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华庆: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法理基础(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88 次 更新时间:2017-03-06 22:1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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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华庆 (进入专栏)  

第四章 民主与政党

  

   4.1 华盛顿为什么反对组党?

  

   现代社会的竞选是建立在政党基础上的。政党存在于当今的绝大多数国家,政党的发展和政党制度的形成是政治现代化的标志。政党是国家与市民社会、政府机构与社会内部团体之间必不可少的纽带,对现代政治的运作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是现代政治的主要组织。在很多人看来,政党好像是一开始就有的,党争民主制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实并非如此,政党政治仅仅开始于十九世纪初的美国,而且美国之父华盛顿曾经毫不留情地抨击政党政治。华盛顿不同意建立政党的理由是政党会给政府的统治带来党派之争的问题。1794年,华盛顿在给杰伊的信中抱怨“私相勾结的团体不停地竭力播撒猜疑、嫉妒、当然还有对国家不满的种子”,如果不加制止,它们就会摧毁这个国家的政府。[82]也就是说,在华盛顿看来,党派政治从一开始就是与国家利益相冲突的。华盛顿所列出的党派政治的弊端有:政党“往往干扰公众会议的推行,并削弱行政管理能力。它在民众中引起无根据的猜忌和莫须有的惊恐;挑拨派系对立;有时还煽起骚动和叛乱。它为外国影响和腐蚀大开方便之门,后者可以轻易地通过派系倾向的渠道深入到政策机构中来。这样一个国家的政策和意志就会受到另一个国家政策和意志的影响。”[83]华盛顿的这段话概括了现代人非难政党的理由:一是助长贪污腐败,妨碍行政效率;二是分裂社会,造成冲突;三是加剧政治动荡和衰弱;四是使国家门户大开,无从抵抗外强的影响和渗透。[84]

  

   4.2 政党为什么必要?

  

   有如此之多弊端的党派政治为什么在现代被赋予了像宗教一样的神圣意义呢?这是因为政党政治是民主政治的必然产物,否则民主政治就要么是保守的要么是革命的。

  

   亨廷顿的观点是,一个没有政党的国家也就没有产生持久变革和化解变革所带来的冲击的制度化手段,其在推行政治、经济、社会现代化方面的能力也就受到极大的限制。没有政党的选举使现状周而复始,只不过是一种用来给传统结构和传统领导权披上一件合法外衣的陈规罢了,这种选举的特点是投票率很低。而有政党参加的竞选,则为在制度框架内部进行政治动员提供了一种机制。政党引导着政治参与步出歧途,进入选举渠道。[85]没有政党的参与选举投票率低的原因可以用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说明。奥尔森认为,虽然集体行动得到的好处会远远超过采取行动而耗费的成本。但是,不论个体如何地理性与智慧,集体行动决不会接着产生。那么,是什么妨碍了由理智的个体形成的群体为它的共同利益而采取行动?最明显的原因是,在许多情况下,群体里的每一位个体无论是否对集体行动作出贡献,都可以享受到集体行动的利益。也就是说,如果群体里有人得到了集体行动的好处,那么,其他每位个体也都会得到这种好处。在这种意义上,集体行动的利益是不可分割的。对集体行动所提供的集体产品的消费上,非购买者不能被排除在外。[86]在一个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而投票的模型中,投票本身是要付出时间成本的。但是当投票所产生的政策利益被取胜的投票人阶层所享有的情况下,没有激励机制让其他阶层的人去投票,因此没有政党的投票率自然是很低的。即使在有强大政党的美国,自1972年以来,美国大选的投票率基本上在50%至60%之间,由此可见民众对选举的普遍冷漠是有道理的。

  

   投票率很低就不能将社会中人们的政治意愿反映到执政集团中,由于没有政党作为纽带,执政集团也很难将执政理念推行到社会基层,这样的政治必然是保守的。由于政治是保守的,而经济和社会是变革的,变革的信息没有有效的机制传递到执政集团,因而产生政治与社会的分裂。然而经济与社会进步的变革力量决定着政治进程,所以只能是通过像军事政变和暴乱等等非正常方式的方式实现变革。通过实证研究,亨廷顿得出的结论是:“对于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来说,政府对政党越怀有敌意,社会未来不稳定的可能性就越大。军事政变的发生在无政党国家内比在任何其他形式的政治制度中都要频繁得多。无政党国家即保守国家;反政党国家即反动国家。”[87]

  

第五章 党争民主制与消极自由


   5.1 党争民主的逻辑

  

   西方发达国家的代议制民主普遍是党争民主制,而且常常是两党竞争民主制。民主选举要求政党进行动员,政党在选举中的地位是基础性的,无论是选总统还是选议员,极少有总统和议员不属于党派,选举基本上就是选党。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说资本主义民主制是选党制。那么在以执政为目标的政党竞争中,政党会怎样行为?

  

   政党的行为与个体行为的道理是同样的,我们可以将个体行为的逻辑推广到政党行为。假如社会上只有穷人和富人,他们将相互为敌,结果是一方战胜另一方或者双方毁灭。假如社会上有三个人:穷人、富人和中间人(不穷也不富之人)。他们的投票结果可能是下列几种情况:三者投票将会代表三种不同的利益诉求,一般情况下无法共同生活;若其中一方行使统治权,其他两者都会反对;若由两者行使统治权,则或者是富人和中间人一起统治穷人,或者是穷人和中间人一起统治富人,一般不可能出现穷人和富人共同行使统治权的情况;如果三者必须共同行使统治权,三者的利益和观念就可能会趋向于中间人的利益和观念:富人让利给穷人。两千年前亚里士多德就将这个道理说得很明白,只不过他说的不是两个人和三个人,而是两类人和三类人。常言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如果一个城邦仅仅由穷人和富人组成,两者之间将会因为利益方面的极端对立而难以组成一个和谐的社会。城邦的两部分相互为敌,势成水火,城邦绝无可能有优良生活。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一个政治团体应有的友谊和交情这里就见不到了。然而世上倘若没有友谊,就不成其为社会;如今仇恨代替了友谊,人们就是行走也不愿取同一条道路[更不必再说要结成社会团体了]。……一个城邦作为一个社会(团体)而存在,总应该尽可能由相等而同样的人们所组成”。[88]

  

   直接民主制如此,党争民主制又会是怎样的呢?多党竞争式民主是迎合式民主,反映的是社会群体的利益结构和意识形态。如果我们按照某一个标准将一个国家的人进行排列,将会得到从最低到最高的一个连续序列(这里的连续不是指数学上的连续,而是强调当人数比较多时各种人都有)。例如按照每个人所拥有的财富来排列,可以形成从最穷到最富的一个连续序列。以智商为标准也可以将人排成从最愚蠢到最聪明的一个连续序列。现实中的人是多维的,按照财富的排序与按照智商的排序可能不同,这样一来将现实中的人排序有难度。但我们可以按照个人的意识形态来排序,尽管这种排序也有不少问题,但足以为我们讨论选党制提供模型。我们大体可以将一个国家中的所有人从极左到极右排列形成连续的政治光谱。每个人的意识形态都是不同的,在选举领导人时,如果每个人都是理性自主的,他就会选择自己。如果要评判特定的候选人,那么每个人对候选的人评价将是不同的,评判的结果是从0到100%的连续序列,所以根本就选不出领导人。政党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将有着类似意识形态的人们集合起来,政党之所以成为“党”就在于其内部成员不止一人。政党制度使得投票人常常是在有限候选人的条件下做出无奈选择。例如,你对两个党派都不满意,但规则要求你必须在两者中选择一个,你所做的便是非此即彼的二值逻辑选择。

  

   在政治意识形态光谱中,实际上每个人占据一个位置,政党制度进行归类,形成政治光谱。例如从左到右分成“激进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温和主义者”、“保守主义者”与“反动主义者”,[89]也可以分成“左派”、“中间派”与“右派”,或者仅仅分成“左派”和“右派”。分的类越多越能精确表达一个所坚持的意识形态,相反,分类少就只能粗略表达每个人的意识形态。因此,极端假设下的政党数量可以是从一个党到该国人口数或者具有选举权的人口数。党派越多,每个党所凝聚的社会利益就越少,社会仍然是一盆散沙,仍旧达不到政党所要实现的功能:社会利益的整合。在维尔所给出的政党定义中,凝聚不同的社会利益是必要条件:“政党是一种(a)常常试图通过占有政府职位来寻求其在国家中的影响力,(b)通常涵纳不止一种社会利益,并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试图‘凝聚不同的社会利益’的组织机构”。政党到底可以凝聚多少不同的社会利益呢?在柏克对政党的定义中似乎是整个国家利益:“政党是人们联合起来,根据一致认同的某种特定原则,通过共同努力来促进国家利益的一种团体”。[90]可以说政党从一开始的目的就是试图架设个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的桥梁。然而在个人主义假设下,迎合式民主的党争民主只可能代表的是部分人的利益。以美国为例,自1972年以来,总统大选的投票率在50%至60%,两党候选人仅仅需要微弱多数选票就可以胜出。所以候选人仅仅需要30%具有选举权的公民的明确支持就可以当选总统。当选的总统并不能代表全体美国人,而仅仅代表部分美国人,这可能正是华盛顿反对政党的根本原因。党争民主制就意味着党派之争,党派之争就意味着国家领导人代表的仅仅是部分人的利益,而非全体国民的共同利益。

  

   建立在人人是自私自利者基础上的党争民主制为什么还能够基本运行呢?答案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中产阶级人数占主体地位,可以说中产阶级的主体地位是党争民主制有效运行的前提。亚里士多德明确断言:“据我们看来,就一个城邦各种成分的自然配合说,唯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中产阶级(小康之家)比任何其他阶级都较为稳定。他们既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的财物,他们的资产也不像富人那么多得足以引起穷人的觊觎。既不对别人抱有任何阴谋,也不会自相残害,他们过着无所忧惧的平安生活。……很明显,最好的政治团体必须由中产阶级执掌政权;凡邦内中产阶级强大,足以抗衡其他两部分而有余,或至少要比任何其他单独一个部分更为强大——那么中产阶级在邦内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他两个相对立的部分(阶级)就谁都不能主治政权——这就可能组成优良的政体。”[91]现代博弈论和党争民主制的实践证实了亚里士多德从人性推导出中产阶级强大是民主政体的基石的观点。

  

博弈论中的霍特林模型揭示了中产阶级是民主政治的保障的道理。[92]假设不同意识形态均匀地从左到右排列,不同政党代表不同的意识形态。霍特林模型证明了如果政党的唯一目标是执政,那么只有两党制才是稳定的政治结构。而且两党都会选择中间的意识形态,没有哪个政党有积极性偏离中间的意识形态,因为偏离就意味着失去选民,而对方就会赢得更多的选民从而赢得选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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