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峰:明清以来晋水流域之水案与乡村社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6 次 更新时间:2020-12-02 08:47:23

进入专题: 晋水流域   水案   乡村社会   社会运行  

张俊峰  

   摘    要:

   本文以明清以来晋水流域大量水案为线索 , 探讨了国家与地方社会各方力量对乡村水权控制与争夺过程中的互动关系 , 进而提出了晋水流域以水为中心的社会运行模式。

   关键词:晋水流域; 水案; 乡村社会; 社会运行;

  

   地处内陆的山西省是我国北方水资源相当缺乏的省份之一。据山西省水利厅所作的统计, 全今全省仍有22个县份150万人口存在日常生活饮水的困难。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山西早灾频频, 连续的大早使山西南北各地农业人幅减产歉收;汾河作为省境内第一大河, 来水量骤减, 即使在丰水季节也常常是河断水枯, 无水可引;省会太原更是严重缺水, 限量供水已严重影响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著名的晋祠难老泉和兰村烈石寒泉水量骤减, 几于干涸;一些地区为生活和农业灌溉用水时冲外突发生。水资源匮乏下的山西乡村正面临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

   关注现实使我们不得不回首历史。事实上, 白明清以来, 由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日益恶化, 山西各地尤其是汾河流域及其支流泉涧所在的农村社区爆发了数目集中、规模庞大、影响巨大而深远的水事纠纷和水权讼案, 我们将八统称为“水案”。水案是明清以来山西乡村礼会所面临的最人的社会问题之一。1本文将以晋水流域水案为线索, 探讨国家与地方社会各种力最对乡村水权控制争夺过程中的互动关系, 进而试图提出晋水流域以水为中心的社会运行模式。

   本文资料主要包括地方文献和田野调查所得口述资料两部分。除清代以来各类地方志外, 当地文人刘人鹏所撰《晋祠志》及首次发现的《晋水志》极具史料价值。在多次的田野凋查中, 我们也发现了一些碑刻、实物、家谱等资料, 尤其是当地老人的口述资料, 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证。我们深切地感受到, 田野凋查是社会史研究, 尤其是区域礼会史研究中应当高度重视的问题。

  

   一、晋水流域的基本情况

   晋水乃汾水之支流, 《汉书•地理志》谓“晋阳晋水所出东入汾”, 其源头即是著名的晋祠。刘人鹏在《晋水志》中谈到其具体位置:

   “晋祠在悬瓮山麓而晋水之源发于祠下, 其泉不一。水最旺者曰难老泉, 若善牙, J泉之水微细无多, 极旺不及难老泉三十分之一, 至圣母殿前鱼沼之水则又次之”。

   “晋水始出之处, 难老泉、善利泉、鱼沼泉是也”2。

   至于晋水流域的范围, 《晋水志》中有这样的描述:“晋水行达之处, 小者暗溪八角池玉带河, 大者北河南河, 陆堡河是也”;“泉出之处, 瓮石为塘, 分南北渎。又分为四河, 溉田丹三万亩有奇。沾其泽者, 丹三十余村庄。流灌垂邑之半, 东南会于汾”3。由此可知, 晋水流域指的是晋水流出发源地分水后四河各白覆盖到的区域。从资料中来看, 这一区域共计三十余村庄。见下表:

   晋水四河灌溉村庄表

  

   此外, 南河下河末梢的新庄村以及作为四河退水的清水河畔的濠荒村、野场村虽无水例却能沾得晋水灌溉之利, 因而将其也归入晋水流域。这样, 晋水可流及的村庄总共为36个。

   晋水流域诸村背靠西山九峪, 东濒汾水, 依山傍水, 分布于山水之间。往西群山耸立, 白南而北依次有苇谷山、蚕石山、尖山、象山、悬瓮山、天龙山、龙山、卧虎山、太山、蒙山等, 众山皆儿东北西南走向。群山结合部也因此形成九条大致呈东西走向的山峪, 俗称九峪, 白南而北罕线形排列。其中, 柳子峪、马坊峪、明仉山谷、风峪四峪正对着晋水流域村落。每逢雨季, 山水白高处奔腾而下, 携石带沙, 经晋水流域后汇入汾河。往东汾河自北而南擦着本流域边缘地带流过, 利害交相而至。

   晋水流域有着悠久的水利发展史, 据史料记载:

   “太原水利自汉元初三年春正月甲戌修理太原旧沟渠, 溉灌官私田。郦道元水经注所谓因智伯遏晋水灌晋阳之遗迹而蓄以为沼者也。其渎乘高, 东注于晋阳城以灌溉, 东南出城, 注于汾水。至宋时知县陈知白分引晋水教民灌溉而利斯溥焉, 公乘良弼作记美之。神宗八年七月, 太原草泽史守一修晋祠水利溉田六百余顷。明冀宁道苏君立水利禁例而其法始密。国朝以来屡加修葺, 申明条例, 则利愈溥而法愈密矣。”4

   由于有着充沛的水源和发达的渠灌系统以及严密的水利规约, 使得农业尤其是水稻种植长期以来就是木地最为发达且颇具特色的传统产业。“晋省山多而水少且水性湍急, 稻田尤非所官。惟原邑稻田差多而他禾亦冈之并溉焉”5, 其中“稻田”即是指晋水流域的水稻种植。晋水流域种植水稻自古以来就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从宋神宗八年有关晋祠灌溉地亩数的最高记录“六百余顷”来看, 其人多为稻田, 可见晋水流域稻田种植之广, 关系一邑民生之重。除稻田外, 晋水流域之田地还有三种类型。“其田分为四等, 曰稻田;曰藕田, 即水田也;曰蓝田;曰禾田, 俗呼门地也。”6

   本区域农业之外的其他传统产业包括水磨加下业和草纸业。在晋水流域诸河利用水磨加工粮食与农田灌溉一样具有悠久的发展史。水磨大约形成于宋嘉佑五年 (1037年) 南北河分水之时。据刘大鹏《晋祠志》记载, 直至光绪末年, 晋祠正常生产的水磨共74盘, 其中北河20盘, 中河28盘, 南河11盘, 陆堡河15盘。水磨由木轮和两石盘组成, 上石盘固定, 悬挂在空叫, 上有一眼为粮食的加丁入口;下石盘与木轮连在一起转动。由于晋水水量充沛, 利用流水速度和势差冲击木轮旋转, 再由木轮带动石盘转动, 两石盘通过磨擦挤压, 把粮食粉碎, 形成各种粮食制品。7至于水磨的生产能力, “北河水磨共二十盘, 每盘一日磨粟一二石至三四石”8。由于晋祠磨坊业发达, 甚至影响太原的粮面价格, 利益颇厚。晋水南河王郭村73岁的闫慧说:“水磨都是有钱人家的”。该村75岁的任海生老人提到过去本村一位外号“残相公”的下姓财土, 拥有三盘磨, 九百亩土地, 得意地宣称“三盘连夜转, 九顷不靠天”, 就是说即使在人旱之年, 依靠水磨的转动, 仍能获得丰厚的利润:即使老天不下雨, 他家的田靠晋祠水也能千收。9晋祠风俗, 富者以有水磨为美产, 商人以守水磨为良业, 昔日商贾林立, 车水马龙, 水磨旋转, 市场繁荣, 晋祠遂成为米面交易中心。每天都有一批送面队伍到晋阳城和清源等地, 河东刘家堡、北格等村的粮食多运到晋祠加工。西山煤矿众多, 拖煤用大量青壮年, 是粮食和米面的主要消费区。10正因为如此, 晋水流域水磨业得以长盛不衰。由于水磨的大量存在, 对水量的需求也相当大 (水磨要靠水流流速和势差产生的动力才能转动, 因而水磨的位置选择通常也很挑剔) , 这样在水磨业与农业灌溉之间就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

   草纸业虽不似水磨业一样普遍, 却也是晋水流域颇具特色的传统行业。晋水流域赤桥、纸房等村草纸业发达, 从业者甚众。在赤桥村从事农业者十分之一二, 十分之七八以制造草纸维持生计。“赤桥村数十百家均赖造纸为生, 一日无水则生计有碍。每岁春秋二季, 决水挑河, 赤桥水涸, 村人均诣石塘洗纸, 返造成纸易金钱, 以养身家”11。直至上世纪三十年代, 赤桥村造纸广数仍占全村广数的61.4%, 纸房也占到47.73%。12草纸业起于何时虽无从考证, 但在光绪时就有“历年久远”的记载, 说明已兴起很久了。草纸业以稻楷和麦稍为原料, 制作工艺大致可分为蒸、碾、打洗、抄、洒五个程序, 其中用清流的活水反复洗涤石灰质是制作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草纸虽需水无多, 且不妨碍灌溉用水, 但因水权归属问题, 也多与其他用水者起争端。

   总而言之, 水利在晋水流域农村社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正是因为水利, 才有水稻这一主要粮食作物, 它不仅是当地主要的农产品, 而且因其量大质优而远销邻省, “晋祠大米”因此远近闻名。水磨业和草纸业也因晋水而成为当地主要的产业。正所谓“上善若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另一方面, 正是因为水利, 随着明清以来人口压力的日渐加重, 水资源的紧张也开始凸现, 国家与地方社会各种力景对水权的控制和争夺也日趋激烈, 由此导致的便是频仍不断的水案。

  

   二、晋水流域的水案

   明中叶以来, 晋水流域的水事冲突和水权讼案日益增加。乡村社会不同利益体以水权为中心, 围绕水利秩序的维持与重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整个晋水流域也随之卷入。由此国家与地方社会各种力景之间也开始了真正的较量。有关这一时期水案的数目, 《晋水志》中记载为19起13, 笔者根据《晋祠志》和碑刻资料共收集到20通水利碑文, 记载了晋水志中的提到的15起。在所有15起水案中, 最早的发生在明嘉靖二十二年 (1543年) , 最晚的则出现在光绪二十八年 (1902年) 。其中, 明代2起, 清雍正间2起, 乾隆间3起, 道光间4起, 光绪间4起。由此可以看出水案的基本脉络:自明代后期开始发生, 至清代连续出现, 并日渐增多起来, 贯穿于整个清代。恰如刘氏所描绘的那样:“管水者乘间舞弊, 用水者行贿紊规。彼绌此优, 衅端频启, 雀鼠相争, 经年累月, 甚且酿成命案”14。

   晋水流域村庄间的用水冲突根据水系的不同可分作:同河村庄间与异河村庄间两种。前者土要围绕水程分配问题展开。最典型者莫过于北河边缘村庄金胜、董茹与, 小心村庄花塔、古城营之间发生在明清两代的两次水程争端。发生在明万历十三年的这次水案中, 金、董二村由于水量不足提出恢复早些年在水系小执行过的旧水规, 希望多得一些水程。久享优厚水利条件的花塔、蛮城营当仁不让, 坚持现状, 不愿恢复旧规。围绕旧口水利秩序的恢复与否这一问题双方屡讼不休, 最终在这一回合的较国量中边缘村庄败下阵来。乾隆四年, 金、董二村为争取春秋水例与花塔村人兴水讼, 其实质是争夺用水权。这一次金、董二村依靠官府的介入, 依据“水利均沾”的原则获得了部分水权, 二村在此次较量中获得了胜利15。两次不同结局的水案反映了晋水流域社会对水权的拉锯争夺是何等激烈。

   异河村庄间则主要围绕买卖水权, 利益分配问题展开。以清道光年间的两起水案为例。道光初年, 赤桥村劣绅王良, 网罗党羽, 勾结古城营渠长某, 于每年除夕前, 将北河下河本属小站营之水, 卖与古城营, “岁得古城营水钱数十百千, 古城营渠长亦借此渔利”。小站营渠长畏其威名, 未敢阻止, 遂连续霸卖年水达十数年之久, 至同治初年王良死后, 其党羽仍欲继续借此渔利, 被讼至官府后, 才终止其霸水、卖水的行径16;道光二十五年工郭村渠长刘煜因嫉恨晋祠总河渠长杜桀卖其二堰水与索村, 得钱肥己, 其不得分享, 遂串通伊叔刘邦彦率领锹夫数百名, 各带兵器, 中有火铳数十杆。张村渠甲人等在后跟随者亦众。至晋祠南门外白衣庵大骂杜桀, 专事行凶, 声势汹汹, 十分可畏。镇人魏景德挺身而出, 理劝拦解。刘煜手持钩镰, 创伤景德头顶腰手, 当即倒地。杜桀闻知, 纠众堵御。煜因景德伤重, 逃命中堡恒和粮店。桀寻获, 命水甲殴打, 煜被伤亦重。到县堂讯, 将殴煜之水甲四名, 各管五十释放, 桀与煜俱监禁, 久乃开释17。

上述两种类型的冲突发生在农业用水者之间。此外, 在本流域农业用水者与其他产业用水者之间围绕水的使用也是冲突不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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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03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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