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工真:对纳粹暴政与德意志历史最早的反思——德国流亡社会科学家与纳粹主义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95 次 更新时间:2015-02-06 15:58:00

进入专题: 纳粹暴政   德意志历史   自由放任主义  

李工真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德意志人对纳粹暴政以及德意志历史的反思并非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而是早自1933年就开始了。只不过,它不是由当时生活在德国境内的德意志人,而是由一批逃出德国、流亡国外的德意志人开始的。美国高校接纳的德国流亡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最早开始了反思。这场反思不仅影响了西方政治理论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影响了战后美国对德国的占领政策和"民主化"的改造行动、联邦德国的经济重建以及德意志社会对自身历史的深刻反思。战后德意志社会的这场全面深刻的反思,正是在流亡美国的德国知识精英们所构筑的思想平台上进行的。

   【关键词】反思/纳粹暴政/德意志历史/自由放任主义

  

   现今的人们普遍认为,德意志人对纳粹暴政以及德意志历史的反思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才开始的。这种认识基于以下两个原因:首先,从一般规律上讲,只有自身摆脱了暴政的人,才有可能对这种暴政以及导致这种暴政的历史进行真正深刻的反思。其次,从德意志社会内部的发展上讲,这样的反思也的确是在1945年摧毁了纳粹暴政之后,甚至是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了很久以后的20世纪60年代才真正开始的。因此,国内外研究德意志反思问题的专家们便自然地将他们的目光集中在战后德意志社会内部的反思发展上。

   然而,笔者在此想指出的是,如果从"德意志人的反思"这个意义上讲,这样的认识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这场"德意志人的反思"早自1933年以来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它不是由当时生活在德国境内的德意志人,而是由一批逃出德国、流亡国外的德意志人开始的。

   1933年4月7日,即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两个多月后,纳粹党执掌的政府通过《重设公职人员法》,在德国大学校园内开展了一场驱逐有犹太血统、有民主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文化清洗运动"。这场"文化清洗运动"是纳粹主义"文化同质性要求"的真实体现,也是对犹太少数民族大迫害的第一个信号。当成千上万有犹太血统、有民主进步思想的知识精英从纳粹德国的社会文化生活领域中被驱逐出去时,也就意味着多少世纪以来犹太民族对中欧文化的适应突然间出现了一场痛苦的终结。

   随着这个纳粹帝国版图的不断扩大,这场"清除非雅利安精神"的运动也在更广阔的空间里得到了贯彻。1933-1945年,包括原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在内的整个纳粹德国的势力范围里,共有50万犹太难民被迫流亡海外,其中包括12000名文化知识精英。遭受驱逐的有犹太血统、有民主进步思想的科学家达2400多人,他们当中有1400多人选择了流亡,其中的1090人流亡到了美国。在这些被美国高校接纳的科学精英中,有300多人是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① 正是他们在美国学术界最早开始了一场对纳粹暴政以及德意志历史的深刻反思。

   一、反思的缘由

   政治理论研究是德国流亡社会科学家们对美国政治学科施加强烈影响的重要领域,这一领域在美国的快速发展与对纳粹主义的研究紧密相关。在对纳粹主义以及德意志历史发展的具体研究中,德国流亡社会科学家们的地位无人可以撼动,因为在当时的美国学术界,没有任何人比他们更加了解德意志的政治和历史发展。

   1945年以前,对德意志历史真相的理解打有一种特殊的"德国形象"烙印。这种"德国形象"是以那种"德意志精神"与西欧精神之间一直保持对立为基础的。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这种对立在德意志人的思想中就一直存在,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战后年代得到了最为鲜明的表达,而这对于德意志以及欧洲现当代史的发展来说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德国著名的保守主义经济理论家维尔纳·佐姆巴特早在他于1915年出版的著作《商人与英雄》中就作过这样的表述:"德意志人在思想感情上是拒绝所有那些亲近遥远的英国或西欧的东西的。"② 究竟是什么"东西"使得德意志人要在思想感情上加以拒绝呢?首先是经济自由主义、功利主义、议会制民主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政党政治体制。不仅是德国的保守主义者,甚至连德国最著名的自由主义文学家托马斯·曼同样受到其影响。他在1918年出版的著作《一种非政治的思考》中这样写道:"这种精神与政治区别包括了文化与文明的区别,灵魂与社会的区别、自由与选举权的区别、艺术与文学的区别,德意志的民族特性是文化、灵魂、自由、艺术的,而不是文明、社会、投票权、文学的。德意志的这些概念来源于文化范围,而西方的那些概念则来源于文明和民主范围。总之,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③

   关于为什么德意志与西欧在精神文化和政治制度上会出现这种区别和对立的问题,在1933年以前,没有任何政治学家、实事评论家和历史学家给出过令人满意的答案。然而,当人们阅读那些1933年后流亡美国的德国社会科学家们关于纳粹主义研究以及与之相关研究的论著时,就会发现,他们对德意志政治和文化发展所作的解释,对于推动战后的政治学、历史学研究的发展,尤其是战后德国政治、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正是他们在流亡中最先引导了一场对纳粹暴政以及德意志历史的深刻反思。

   与纳粹主义问题相关的所有研究都不是由美国本土的社会科学家们发起的,而是由这些德国流亡社会科学家们发起的。其原因也并不复杂,首先是客观局势的变化所导致的强烈政治需求。由于孤立主义的长期影响,美国政治学家们过去很少关心国外政治事态的发展,以致他们对欧洲事态的发展显得相当无知。随着欧洲局势在20世纪30年代的日益紧张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美国参战,这个最大的工业化国家终于摆脱了孤立主义的束缚,参与到世界事务之中,由此也出现了一种对各国专家、尤其是德国专家的巨大需求,需要他们来提供有关中欧和西欧的广泛知识,这种局势为德国流亡社会科学家们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极好的机会。不仅美国那些大的私人基金会,如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尔·舒尔茨纪念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等,向这类研究项目提供了越来越多的金钱;而且德国流亡社会科学家当中的许多人,或是作为美国军队内部的教师出现在各种培训班的课堂上,或是作为美国国家重要情报部门的研究人员在发挥作用和影响,或是经常性地为美国政府的各种相关部门提供咨询。④

   这些德国流亡社会科学家之所以会发起对纳粹主义的研究,除了这种局势上的客观原因外,还有更为根本性的主观原因。这些被迫流亡的德国社会科学家,几乎无人不思考导致他们流亡的真正原因。而且,在德意志历史发展的背景面前,在流亡美国的经历中,他们看到了西方民主制已经成为了自由的孤岛,他们担心这种自由会由于社会矛盾的继续发展而受到威胁,而这种发展已经在德国导致了自由的末日。因此,他们力图通过对德国的分析来阐明导致纳粹暴政的原因,并为消除或调整这些矛盾提出种种建议。

   这些德国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被迫流亡的具体原因并不完全相同,他们或是作为犹太人,或是作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或是作为自由主义者,被纳粹暴政视为敌人,被迫流亡西方寻求避难,最后大多到了美国。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是作为孤立的个体,而是作为德国不同思想圈子中的成员而进入流亡的。在这场向海外的流亡中,他们也很自然地再度形成了各自圈子的团体。例如,那些聚集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原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中的成员,以及那些团结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创办的那所名为"流亡大学"的研究生院中的成员,就是如此。⑤ 总的来说,这两个团体都是以社会民主主义为方向的;而流亡到土耳其的"德意志集团"和流亡到英国的"奥地利学派"的团体,则是以自由主义思想为联系纽带的。还有一些德国社会科学界中的著名人物,如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特奥多尔·盖格尔(Theodor Geiger)、赫尔穆特·普雷斯勒以及威廉·洛普克等人,他们的流亡虽是单独进行的,但在思想上则是与以上那两个以社会民主主义为方向的团体有联系的。

   无论他们流亡的具体原因有多么不同,他们关心的问题则是共同的:即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德国、它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局势的问题。这些问题直接指向了纳粹德国的社会结构以及德意志极权主义国家的起源问题。这是因为,当他们将这个纳粹主义国家作为一种与自由民主制度对立的"新型的极权主义统治形式"来定位时,就不能不去探讨造成德国这种政治发展的文化史和社会史上的原因,为此,也就不能不去首先开展一场关于市民资本主义社会的讨论。

   二、对纳粹暴政的反思

   最先对纳粹国家与它所来自的这个社会的关联问题展开研究的,是流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前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领导人、著名政治哲学家马克斯·霍克海默。这位"批评式的社会理论"的倡导者,自1934年带着"社会研究所"的成员经瑞士日内瓦流亡到美国纽约以后,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⑥ 在他1939年发表的论文《犹太人与欧洲》中首先提出了一个严肃的命题:"谁不想去谈论资本主义,谁就会对纳粹主义保持沉默。"⑦ 事实上,这段话也最为深刻地刻画出德国流亡社会科学家们关于纳粹主义研究的基本倾向。

   马克斯·霍克海默从社会学、经济学、现实社会分析以及意识形态批评等角度,对以纳粹主义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他提出了如下观点:"当市民启蒙运动的理性走向反面的时候,法西斯主义带着它极权主义的统治形式,体现的正是对这些倾向的一种合乎逻辑的实现,这些倾向本身存在于市民政治和经济自由主义的逻辑中。市民阶级的工具理性,在理性的经济和理性的统治中体现出来,并在它连贯性的发展中,通过垄断、中央集权化政党的官僚主义,导致了一种对经济和政治竞争的排除。与之相联系的是,对人民大众实施的纪律化,以及个性化的丧失,导致了社会上个体思想独立性的消除,并因此以一种极权主义的方式和方法扫除了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区别。法西斯主义的权威国家是一种社会形式,从可能性上讲,它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理性中,但是,一旦当这种国家建立起来,便不再能通过理性的手段,即经济、政治改革的手段来废除了。因此,人们需要一种新的、批评式的社会理论,才能扫除这种迄今为止汇入法西斯主义发展的窘境,这种社会理论的理性是建立在反思哲学、科学、经济与社会的相互依赖性的基础上的。如此看来,野蛮或自由,这是没有选择的。"⑧

   这篇论文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前夕发表的,而随后的两年间,正值纳粹德国在欧洲大陆上取得战争初期快速胜利的时刻。因此,马克斯·霍克海默在1941年发表的论文《理性的末日》一文中得出了这个结论:"这个极权主义的大众化社会,通过中央指令性的经济计划,使经济得以重建,并取得了更大的效率,而且它的稳固和效率,使它几乎不存在因内部矛盾而被粉碎的可能性,无论是经济界、军队,还是官僚或政党,从长远来看,都不能被视为抵抗的载体。因此,这种暴政只能寄望于外部力量来摧毁。"⑨

   自马克斯·霍克海默1939年的那篇论文发表以来,流亡社会科学家们的相关论著中产生出四种彼此有联系的,也是最有代表性的理论。他们都力图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来理解这种极权主义统治形式的来源:一是埃米尔·雷德勒关于"从阶级社会向大众化社会过渡"的理论;二是弗里德里希·波洛克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三是弗朗茨·诺伊曼关于"政党独裁与大工业界联盟"的理论;四是汉娜·阿伦特将这种极权主义运动和统治视为"与大众化社会唯一相适应的独裁组织形式"的理论。

"大众化社会"理论是首先与"流亡大学"著名经济学家埃米尔·雷德勒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埃米尔·雷德勒在他1940年出版的著作《大众的国家,无阶级社会的威胁》中指出:"社会的分化要追溯到自由资本主义的早期时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李工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纳粹暴政   德意志历史   自由放任主义  

本文责编:张容川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世界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83664.html
文章来源:《世界历史》(京)2011年3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