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世功:乡村社会的司法实践:知识、技术与权力

——一起乡村民事调解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9 次 更新时间:2015-02-13 22: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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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乡村调解案:炕上开庭

   1996年11月18日,我们一行三人前往陕北衡山县的B镇调查当地的派出法庭。B镇座落在黄河无定河畔上,河的北岸是一望无际的沙漠,河的南岸就是我们来时经过的公路。在这快“法律不入之地”[1],随着近代以来国家政权的进入,正式的、可见的法律触角也深入到这里。80年代中期,县法庭在B镇正式设立了派出法庭,开始受理当地的民事等案件。

   我们赶到B镇时,刚好赶上B镇G庭长要到30里外的一个村子里办一起借贷纠纷案,被告是地处沙漠腹地的一个村庄农民W,10年前的从镇上信用社贷了200元的款,信用社几次托人捎话,见面追要,甚至上门催款,都没有结果,这次,用原告的话说,“要依法收贷”。为此,原告不仅租了一辆小面包车供办案使用,而且请派出所的民警也一同去“壮声势”以便顺利完成收贷。我们于是同行,快到村民W家时,G庭长与原告商量了一下,认为,办这个案子要有村支书的协助,于是我们的在村支书带领下来到村民W的家。

   进了村民W的家,我们没有脱鞋就上了炕,按理来说,上炕应当脱鞋,这是陕北人的习惯和规矩,因为陕北人看来,家里最洁净的地方首先是锅台,其次就是炕。

   但是,上炕脱鞋与其说是一种关于生活的科学性知识,其不如说是一套标识着人们长幼尊卑的社会身份的仪式或礼仪。它作为一种沟通手段,传达了一套被高度压缩了的有关社会关系安排和文化状况的信息和知识,同时它也传达了一套意义体系——其中有人们的目标、价值、关切、对未来的想象和对世界的解释。

   我们之所以说上炕脱鞋是一种仪式,就是由于这一小小的仪式事实上告诉我们什么样人是应当受到尊敬,什么样人却无法得到同样的礼遇,对那些应该受到尊敬的人给予应得的尊敬是如何塑造自己的形象和信誉的,而这样的形象和信誉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是如何影响到自己的生活等等。因此谁上炕脱鞋谁可以不脱鞋,炕上的人和炕下的人以及炕上的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这种关系背后所隐藏的一整套意义体系,就成为当地人所熟知的一套知识、习惯或规矩。在陕北人的观念中对谁上炕脱鞋,对谁炕上可以不脱鞋有着复杂的知识。一般说来,有几种人上炕可以不脱鞋,首先是年长者,尤其是辈分比较高且有威信的长者,其次是村民认为有身份和地位的人,比如干部和我们这些被他们想象为调查者的外地人等,此外还有可接受的陌生人,如匠人等。

   尽管有这么复杂的区分,但这种区别的意义首先在于确立起主人与客人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意味着相互之间有某种权利和义务。一旦经过脱鞋上炕这种仪式建立起主人和客人的社会关系,主人就有陪客人的最低任务,这种义务的增大体现在主人对你的招待的热情和隆重程度的增加,比如给客人烧水喝,或泡茶喝,或端上来爪子熟米之类的东西,或端来酒喝,最热情隆重的莫过于专门烧水作饭,尽管这时还不到吃饭的时候,我们算是村民W家最尊贵客人,没等我们坐定,主人就开始给我们烧水。不一会儿,蒙式的大碗茶就连同熟米一起端上来了。大家就像在自己家中一样,很自然地吃了起来,谁也没有推辞。我们的法律、我们的审判就是在这散发着浓郁的茶香和做饭香的陕北窑洞中,在这聊家常、叙闲事的一片温暖、祥和、融洽的气氛中运作的。

   案件并不复杂,[2]在此仅作一个最简单的介绍。争论首先发生在是否已还款的证据上,村民W认为他还了款,有村主任在场作证,但原告要求将还款凭据拿出来,而村民W无法拿出,便说是丢了。这一争执最后放了下来,有待查清。接下来就是讨论还款,原告和村支书对村民W进行教育、说服和诱导。在众人的说服下,村民W先向他人借了500元还给原告,但还短250元。这是除了说服教育,就是法律的强制和威胁了,G庭长对村民W加以利害分析和威胁,比如不还款的话要正式开庭判决而不是调解,还要加重处罚等等,同时大家特别强调这次是“依法收贷”,非解决不可。原告还批评了村民W对法律的错误认识。最后,支书将村民W领出窑洞,进行劝说。村民W只得又借钱去了。

   此时已是黄昏,按计划我们还要到另一个派出法庭,于是我们提前告辞了,因而不知道最后的结局。由于我们的介入,意外地给村民W施加了道德上的还款压力。对我们而言,重要的不是改变村民W的命运,尽管我们无法对此无动于衷,对此进行理论的解释或许是我们要承担的更大的责任。

  
二、“学来的知识”与“习得知识”:对“地方性知识”的检讨

   在《地方性知识》中,吉尔兹指出:“法律就是地方性知识;地方在此处不只是指空间、时间、阶级和各种问题,而且也指特色,即把对所发生的事件的本地认识与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本地想象联系在一起。这种认识和想象的复合体,以及隐含于对原则的形象化描述中的事件叙述,便是我所谓的法律认识。”事实上“对所发生的事件的本地认识”就我们所说的案件的“事实”,而“对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本地想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关于案件应当如何处理的“规则”或“规范”。因此,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法律,其核心就在于将这种“事实”与“规范”、“实然”与“应然”连接起来的“法律认识”,法律的“地方性”就是“法律认识”的地方性,据此,吉尔兹从比较的方法入手,分析了两种类型的地方性知识或法律认识,一种是西方传统中的法律认识,即将法律与事实区分开来,并用程序防止二者相互混淆,另一种是伊斯兰、印度传统中将法律与事实勾连起来,并用程序强化二者的关系,在吉尔兹的心目中,这一传统事实上包括所有非西方文化的国家。

   这样一种对地方性知识的二分法如果用来分析我们上面遇到的案例,尤其是原告和被告之间就是否还款的证据问题所发生的争执,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把法官和原告所持的法律认识归入西方传统的法律认识也许勉强可以,但是将被告村民W的法律认识归入哪一种类型呢?说村民W已具备了现代法律观念,明确地将法律规范与通过程序所发现的法律事实区分开来,无疑是对村民W怀有了过分的善意和不切实际的期望。村民W确实反复强调自己还款的愿望和自己贫困的事实,这些事实无疑带有规范的色彩,带有某种道德上的正当性,特别是他曾经突出证人村主任这一与众不同的特殊身份本身的规范力,强调事实本身的规范性。但要将他的法律认识归入非西方传统的法律认识,多少包含了浪漫的和诗意化的想象,毕竟村民W絮絮叨叨这么多与法律和法律所要求的证据毫不相干的事实、设想和愿望,恐怕仅仅是为了求得同情和谅解,以此作为抵制法律的策略,作用适用法律时予以考虑的情节,而不是为这些“事实”本身其有了免除其债务的规范力。面对吉尔兹的理论与我们上述案件形成的巨大的差异,我们暂且不考虑吉尔兹所采取的截然的二分法在方法论上可能面临的问题,也不考虑吉尔兹所描述的初民社会和宗教国家的法律认识与传统中国法律认识之间的可能差异,就这个案件而言,法官和原告与被告村民W之间的关于法律知识的差异不在于法律与事实是相区分的还是相混淆的,而在于“事实”本身的差异,正是在这种事实的差异之上,构筑了法律知识的差异。

   我们的司法原则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但什么是“事实”呢?村民W说他还了营业所的200块钱,我们也确信他在某个春天,当着村主任的面,口袋里少了200块钱,而这200块钱可能被银行的某个职员拿走了,这是不是还款事实?也许包括法官和原告在内,都相信这“就发生在那儿”,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尽管如此,这样一个发生在那儿的“客观事实”并不能从免除他们还信用社贷款的责任,因为这样的事实不能成为与法律规范发生联系的事实,也就是说,“在那儿发生的”“客观事实”并不等于法律规范所认可的“法律事实”,法律所关心的不是是否真的“在那儿”发生了这一事实,而是“在那儿发生”的事实是否转化为法律所认可的证据,[3]转化为一张抽象的、用文字图表记载的、有红色图章证明的凭据,这就是“法律事实”——证据。因此,法官和原告所具有的法律知识与村民W具有的法律知识之间的差别不在于规范是否与事实区分,而在于规范赖以成立的“事实”是以抽象化的方式存在着还是以具体化的方式存在着。对于村民W而言,给营业所还款项这个事实是以具体化的方式存在着,它与那个“桃花盛开的春天”密不可分。与他和当时的所有知情人的言谈举止密不可分,一句话,与他们自己的身体,包括肉体、记忆和想象、密不可分,他们所认可的事实是“生活世界”中的事实。是“肉体化了的生活事实”,他们无法在生活世界之上再建构一个“逻辑世界”,因此对抽象化的“法律事实”即使理解其意义也可能漠不关心,而且现代法律和法律知识正是基于这种生活世界的抽象化,正是通过程序规则建构一个“逻辑世界”,才使的法律规则得以适用。

   无疑,法官和村民W对法律事实有不同的看法,这种不同体现在对法律规范的不同认识上,他们二人都认为贷款是应当要还的,但他们对法律规范赖以成立的依据却有不同的认识,法官和原告认为贷款要还基于国家正式颁布的《民法通则》,他们追款的合法性理由是“依法收贷”;而村民W对这种“依法收贷”合法性认可并不是基于对国家法的理性认识,而是基于一种下意识的习惯,基于对“骨头差事”这样的一种传统社会中高度凝练化的俗语的认同,基于对“公款要还”的这种社会主义新传统所灌输的“公家”意识的认同。这种对规范之应当的不同想象与上述两种不同的事实观联系在一起,形成两种不同法律观或法律知识。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法官所拥有的法律知识是一套由学理的逻辑所建构的,由正式的法律规则所承担的,由国家的权力赋予其权威性和合法性,并通过法律教育这种正式的知识灌输体系从书本上“学来的”一套知识。而与此相反,村民W所拥有的法律知识是由生产实践的逻辑所支持的,由肉体化了的日常行为习惯所承载的,由传统赋于其权威性和合法性的,并通过日常的生活实践所“习得的”一套知识。

这样一种对法律知识的划分至少应该避免两种可能的误解,其一就是将这两种知识简单地对应于韦伯所谓的“形式理性法”和“形式非理性法”。韦伯在区分这两种法律时,用了“系统化”、“逻辑抽象性”和“一般性”这样的概念来界定“合理性”,其核心在于核心法律规则是否可以被一般性地普遍适用,法律后果是否可以预测。换句话说,依照法律可以以逻辑的方式精确地计算某一事实的法律后果,则这样的法律就符合形式理性,否则就是形式非理性。[4]就我们所分析的案例而言,我们很难说村民W所拥有的法律规范知识是无法一般化的,也很难说其法律后面是不可预测的和不可计算的。事实上,就像我们在前面详细讨论陕北人关于上炕脱鞋的仪式中所体现的复杂而精确的知识那样,他们对于法律或规范、对什么是应当的、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可耻的,也有一套复杂而准确的知识。村民W贷款十年不还并不是没钱,而是从实践经验中,特别是农村改革导致国家权力比此前相对弱化的经验中,体会到这样一套知识:公家是可以抵赖的,正如调解过程中村民所言“有了你拿走,没了我就准备抗着过,你还把我怎么办,”“现在社会上流传这些种说法,银行的贷款到97年社会乱了,国家不要了,老年人和讲迷信的人都这些谣传。”而且在该案中,村民W一面反复阐述自己还有还款的愿望,但另一方面却并不是积极还款,而是想方设法求得谅解和拖延。这种在我们看来对社会和国家的荒谬知识,这种案件中看似逻辑上矛盾的表演,事实上被他自己另一套生活实践的知识和逻辑所支配着,在他们看来,贷款不拖延才是可笑的,想方设法脱到最后才是明智的,同时这种表面上或逻辑上的矛盾的表演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这样一种对法律知识的区分并不是要否定韦伯对形式理性法和形式非理性法的的区分,毋宁说是让我们意识到这两种区分方式本身的不同。韦伯对法律的划分是就法律制度和法律知识本身来划分的,是一种知识论式的划分,而我是在知识与知识拥有者之关系的意义上划分法律知识的,是一种知识社会学识划分,对村民而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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