地位当是促成他的经学从魏以至晋能“皆立学官”的重要原因。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位置文化”的影响很大,王肃的《诗经》学也说明了这一点。

(六)两汉、特别是东汉的《诗经》学,重章句,极为烦琐。《后汉书》卷三十五《郑玄传论》说:“汉兴,诸儒颇修艺文;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馀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到东汉末年,章句渐退,义理渐兴。古文经学从马融开始,吸收今文经学之长,重视经学义理的探索。经学大家郑玄在《戒子书》中谈自己治学宗旨是“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三国时期的《诗经》学,烦琐的章句虽未断绝,如蜀国的杜琼撰《韩诗》章句十馀万言,但总的趋势是“不崇章句”,汉末重义理这一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不少文人强调义理,对章句取批评态度。王粲《七释》云:“吾闻辞不必繁,以义为贵。”应劭《风俗通义序》云:“汉兴,儒者竞复比谊会意,为之章句,家有五六,皆析文便辞,弥以驰远。缀文之士,杂袭龙鳞,训注说难,转相陵高,积如丘山,可谓繁富者矣。”又徐干《中论?治学》说:“凡学者,大义为先,物名为后,大义举而物名从之。然鄙儒之博学也,务于物名,详于器械,矜于诂训,摘其章句,而不能统其大义之所极,以获先王之心,此无异乎女史诵《诗》、内竖传令也,故使学者劳思虑而不知道,费日月而无成功。”就三国时期的《诗经》学来看,重义理确实是一个突出的特点。前面提到,三国前期,刘表控制的荆州曾经是经学的中心。这一中心倡古文经学,重义理。这一点,《镇南碑》有所揭示:刘表“深悯末学远本离质,乃令诸儒改定《五经》章句,删铲浮辞,芟除烦重”,以“探微知几”。到了三国后期,重义理的特点更为明显。一个典型的例证是王肃。王肃遍注群经,多授门徒。他注释群经,深受荆州经学的沾溉,重古文经学,对《诗经》的诂训多着眼于义理,不少地方突破了烦琐章句的藩篱。

(七)三国时期的《诗经》学同两汉时期相比,尽管有继承,有扬弃,有新的进展,有自己的特点,特别是曹操和王粲等诗人的创作中成功地化用了《诗经》中一些作品,说明《诗经》蕴藏的文学意味在三国时期并没有完全被扼杀,但就大多数学者的视界来看,他们仍是把《诗经》看成是“经”。当时的《诗经》学基本上没有超出考据训诂和诗旨探讨这两方面。他们考据训诂、探讨诗旨,用的都是解经的路数和方法,还没有把《诗经》作为文学作品的“诗”来分析和鉴赏,没有从审美的角度去体悟《诗经》。许多学者认为,三国时期是我国文学开始自觉的时期,但是这种自觉,并没有进入《诗经》学这一领域。这很值得我们思考。这是否说明,《诗经》自汉代被尊定为经之后,就被拽出了文学的范围,被赋予了神圣的地位,被当作封建政治和道德教化服务的有力工具,诗情被神圣和工具淹没了。要撩开《诗经》神圣的面纱,不再把它作为为封建政治和道德服务的工具,从而还其本来的“诗”的面貌,露出诗歌的情感和诗歌的艺术,还有待于社会和文化多方面的大的变化,还要走一段漫长的路程。

【参考文献】

[1]王葆玹.今古文经学新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2]张舜徽.郑学丛书[M].济南:齐鲁书社,1984.

[3]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4]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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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济南)2003年02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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