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高年 边思羽:《诗经》中所见的政治观念

——以《诗经》政治美刺诗、战争诗、宴饮诗为考察中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6 次 更新时间:2015-02-09 21:2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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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高年   边思羽  

   周代是我国宗法制社会形成时期,也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在继承中产生重大变革的时期,由此产生的周人的政治观念也在《诗经》中有着多方面的体现,通过对《诗经》政治美刺诗、战争诗、宴饮诗的深入解读,我们可以清晰地探析出那个时代人们以德配天、敬天保民、尊贤重才、忠君爱国、厌战、礼乐致和等政治观念。

   一、《诗经》政治美刺诗中所见之政治观念

   政治美刺诗是《诗经》中的一个重要类别,具体可分为政治颂美诗与政治怨刺诗两类。这两类诗基本存于《诗经》二雅之中,都出于周代社会的卿士大夫之手。雅诗中那些赞美为政者美德的诗篇就属于政治颂美诗,但不包括宗庙祭歌的颂诗。这类诗歌形成于西周初、中期,产生在宗周建国、领主封建制形成、封建礼制与道德确立与完备的历史条件下。如《大雅》中的《假乐》、《泂酌》、《卷阿》、《韩奕》,《小雅》中的《天保》、《南山有台》、《庭燎》、《裳裳者华》、《采菽》等。而政治怨刺诗主要产生于“王道衰”、“周室大坏”的西周中叶以后,特别是西周末年到平王东迁的时期。《大雅》中的《民劳》、《板》、《荡》、《抑》、《桑柔》、《瞻印》、《召旻》;《小雅》中的《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小弁》、《巧言》、《巷伯》等都属于这一类作品。政治美刺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人们的政治观念。

   1.以德配天

   商周之际,为了解释周代商政权的合法性,产生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观念,在此基础上周公又提出了“以德配天”的重要政治观念。“以德配天”观念的提出,来源于对殷商“有命在天”的天命观的怀疑和改造,旨在为周代商政权的合法性寻找根据,开启了神权政治观向道德政治观的转变。殷王认为自己“有命在天”,而天命是上帝决定的,是永远不能改变的,所以竭力侍奉上帝与祖先神祇。西周统治者通过总结商纣王暴政亡国的教训,认识到“为政以德”的重要性,并用“德治”的理念改造夏、商传统的“君权神授”的思想,建立起“以德配天”的指导思想。西周时期的天命观明显地赋予神即周人的“天”,以“敬德”的道德属性。“以德配天”的“天”,指天命、天道,引申为自然规律。“德”是沟通天地、人神的媒介,天命的重要特质在于“德”。在西周统治者看来,上天选择人间君主的标准,是“为政以德”。人间君主意欲获得上天的支持眷顾,首要条件是修养道德。上天以道德约束统治者的私欲。唯有“敬德”、“明德”的君主,才符合天命与天道的要求,才能获得上天的护佑,才能求得王朝统治的长治久安。即通过“敬德”、“明德”的途径,达到“永命”的目的。一旦统治者“失德”,也会失去上天的庇佑,新的有德者应运而生,即可取而代之。因此,作为君临天下的统治者应该“以德配天”。这就使“人”的主体地位得到上升,“以德配天”的政治观念的确立,使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具有了人本主义色彩。

   周代兴起的这一政治观念在《诗经》美刺诗中也有着明晰的反映。政治颂美诗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周代贵族人物的道德与仪容之美的颂赞。如《大雅•假乐》:

   假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千禄百福,子孙千亿。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旧章。

   威仪抑抑,德音秩秩。无怨无恶,率由群匹。受福无疆,四方之纲。

   之纲之纪,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堲。

   《毛诗序》以为:“《假乐》,嘉成王也。”诗中既对周成王的内在美质进行了颂扬,又赞美了它的外在仪容。其诗一章言成王有美好的德性,百姓、贵族都能得到安抚,于是上天护佑,得到了福禄;二章言成王因着上天的福禄而子孙众多,并且他神态肃穆、仪表堂堂,没有过错,不犯糊涂,一切遵循先王的典章制度;三章言成王仪容举止庄美,政教法令有条不紊,他没有私怨私恶,率领众贤治国,成为天下的统领;四章言朝中群臣恪尽职守,对成王充满热爱,庶民百姓也因成王的荫庇能够安居乐业。全诗一再歌颂着成王的德行与仪容。并且在周人看来,仪容之美也是内在德性的外化,具有美好仪容也是内怀德性的表现。“道德之美”是统治者治国的基础,也是卿士大夫们从政的基本条件。传为尹吉甫所作的《大雅•蒸民》中也塑造了一位德性完美、勤于王事的周室重臣仲山甫的形象。拥有美好德行的君子可以成为“邦家之基”,正因为周人“以德配天”的政治观念,认为道德是立国的基础,所以《诗经》中的政治颂美诗首先歌颂君子的道德之美,也就成为必然现象。

   但到东、西周交替之际,统治黑暗,社会混乱衰变,王朝制度败坏,国力式微,《诗经》政治怨刺诗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其作者也与政治颂美诗一样属于贵族阶层中的“公卿列士”,但由于时代条件的变化,他们作诗的目的由颂美转为讽喻、怨刺。他们面对王道的废弛、统治者道德的败坏内心充满苦痛,他们对社会上的腐朽现象用诗歌的形式进行口诛笔伐。因此,政治怨刺诗从侧面反映出了周人固有的“以德配天”的政治观念。《大雅》中的《板》、《荡》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板》是诗人借批评同僚为名来劝告周厉王的诗。《毛诗序》云:“《板》,凡伯刺厉王也。”其诗第七章:“价人维藩,大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无俾城坏,无独斯畏。”诗人告诉厉王为政之方,要正确认识天子与群臣诸侯之间的关系,要把他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而团结的根本就在于“怀德维宁”,否则,就会自毁城墙。《荡》是诗人哀悼厉王无道,周室将亡,写给周王的谏诗,作者在行谏时采取托古讽今的手法,藉周文王指责商纣王因“失德”而亡国的口气,而告诫厉王“殷谏不远,在夏后之世”,劝告厉王要守礼修德。《毛诗序》:“《荡》,召穆王伤周室大坏也。厉王无道,天下荡荡然无纲纪文章,故作是诗也。”诗中言:“不明尔德,时无背无侧。尔德不明,以无陪无卿。”也告诫厉王,君若失德,将忠奸不分,最终国将难保。这些诗中对“德”的强调都是周人“以德配天”政治观念在特殊时期的另一种形式的凸现。

   同时,在政治怨刺诗中,诗人不但表现出忧国忧民的情怀,也表现出守礼修德的自觉意识。这种守礼修德的自觉意识,表现为他们的诗作中对“礼”的笃信并恪守“德”的规范。他们把它视为政治准则,“既用以自律又以之律他,要求包括国君大臣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都要依此而行”①。政治怨刺诗人反复高吟如果当政者不能秉德为政,就会天怒人怨,就会天命逆转。

   2.敬天保民

   从以上内容可见同殷人一样,周人对“天”依旧无限尊崇,在西周的社会思想中,天是一切合法性的终极根据,也是一切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根源。所不同的是,在周人观念中“人”的因素得到了显著上升,德作为君主的品质和能力,既是敬仰天命的本质要求,也是君临下民的内在需求。天与德是王朝盛衰、社会治乱的深层背景。而周人所尚之“德”的内容大致包括:保民、用贤、无为、伦理、宽容、勤政、修养等。②其核心内容是“保民”。

   早在武王伐纣时,周统治者已经看到了民心向背对于王朝统治的兴衰治乱有着唇亡齿寒的重要作用。《史记•周本纪》讲到武王远征商纣,纣王也发兵七十万抵抗,“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③民心向背的巨大作用在周代商的变革中鲜明体现出来。于是,西周统治者反复强调要保民,周公指出,“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④,要想万世统治天下,子孙后辈必须世世代代保民、养民。把天命引向了人事,在天命的旗帜下说明了民众在朝代更替、政治兴亡中的作用。“保民”既是“德”的体现,也是“天”的要求,促成保民的现实因素——民心向背,仍然被周人归结为天意的要求与体现。这使周人的“天命”与“人事”息息相通,天帝之所以不断地变换着“成命”,乃是为着生民的福祚。道德规范是有人格意志的“天”为“保民”而赋予人间的。人遵从道德规范,上天就会赏赐于人,否则,就会降罪于人。因而,帝王的行动必须以天、民的意愿为指针。使得“敬天”与“保民”获得了理念上的统一。“是否真正的‘敬天’,是看其‘保民’与否,‘保民’即是‘敬天’,‘敬天’必须‘保民’。人世权力的最高宗旨乃是‘为天养民’。”⑤这就使“敬天保民”成为有周一代的重要政治观念。

   《诗经》美刺诗中多有对“敬天保民”之君的由衷赞叹,亦有不少对违背天道人理之君的讽刺与唾弃。《大雅•泂酌》就是歌颂统治者能得民心的诗: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餴饎。岂弟君子,民之父母。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罍。岂弟君子,民之攸归。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溉。岂弟君子,民之攸堲。

   诗中所赞君子,深得民心,诗人以“撷取”为兴句,其兴意在于,以水在生活中的重要,象征君子“为民父母”,在百姓心目中的崇高。而在宗周倾圮,国势岌岌可危时,“敬天保民”的政治观念又以另一种形式显示在《诗经》怨刺诗中,诗人多以讽喻、规谏的口吻告诫当政者要敬从天意、安国保民。《大雅•民劳》一诗是劝告厉王安民防奸的诗:

   民以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无纵诡随,以谨无民。式遏寇虐,僭不畏明。柔远能迩,以定我王。

   民以劳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国,以为民逑。无纵诡随,以谨惛怓。式遏寇虐,无俾民忧。无弃尔劳,以为王休。

   周厉王是一个暴虐的君主,在位时赋敛数重,徭役繁多,人民劳苦。诗人以安国保民这一周之传统观念向统治者进谏,力图起弊振兴,反复警告厉王“民以劳止”,必须体恤他们的超负荷的疾苦,应该让人们过上“小康”、“小休”、“小息”、“小愒”、“小安”的生活,这样才能防止矛盾加深加剧,才能免使国家陷入灾难。其他此类诗中也多有要求统治者敬从天命、怀抱小民,关心民生疾苦,这些都是周人“敬天保民”为政观念的反映。

   周人在“以德配天”、“敬天保民”政治观念基础上,建立起他们的秩序,并用这一观念来保持社会在动态运行中平稳发展,进而保证周王朝久盛不衰。在这一观念中,“人”的因素被大大提升,较之夏商,突出强调出“人”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周代礼乐文化兴起,代替了殷商的巫觋文化。

   3.尊贤重才

   与“以德配天”、“敬天保民”政治观念一脉相承的是周人的“尊贤重才”观念。对“人”的力量的强调,使周代“人本主义”思想有了长足发展,在王朝的施政策略中也就贯穿着“尊贤重才”的观念,重视杰出人才对王朝兴衰治乱的巨大作用,这一观念于周初便已确立。周公曾言:“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⑥被曹操赞曰:“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此观念在《诗经》美刺诗中有很多体现。《大雅•崧高》与《大雅•烝民》就是典型的称赞贤才的诗。《崧高》中尹吉甫开篇即言:“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维周之翰,四国于蕃,四方于宣。”赞叹甫侯与申伯两位人才对周朝兴安的巨大作用,说甫侯和申伯是周朝的栋梁,是天下的屏障与围墙。《烝民》中更是对英才仲山甫的溢美之意冲贯全诗。相反,在政治怨刺诗《大雅•桑柔》中芮良夫哀伤周厉王暴虐昏庸,厉声指斥他任用非人而终遭灭亡,从中亦可见他认为贤才忠良对国家朝政的重要性。

   二、《诗经》战争诗中所见之政治观念

《诗经》收录的是上自西周、下迄春秋中叶五百年间的诗歌,这五百年间是中国社会大动乱、大变革的时代,中原华夏各国之间的称霸战争从未停止。各邦国之间剧烈而残酷的兼并战争使夏禹之时的万国到殷时减至三千,周初又减至一千七百七十三。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封建考》中记载:春秋时代有国一百三十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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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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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长沙)2013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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