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工真:纳粹经济纲领与德意志"经济改革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8 次 更新时间:2015-02-06 15:2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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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工真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纳粹党人并不是在经济理论与方案上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上台的,他们经济观念的最终形成,对经济新思想和新建议的集合,出自于1929年至1933年经济大危机年代德意志经济理论界的热烈讨论。在这场讨论中,出现了一场由主张"国家干预主义"的德意志"经济改革派"对正统主义经济与货币理论的反叛。正是借助了德意志"经济改革派"的帮助,纳粹党人才为他们意识形态上的理想目标找到了一种能付诸实践的经济纲领。也正是在纳粹政权的手中,"改革派"的经济理论和实际建议,才变成了服务于"政治优先权"的指令性经济措施和金融技术工具。

   【关键词】纳粹经济纲领 德意志"经济改革派" 国家干预主义

  

   自1919年《凡尔赛条约》签订以来,1929年至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无疑是对德意志社会影响最为深刻、最为持久的重大事件。它最重要的结果就是,纳粹党"元首"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于1933年1月30日被以库尔特·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总统为首的统治集团扶上了德国总理宝座,从而将德国历史由民主共和制的魏玛共和国时代(1918-1933)带进了极权独裁制的法西斯第三帝国时代(1933-1945)。

   关于"希特勒为什么能上台"的问题,各国史学界的研究已提供了多方面的答案。笔者认为更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希特勒的纳粹党是在失业率高达30%的经济危机局势下,在1932年7月国会大选中成为德国第一大政党的。议会竞选上的成就,无疑是这个极右政党能给兴登堡统治集团造成持续性政治压力、最后夺取权力的一个广泛而根本性的前提。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个极右政党若仅靠民族主义的煽动性宣传和权谋政治上的技巧性手段,而拿不出一种比其他政党更有说服力的经济与就业纲领,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去投它的票,也不可能一直保持它最高的社会支持率。这是因为,处于危机局势中的民众,除了受民族主义情绪等因素的影响外,本身又是最讲求实际的。那么,纳粹党是如何形成它的经济观念的?又是如何制定出这样一种经济与就业纲领的?为什么其他政党未能制定出这种纲领?这种纲领制定的背后有什么样的理论背景?这种理论背景又与凯恩斯主义有着什么样的联系?这些就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一 纳粹党经济观念的形成

   根据阿道夫·希特勒上台前发表的言论来给纳粹党的经济观念下定义,显然十分困难,因为这些言论几乎没有涉及具体的经济问题。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一直将经济看做"第二位的东西","是无条件地隶属于政治优先权的,是政治的仆人!"(注:Hermann Rauschning,Gespr che mit Hitler,Zürich,1940,p.26.)因此,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是留给下级党的主管部门的。

   当然,希特勒也有他自己的经济观,例如,"生存空间方案"就反映了他强烈的反现代主义经济观。对此,希特勒曾在1928年的《秘密之书》中做过这样的概括:"德国应放弃所有在世界工业和贸易政策上的尝试,通过独立于世界市场之外的自给自足,摆脱那种不受控制的、有害的工业化。它应集中力量,夺取足够大的生存空间,为它的人民在下一个世纪规定生活方式。"(注:Adolf Hitler,Hitler's Secret Bo-ok,New York,1961,p.163.)显然,造就这样一种"具有防范危机能力的"未来经济"新秩序"的幻想,不仅在他身上具有原则性和一贯性,而且对纳粹党经济观念的发展也具有指导性。

   但是在纳粹建党初期,党内的"经济理论权威"并非希特勒,而是工程师出身的戈特弗里德·费德尔(Gottfried Feder)。希特勒在1924年出版的《我的奋斗》中特别提道:"在我第一次听了费德尔的讲演以后,脑海中立刻就发生了一种观念,就是我已经发现我们组织新党的一个重要原则"(注: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西藏自治区文艺出版社,1994年,91页。)。在此,希特勒看中了费德尔发明的一个理论公式,它的奥妙在于对"创造性工业资本"与"贪婪、掠夺性财政资本"进行了区别。希特勒认为,这"使我们对于德国财政行政的国际化有着可能的抗争性,同时又不致因为和资本斗争的缘故而危及民族独立生存的原则"(注: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西藏自治区文艺出版社,1994年,92页。)。希特勒的如意算盘是:将"贪婪、掠夺性财政资本"与"犹太人-国际财政寡头"视为同一,就能将社会各阶层的不满导向反犹主义,并为纳粹党招徕财政和政治上的支持。

   纳粹党的第一个纲领--1920年2月24日的《25点纲领》中的经济要求就是费德尔起草的。这些要求包括三种成分。第一是纳粹党始终追求的目标:例如"要用足够的土地(殖民地)来养育我们的人民,移居我们过剩的人口"(第2条)(注:Walther Hofer,Der Nationalsozi-alismus Dokumente 1933-1945,Frankfurt,1982,pp.28.)。只不过这里谈论的"殖民地",在4年后希特勒自传《我的奋斗》中,被改称为"东方生存空间"罢了。

   第二是刻有中间等级烙印的要求:例如"要求立即将大百货公司充公,廉价租赁给小工商业者,要求在国家和各邦以及地方收购货物时特别照顾所有小工商业者"(第16条),"对卖国贼、高利贷者和投机商处以死刑"(第18条)。这些要求与纳粹党奠基人及当时大部分追随者的社会出身、利益相一致,并在后来"没收犹太产业"的活动中,多多少少兑现了。至于第7条"驱逐所有非国家公民",第4条"剥夺犹太人的国家公民权"(注:Walther Hofer,Der Nationalsozialismus Dok-umente 1933-1945,Frankfurt,1982,pp.28-29.),这些种族主义要求,更是变成残酷的事实。

   第三种成分反映出纳粹党对战后初期"时代精神"的一种让步:例如"要求取缔和没收一切靠战争发财的非法所得"(第12条),"要求对所有(到目前为止)已经组合起来的企业(托拉斯)实行国有化"(第13条),"要求参加对大企业的利润分红"(第14条),"要求制定一项为了公益而无偿没收土地的法令"(第17条)(注:Walther Hof-er,Der Nationalsozialismus Dokumente 1933-1945,p.29.),这些都出于一种想从其他重要的社会集团,尤其是农民、工人中召集队伍的战略考虑。这种"让步"后来自然给纳粹党带来了"重新解释"这个"不可更改的党纲"的必要性。1928年5月,针对人们对纳粹党是否将来会实行"国有化"的怀疑,希特勒在一次答记者问中讲道:"与我们的对手方面做出的解释相反,纳粹党是以私人财产占有为基础的。但与此同时,从原则性和进攻性上讲,纳粹主义经济观念是反自由主义的。对于自由放任、自由的企业家主动权和竞争、市场经济的自由物价和工资形态来说,这里没有位置!因为我们要奉行的原则是先公后私!"(注:Avraham Barkai,"Sozialdarwinismus und Antiliberalismus in Hit-lers Wirtschaftskonzept",in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Jg.3,K ln,1977,p.409.)

   至于费德尔提出的第11条"砸碎高利贷奴役(Brechung der Zinsk-nechtschaft)",作为其理论的核心,尽管在1930年前后仍保持在纳粹党的政治语汇中,但在解释上不断做出修改,从"废除所有利息",过渡到"降低利息",最后是"合理公平的利息"。这表明费德尔的理论,已处于形成中的纳粹经济观念的边缘上了。

   《25点纲领》实质上是个政治纲领,只反映出纳粹党经济观念的最初萌芽。1929年10月经济危机爆发前,纳粹党尚没有一个设计完好的具体经济纲领,但它意识形态上的基本元素已经具备:"夺取生存空间"的目标,进攻性的反自由主义;国家政治目标和指令对经济的优先权;"先公后私"的意识;后又加上伯恩哈德·克勒尔(Bernhard K hler)提出的"民族同胞人人应享有的劳动的权利(Recht auf Arbeit)",也就是"充分就业"。纳粹党经济上的准备工作,夺权后的经济政策实践,都是建立在这种意识形态基本架构之上的。

   1930年9月14日,德国举行了自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以来的第一次国会选举,在这次选举中,纳粹党的选票从1928年的2.6%猛升到18.3%,国会议席也由12席上升到107席,一跃成为德国第二大政党。为做好接管政权的准备,1931年1月,奥托·瓦格纳(Otto Wagener)受希特勒委托,在纳粹党"慕尼黑第二组织系统"内组建"经济政策部",该部的任务是:重新确定党的经济政策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计划。

   1931年2月,在希特勒主持下,"经济政策部"就党的经济原则进行了长期讨论。3月5日,由奥托·瓦格纳与其副手迪特利希·克拉格斯(Dietrich Klagges)共同执笔,制定了《纳粹党经济政策的基本观念与目标草案》。该《草案》提及的"国民经济是政治的仆人"、"纳粹主义的经济运行"等,意味着"在国民经济中,通过国家监控和领导,保证民族共同体思想的统治",并规定了"在一种以自给自足为方向、独立于世界市场的经济中农业的优先地位"。"扩大国家生存空间"被认定为"在国民经济上具有迫在眉睫的紧迫性",也是"新经济秩序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因而"必然提出对外政策上的要求"。该党对私人财产占有和利润刺激的积极态度,通过"健康的竞争"得到了申明,并宣布:"对自由的企业家主动权,在涉及财产获取和使用的方式上,将通过法律进行限制"。该《草案》对"投资、物价和工资的特别控制",对"企业中权威领导与追随者"的关系进行了说明,同时宣称:"经济上的自我管理"与"等级结构"将与普遍流行的中间等级意识形态"产生决定性的分离"(注:Avraham Barkai,Das Wirtschaftssystem des Nationalsozialismus,K ln,1977,p.40.)。这表明纳粹党已形成自己经济上的基本观念和具体目标。

   希特勒阻止这个文件的公布并不令人奇怪,此刻,他正在寻求与大工业界上层建立更密切的政治联系,而"这个文件的公布,无疑会引起经济界的惊异"。他当时对他的亲信赫尔曼·劳希林(Hermann Rausch-ning)谈到:"我虽赞同这个草案,但此时宣布,时机尚不成熟。因为这种新的社会经济理想,要在夺权10年至15年后,在一代纳粹主义青年成长起来以后,才可能完全实现,在此期间,只能让它的火焰在关闭的大门后发出光芒。"(注:Hermann Rausching,Gespr che mit Hitler,p.41.)

   1931年11月底,在希特勒的参与下,"经济政策部"再度就党纲的经济观点进行了商讨,会议备忘录以《纳粹党的经济纲领》(以下简称《经济纲领》)一书的形式由瓦格纳于1932年3月在慕尼黑出版。这部《经济纲领》只公布了若干条后来得到贯彻的经济政策措施,如《民族工作法》、《工资与物价控制法》、《劳动委托管理人制度法》等。瓦格纳对此做了说明:"遵照元首的'保密令',这个《经济纲领》并没有公布纳粹党关于经济方面的所有理论和思想"(注:Otto Wagener,Das Wirtschaftsprogramm der NSDAP,München,1932,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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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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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京)2001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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