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华庆 刘荣:论共同自由(连载:第五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7 次 更新时间:2015-01-18 18: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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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华庆 (进入专栏)   刘荣  

  

   编者按:《论共同自由》由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8月出版,感谢柯华庆教授授权爱思想网转载。

  

   第五章 实现共同自由之路

  

   5.1.共同自由的价值

   共同自由是一种价值,因为共同自由融消极自由权利与积极自由权利于一体。自由是目标而不是手段。消极自由权利保障人的安全利益,而积极自由权利是积极追求幸福的权利。美国的《独立宣言》将生命权、自由权与追求幸福的权利作为三种基本人权,同时又将其归为安全与幸福,代表了普世价值。这里的自由权是指消极自由权利,而生命权是最基本的消极自由,因为没有生命其他自由权利就无依托,《独立宣言》中的安全包括生命权和其他消极自由。密尔在《功利主义》中认为“安全,这一所有必需品中最不可或缺的东西,即使在具备了基本的物质保障后,倘若社会的保障机制不能持续不断地发挥作用,那么我们仍然无法获得它。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呼吁我们的同类携手共筑安全这一生存的根基。”我们知道密尔的《论自由》主张的是消极自由,也就是他在《功利主义》中所说的安全。陈晓平教授认为广义幸福和广义自由在其内容上是完全吻合的。广义幸福包括对幸福的积极追求和消极保护,而对幸福的消极保护就是对安全的追求。广义自由包括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追求安全对应消极自由,对幸福的追求对应积极自由。通常我们将狭义的幸福定义为追求幸福,然而更全面的幸福包括人们所欲求的和人们所不欲求的。而所欲求的和所不欲求的显然是人生的目标,而不是手段,所以自由就是目标或价值。

   那么,共同自由是什么样的价值呢?我们所追求的幸福是密尔的最广义的幸福:“以人作为进步的存在者的永久利益为依据的功利。”(《论自由》,第13页)也就是说,我们的幸福不仅仅包括人作为动物体的低级快乐,更重要的是人作为精神体的高级快乐。因为人“能够将精神完美作为目的来追求,能够渴望自己的品格与自身的卓越标准相一致”。“宁可做一个不满足的人,也不做一头满足的猪;宁可成为不满足的苏格拉底,也不愿成为一个满足的白痴。”而且低级快乐与高级快乐之间还有许多中级快乐,也许马斯洛的七个需求层次就是我们从低到高的幸福追求。如此一来,我们对幸福的追求就将免于干预的消极自由和自我实现的积极自由融为一体,这种普遍幸福或共同自由是社会和谐的自由。尽管密尔的自由观一般被认为自由是追求个性和多样性的消极自由权利,然而密尔在《功利主义》中将“与其他同胞和谐一致地生活在一起的原则”作为基本原则:“如果说有什么道德原理凭人的直觉就知道是义不容辞的,那么我说这样的原理必定是促进普遍幸福。”(《功利主义》,第48页)“事实上确实存在这样一种强大的自然情感基础,并且一旦普遍幸福被认可为道德标准,这一情感基础将构成功利道德的力量源泉。这种坚实的基础便是人的社会情感,即渴望与同类和谐统一。而这种渴望已经成为人性的一大原则,并在不断进步的人类文明的影响下,正变得越来越强烈,甚至无需加以谆谆教导。”(《功利主义》,第50-51页)每个人都是社会中的人,个人的自我发展离不开社会共同体,社会本身就是人们为了通过追求共同利益从而实现自我而组成的一种合作性联合体。(《自由主义与现代社会》,第74页)

   5.2. 知行合于效

   共同自由不仅仅是一种价值,更重要的是一种可以通过制度实现的理想。自由能力是一种自然状态,自由权利是法律所授予的,然而这种授予应以能否实现为标准,否则权利形同虚设。常言道“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法律必须以现实的可能性为基础,否则同样形同虚设。我们不能在一个人还没有自由能力之时授予其自由权利,也不能在一个人已有自由能力之时不让其获得自由权利。印度和朝鲜正好是两个极端国家,大多数印度人是文盲,生活极端贫困,并没有政治自由能力,然而政府给予了其政治自由权利。印度标榜自己是民主自由国家,然而徒有虚名,其民主自由质量低劣。相反,大多数朝鲜人有自由能力,然而政府没有给予其应有的消极自由权利。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然这里所说的有或者没有自由能力都是相对的。

   共同自由以自由能力的提高和限制为基础来有效配置自由权利,共同自由是新社会主义的目标,而且这个目标建立在共同富裕基础上。从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到共同富裕、从共同富裕到共同自由都曾经是新社会主义不同阶段的目标。然而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相对于共同富裕来说是手段,而共同富裕相对于共同自由来说也是手段。共同自由永远是目标,只是共同自由是生长的自由,是变化的目标,是由主体不断修正的自由、潜在的,而非完成的。

   我们通过不同的制度来实现这些不同的目标。起点、约束条件和目标的不同导致制度选择通常是不同的。制度的设计应该建立在民情基础上,应该建立在对客观规律的认知上。如果我们将对目标、起点、约束条件和客观规律的认知称为知,那么制度的设计和实施就是行,两者的有机结合就是新知行合一论:知行合于效。

   知行合一是中国文人所孜孜追求的,《中庸》将知与行合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和笃行,见地深刻。然而知行在中国贤哲那里主要是道德意识和道德实践的关系。《大学》开篇即提出所谓“三纲”的道德理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其具体的实现途径是“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道德上的知行合一的前提是道德的合理性和可行性,然而我们很多人将道德目标定得太高,缺乏道德的经济基础和实现方法,所以实际上的知与行是分离的。知行关系实际上可以扩展到一般意义上的认知和行动,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只是其中的一方面。在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知行是科学与技术。在自然领域就是对自然规律的认知和控制自然的技术努力,在人自身就是对人的生理和心理规律的认知和通过医术与心理治疗实现人的健康成长,在社会领域就是对社会规律的认知和通过制度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不管是哪个领域,我们都通过知与行来实现人们的目标,追求实际效果。然而在中国常常是知与行分离的。中国人素来价值热,制度盲;目标热,手段盲;问题热,方法盲;批评热,建设盲。所谓的知都是知道价值、目标、问题,而对于具体的制度、手段和方法知道较少,所以有所谓“知易行难”之说。孙中山反其道而行之,割裂知与行的主体,提出“知难行易”说。孙中山将人分为三类:发明家(先知先觉者)、鼓吹家(后知后觉者)和实行家(不知不觉者)。发明家最高,自然最难,实行家最低,人人能行。所谓“一国之经营建设,所难得者非实行家也,乃理想计划家也。”由孙中山这样的发明家创立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等治国理念,鼓吹家和实行家去追随和实行。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的真实意义在于希望所有人信仰他而行动。知与行主体的分离很容易导致知的主体所想象的理想国与行的主体所实行的现实国相差甚远。知与行分离、目标与手段分离对于个人来说的危害并不大。同一主体的知行分离只不过是吹吹牛,人格有点分裂,“言而过其行”。不同主体的知行分离导致“你说你的,我行我的”。然而在社会问题上由于知行的主体分离所引起的,知行分离容易导致破坏甚至革命。我们常常看到书斋中的理想家批评社会头头是道,然而批判是容易的事情,正像做梦是容易的一样。任何制度都是有成本的,有人得利有人受损,我们要做的是能否找到可以替代的实际效果比现有制度更好的制度。理想目标作为革命鼓吹的目标是可以的,然而真要去实现脱离实际的理想目标则是不可行的或者是成本远远大于收益的。

   如果我们每个人追求“知行合一”,并且知的不仅仅是理想还有可能实现的途径,行的是自己的目标。那么知道的越多,则实行就越有可能成功;知道的越少,则实行起来就越困难,成功的可能也就越小,所谓“知多行易,知少行难”。当然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件事的知与行是同一个主体,但是知的主体必须与行的主体交流合作,知与行不可脱节。只有这样的知行结合才有实际效果,只有这样的知行合一,我们的社会才可能是一个不断改良的社会。所以,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共同自由的认知上,而且要找到实行共同自由的有效制度。

   有效的制度一定是适中的制度,也就是说,制度的设计一定要中庸。莱奥尼认为,“激进的看法会带来更多成果,调和论常常被人用来掩盖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这样的观点是原教旨主义的人所信奉的。走极端是容易的事情,只需要不负责任。调和是将不同的甚至是完全对立的两个观点或者制度按照比例结合在一起。调和好像比较容易,然而要真正做到“调而和”却非常难。调和之所以常常被人诟病,是因为调和常常成为了“调而不和”,正如平庸常常成为了中庸的代名词。然而,真正的“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共同自由的制度设计追求的正是通过法治来实现民主与宪政的调和。

   对自由最大的威胁是什么?不同主体的回答可能是不一样的。大众可能说是贫困,所以要求发展权;精英可能说是权力集中,所以需要分权;无权无势的人可能说是人治,所以需要实行法治。不同主体的说法揭示出自由的不同侧面,共同自由试图调和不同主体之间的自由边界,使得他们能够和睦共处于一个共同体中,即使不和睦也不至于分裂,通过法律制度来实现个人的自我完善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共同自由的实现包括三方面:第一,宪法保障每个人具有平等的基本权利。其中包括不可让渡的生命权、有限财产权、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第二,民主制度通过税收等法律手段平衡社会两极分化、提供社会保障,改善弱势群体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特别是提高其教育程度。第三,为了遏制权力的滥用,所有消极自由权利和积极自由权利都在法律制度下运行。如此一来,宪政保障消极自由,民主实现积极自由,法治则是共同自由的保障。

   5.3.民主与自由权利

尽管人类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才从君主制和贵族制走向了民主制,然而民主是自我证成的。因为每个人的人生是自己的人生,尽管多数人可能犯错误,然而这种错误也只是自己的错误,否定错误就是否定人生。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预言:“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这种发展具有的主要特征是:它是普遍的和持久的,它每时每刻都能摆脱人力的阻扰,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都在帮助它前进。”“在按照这种方式建立的国家,社会不会停滞不前,而社会本身的运动也可能按部就班,循序前进。即使民主社会将不如贵族社会那样富丽堂皇,但苦难不会太多。在民主社会,享乐将不会过分,而福利将大为普及;科学将不会特别突出,而无知将大为减少;情感将不会过于执拗,而行为将更加稳健;虽然还会有不良行为,但犯罪行为将大为减少。……就整体说,国家将不会那么光辉和荣耀,而且可能不那么强大,但大多数公民将得到更大的幸福,而且人民将不会闹事。”不管在民主前面加上“代议民主”、“自由民主”、“人民民主”还是“宪政民主”,也不管是“旧民主主义”还是“新民主主义”,也不管是否实际上实行的是专制统治甚至于暴政还是真正的民主,几乎很少国家不标榜自己是民主国家。今天全世界约有220部国家宪法,它们几乎全都自称是民主的,这实际上证实了托克维尔的预言。民主制度必然带来民众对平等的追求,也就是对于积极自由的追求。在民主制度下,权力逐渐为多数人所分享,教育日渐普及,智力日渐平等,财产逐渐分散为多数人所享有。在民主制度下,平等的社会价值高于消极自由,迫切需要消极自由的是社会精英,而平等则能使绝大多数人幸福。因此,民主社会虽然也追求自由,但这种追求要服从于对平等的追求,人们希望在自由中享受平等,当自由与平等相冲突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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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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