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维:国际关系的新世纪与外交政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5 次 更新时间:2015-01-30 22:5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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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维 (进入专栏)  

   在2010年夏秋之交,美国的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从日本海到黄海、东海、南海围着中国巡游了一圈,频繁参与同中国周边国家的“演习”。为此,有人兴高采烈,有人垂头丧气,有人摩拳擦掌。其实,那条船游来荡去烧银子,你不理它,它就什么也改变不了。“炮舰外交”属于上个世纪。

  

   回顾21世纪的头十年,国际关系呈现出与19和20世纪颇为不同的特征。突破以往的认识框架,从具体问题出发,我们有可能获得新的国际政治知识。

  

   一、以往的逻辑

  

   国际关系理论集中关注战争的原因与和平的条件。美国每年花掉相当于全球一半的军费,维持全球霸权,推迟所谓“权力转移”;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和平发展”,都体现对战争与和平的关注。就战争的原因与和平的条件而言,教师们主要讲授下面四种产生于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这些理论为国际关系学科打下了牢固的知识基础。

   “新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关系处于无政府状态,遵循弱肉强食法则。因此,主权国家之间的实力分配状态塑造国际关系,左右对外政策。因此,超级大国是全球国际关系的支配者;日常的国际关系体现为通过结盟获取势力均衡。“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认为,20世纪后期,由于各主权国家“相互依存”的新现实,国家实力主要体现在多边的国际组织中。强权主导“制度”,使国际关系受体制约束,获得某种类似国内政治的“秩序”。所谓“英国学派”围绕“深层次的体制”展开讨论,宣扬“国际社会”和“全球治理”观念,也大体类似。因此,日常的国际关系体现为大国间就“制度”规则和“体制”价值观念进行的斗争。“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则回归了19世纪后期流行的“理想主义”,但去掉了(和平主义的)“理想”,留下了唯心主义哲学信念,强调观念“塑造”国家利益,继而塑造国家的外交行为。塑造和传播观念的主体未必是主权国家,还可能是个人和非政府组织。因此,日常的国际关系属于观念的战场。上述三种理论在逻辑上有相关性,展示了时代变迁的痕迹。“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坚持“阶级分析”方法,认为世界分成富国和穷国阵营,即核心区与半边缘区、边缘区。资本主义的逻辑支配这个“世界体系”,使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因此,日常的国际关系体现为“南方与北方”关于财富分配的斗争。

   在海外,不同的学术圈分别信奉上述四种关于战争原因与和平条件的认识,通过相关立场的博士论文进行再生产,使理论“派系”自我强化。而我国的国际关系学术圈经常是西方时髦什么就谈论什么,博士论文大多试图“综合”每样理论,实际却是“两张皮”,研究的内容并不与“理论”紧密相关,主要是就事论事。除了“皮”的叙述常令读者不舒服,“问题意识”还是在不断增强,值得称道。

   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新问题层出不穷,用上述四种理论定义和解释那些新问题经常遇到悖论。于是,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对深化现存理论的兴趣逐渐降温,政策导向的研究趋于热络。在我国的国际关系学界,强调从细致的历史梳理出发,“多研究点问题,少谈点‘主义’”,也日渐成为共识,呈现出回归我国学界传统习惯的趋势。

   历史梳理和历史分析不可或缺,但全球视野依然是必要的。理论定义现实,提供比较和解释,也提供行动指南。没有了理论,知识无法积累,“学科”也就不存在了。

   因为语言的特征,中国在世界上处于某种文明孤岛地位。但中国的发展极为迅猛,拥有特殊的视角。从疑问出发,我们或许有能力提出对21世纪国际关系的新认识。

  

   二、当前的疑问

  

   以下的五个“为什么”大概可以刺激我们追求对当代国际关系的新认识。

   (1)为什么而今大国之间基本不存在发生战争的危险,和平变得明显可以预期?在19和20世纪,大国间的战争是经常的危险,也是国际关系学者的主要研究对象。关于“世界和平机遇期”的判断曾经构成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重要动力。七十年代末美苏之间还在竞赛核武库数量,这种准确判断属于“杰出”之类。而今,和平预期则是常识,主要国家之间的战争越来越难以想象了。最直观、简单的解释是:核国家之间的战争无法产生赢家;而预期打不赢的战争就很难打起来。印度和巴基斯坦有深刻的利益矛盾,全面战争不仅是危险而且曾是现实。双方拥有了核武器后,两国却再也打不起来。也因为如此,在有局部战争危险的地区制止核扩散非常难。在半个世纪里,核国家的数量翻了一番,据说还可能扩散到非主权国家的军事组织手里。然而,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怀疑,核武器是持续和平唯一重要的原因吗?

   (2)为什么而今“军事优势”的作用明显下降?在19和20世纪,弱肉强食的“强”主要体现为强大的军力。蒙古落后,但可以凭借优势的军事力量建立世界范围的帝国。日耳曼人对罗马帝国,满洲人对明朝,均不脱此“规律”。然而,苏联在20世纪末期的崩溃,至少部分地被归结为追求军事优势拖垮了经济。在21世纪初,美国拥有空前的、绝对的军事优势,却被视为相对衰落中的霸权国家。而中国军力迄今依然属于防卫性质,谈不上先进,却被视为“崛起”中的新超级大国。美国确实在东亚不断寻找机会,甚至制造机会,来加强与韩国、日本、东盟的“安全合作”,但中国在东亚影响的提升并非来自军事行动。用军事行动来“遏制”中国,如同拳打柳絮一样徒劳。美国军工利益集团不断吓唬自己的人民,为美国寻找敌人。但中国若坚持走自己成功的路,不闻鸡起舞,那么乔治·华盛顿号在周边的“演习”就成了“演戏”。防卫威慑力量可以“不对称”,可以“足够”,可以如核武器一样廉价和“有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挟强大的军事技术优势不断在世界各地打仗,不断赢得战役,却未曾打赢过战争。两场“反恐”战争“越反越恐”,军事实力如日中天之际再次遭遇越战式失败。为何美国依然动辄派航空母舰去耀武扬威,甚至傲慢到用一千万美元一颗的导弹去打一百美元一个的帐篷?最简单直观的解释是美国深陷19和20世纪的传统思维模式,或也可归结为制度缺陷催生了庞大的“军工利益集团”。然而,为什么军事优势在19和20世纪可以轻易转换成全面优势,在21世纪却不灵了?

   (3)为什么而今大国之间很难彼此定义对方为(全方位的)“敌国”,为什么(为“安全”)而进行的传统结盟活动正在丧失吸引力?定义“敌我友”是结盟政治的前提,通过多边的安全结盟在所有领域都削弱对方曾经是19和20世纪的惯例。在19和20世纪,对付法国、德国、苏联,曾经是结盟的主要理由。在21世纪,因为很难把另一个强大的国家或区域国家集团定义为全方位的“敌方”,具有传统军事安全性质的结盟已不复是大国日常国际活动的主要目标。传统的“同盟”被形形色色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所取代。“华约”没了“北约”依然存在,却全无确切的敌国对象,淡出了新闻关注。日本、韩国与美国结成对付中国的安全同盟,但两国与中国经济联系的密切程度却远胜于同美国的经济联系。东盟最初起源于美国领导的对抗中国的准军事同盟,而今却是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还吸纳了印支三国和缅甸。若不从“势力均衡”角度看待东盟十国探索10X伙伴关系,那么“X”数量增多,意味着合作关系的拓展,而非对中国区域地位的威胁。若中国感到马六甲海峡的石油运输通道遭到美国威胁,那陆上输油管明显更不安全,甚至连“恐怖分子”都有能力切断这能源通道了。问题是,美国有什么利益要阻止中国的石油供应,断绝自己的商品供应,并与中国打一场全面战争?为什么大家对(安全)结盟逐渐丧失了兴趣,为什么结盟政治在衰落,为什么中国的快速崛起并未导致中国被视为美国和西方的明显敌国?我们固然可以简单地判定,美国一国超强,没有哪个国家敢于结成同盟全面对抗美国。但也可以说,结盟阻止不了其他国家的生存壮大,没有对抗的必要。然而,为什么明显的敌国不复存在,为什么结盟无法阻止其他国家的生存壮大?

   (4)为什么而今的“大战略”(即以地缘考量为出发点,综合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要素的中、长期全球战略)丧失了魅力?在19和20世纪,包括中国毛泽东在内的出色战略家层出不穷。今天也有国际政治学者渴望成为“未出茅庐,先知天下三分”式的大战略设计者。但是,受国内政治变幻的话题影响,21世纪的世界变动不居,今天的战略计划明天就过时,难以设计有实际操作意义的全球战略策划。仅在21世纪的头十年,国际政治舞台上的“焦点问题”至少变幻了四次,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抗“伊斯兰恐怖主义”,金融风暴,气候变迁,还不包括新世纪伊始关于“美利坚帝国”的喧嚣和稍后“中国崛起”的热议。美国爆发金融危机,触发了全球慌乱的应对措施。议题突然冒出,突然消失,毫无章法线索。所有的这些“不确定”,使形形色色的国际组织倍感尴尬,而且穷于应付。什么导致了这种不确定性?最简单直观的原因是国内事务的不确定性。金融危机是美国导致的。中国的崛起是中国导致的。2003年中国的GDP还只是美国GDP的1/8,而六年后的2009年就变成1/3还略多。欧元似乎坚挺,却因为小小的希腊而凸显脆弱。一场墨西哥湾的漏油事故几乎让英国经济的象征BP公司趴下。国内事务变得异常不确定。国内政治不确定性导致的国际政治焦点的不确定性成了我们时代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如何应对“不确定”,操作相互矛盾的军事、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战略”是“国际战略家”们面临的一道新难题。美国是“大战略”的教学圣地,但美国的战略家们别说“中长期”,就连提前数年也不可能策划出“大战略”,以应对层出不穷的新“焦点”。为什么当今的国际关系变得如此深受国内政治影响,如此难以预见,如此不确定?

   (5)为什么大型的欠发达国家突然获得了“发展”的良机?今天的发达国家,都是在19世纪“发达”起来的。在20世纪,只有发达国家堕入欠发达国家行列的现象(比如阿根廷,巴西,苏联),没有欠发达国家升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先例。自二战后的半个世纪里,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差距没有缩小,而是一直在拉大。但在21世纪,似乎欠发达国家中的大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机遇,穷国与富国差距第一次出现了缩小的趋势。新兴工业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例大幅上升至近半,而且债务占GDP的比例平均才40%,发达国家则接近100%,从债权国变为债务国。不仅拉美的墨西哥和巴西,甚至黑非洲地区也获得了亮丽的成绩单,东部和南部亚洲更出现了取代大西洋成为世界经济重心的前景。相形之下,“西方”和日本则陷入停滞。为什么出现了这种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不相符合的新现象?最简单的解释是: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退潮之后,西方列强对欠发达国家内政的肆意干预减少了,而且世界经济增加了一台新的发动机——中国。然而,若印度也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发动机,我们关于国际政治动力的旧知识能不更新?

  

   三、新世纪里的新逻辑

  

   战争、武力、结盟和大战略趋于过时,机构性质的“国际体制”黔驴技穷,“不确定性”和“发展”成为新潮,“南方”获得了丰富的“发展”机会。如此,流行的“四大理论”还能提供关于现实的定义,有用的解释,以及未来行动的指南吗?按照国际关系的传统思路,我们可以直观、简单地回答上述看似偶然而且互不关联的问题。但联系起来看,这五个疑问彼此互为因果,展示着更深层次的新原因。

   什么是导致这些疑问的深层次原因?一言以蔽之,“全球化”。学者们对“全球化”议论纷纷,却囿于自己熟知的逻辑,不愿让这个新现象挑战我们从19和20世纪经验中获得的理论认知系统。

“全球化”的定义并不复杂,无非是商品、人员、货币、教育、生活方式和思想的全球交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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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外交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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