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桂梅:“当代文学”的构造及其合法性依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4 次 更新时间:2015-01-16 20: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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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桂梅  

   摘要: 40年代后期,以《讲话》为依据的“当代文学”确立其全国性支配地位的过程,不仅是国/共军事、政治力量对比的结果,同样重要的是其建构的合法性表述。本文认为,除却冷战格局造就的阶级话语的重要性外,民族主义话语也在“当代文学”的生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讲话》建构了一种以“政治社会”为主体、将90%的“人民大众”整合于现代国家中的政治构想和文化动员机制,从而区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市民(国民)社会”为主体的民族-国家构想。“当代文学”在创建这种“政治社会”共同体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并使自己超越了作为“国民文学”的五四新文艺传统。论文首先通过对三个历史文本的分析描述了“当代文学”生成的轨迹,进而通过对政治社会/市民社会对于现代国家主体的不同构想,讨论有关知识分子(作家)的功能,及文学赖以传输的文化生产机制之间的差别,从而具体剖析“当代文学”在何种意义上超越了“现代文学”。

   关键词:“当代文学”、民族主义、想象的共同体、政治社会、市民社会、国民文学

   和五四时期“新文学”的诞生一样,“当代文学”的出现主要不是对一种文学实体的描述与归纳,而是左翼文坛借助对文学历史的重叙,通过对文学现状的判断与筛选,构想、召唤并将之“生产”出来的另一种“新文学”。这也是“当代文学”建立其合法性的过程。如杜赞奇在发挥福柯的话语理论时所说到的那样:“象征符号之所以具有权威性,正是由于人们为控制这些象征和符号而不断地互相争斗”[1],1945年抗战结束到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召开,这一有关“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和文学知识被生产出来的关键时段中,左翼文坛主流话语合法性的建立,其实也是与其他政治立场的文化活动,与左翼内部形成分歧的派别之间“不断地互相争斗”的结果。而这种“争斗”的方式,正如葛兰西揭示出霸权(Hegemony)理论具有强制/同意的两面一样,除却其借助政治强势地位而施行的“类型”划分的排斥话语机制之外,也和它有效地创造出一种赢得广泛“同意”的话语机制相关。而文艺施行的这种“同意”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建立起有效的阶级/民族-国家的表述直接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当代文学”的生成过程,既与阶级斗争的论述联系在一起,更重要的是它构建了一种新的有关阶级-国家的共同体想象。正是后种想象,不仅使“当代文学”使自己与“反动文艺”、“中间文艺”区分开来,也与依旧延续五四新文化脉络上的民族-国家想象的左翼论述区分开来。

   “当代文学”与民族主义话语

   40年代后期对“当代文学”的构想,建立在对抗战文艺运动的总结和评判的基础上。1946年,冯雪峰在总结新文艺运动的经验时写道:“……‘民族形式’的提出和关于‘民族形式’的全国范围而继续两三年的大论争发生。这论争以及1942年延安文艺界的座谈会,是抗战期间民主主义革命文艺运动上的两件大事”。这里,冯雪峰是将“民族形式”论争和延安文艺座谈会相提并论的。在他看来,“民族形式”是“在我们新文艺基础上提出的大众或大众性形式之一个明确的创造的方向”;而延安文艺座谈会解决的则是“作家的政治实践与艺术实践的一致,或作家的生活实践与创作实践的一致”这样一个“大众革命文艺运动的和创造上的最根本也最实际的问题”[2]。“民族形式”论争和《讲话》这两者合在一起表明:“大众化,在现在,事实上已取得一种势力,能够作为民主主义的革命现实主义文艺运动的总路线,创作的总方向了”。但有意味的是,自此之后的总结文艺运动经验的文章中,《讲话》的地位越来越突出,而“民族形式”论争的重要性则越来越消隐不提。“民族形式”论争的意义逐渐被缩小为单纯的“就形式论形式”的问题——“文艺大众化问题究竟不只是个形式问题,单就形式论形式,也就往往难免于陷入旧形式的保守主义的偏向,也就不能从思想上克服那对于文艺大众化成为最严重障碍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及其文艺形式”[3],因此这场论争对于总结文艺运动的经验、构想战后文学发展的新方向的意义当然也就大大缩小。而到了1949年后的文学史叙述中,延安文艺座谈会和《讲话》作为当代文学的“直接源头”,则成为一种毋庸置疑的定论。这种论述显然是将“阶级”作为唯一纬度的,当代文学因此也被视为阶级斗争在文学上的直接投影。不过,当“当代文学”被界定为以“工农兵”为主体时,事实上就已经包含了一种对于“中国”、“中华民族”的想象在其中。这是一个以“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即“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4]为主体的“中国”;而为此种“中国人”服务的文学,则正应和着毛泽东在1938年提出的所谓“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5]。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从阶级纬度提出的“工农兵文艺”,其合法性实则建立于“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样一种民族合法性的基础之上。或者换一种说法,当《讲话》被作为当代文学的“直接源头”时,人们所忽略的或许是构成《讲话》的对话对象的“民族形式”论争,忽略的是民族(主义)话语在怎样的意义上、以怎样的方式参与到对当代文学的建构当中。

   这一问题的提出,出于两个层面的考量。其一,是就现实层面的考虑。90年代之后,置身“全球化”格局的中国现实处境,导致民族主义情绪在大众社会的逐渐汹涌和间歇性爆发。这表现在90年代中期以《中国可以说不》为代表的畅销书热潮,表现在90年代后期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后的反美YX,也表现在新世纪初中产阶级社会群体强烈的反日情绪当中。自然,9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兴起,有着诸多可供分析的政治经济因素,但很大程度上可被视为“全球化”的一种副产品。在80年代,人们以极度理想化的方式将“全球化”想象为“与世界接轨”、“地球村”、“人类文明的大融合”、“自立于民族之林”;而90年代全球资本市场的冲击、全球化政治格局中不平等权力和文化关系的胁迫等,造成了一种刺激/反应式的民族主义心态。而有意味的是,正是在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的发露过程中,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国被清晰地显影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理想模型。如果说80年代为着完成“告别革命”的历史进程,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被想象为一个“闭关锁国”的东方专制帝国的话,那么90年代的全球化冲击,则逐渐将那一时代重新构造为一个有着强悍的军事实力和民族-国家尊严的时代。似乎可以说,正是90年代后的全球化处境,在显影毛泽东时代的“民族主义”而非“社会主义”(或曰“国际主义”)的特性。在这样的现实语境之下,重新思考民族(主义)话语在毛泽东时代扮演的历史角色,似乎构成必要的思考对象。值得考虑的另一层面,则是目前已有的50-70年代文艺研究的某种“盲视”。40年代,左翼文坛在如何描述《讲话》后解放区取得的“巨大成就”时,阶级立场和形式的民族化始终是评判的两个重要标准。比如对赵树理的评价,突出他“有强烈的阶级感情”和褒奖他“创造了生动活泼的、为广大群众所欢迎的民族新形式”[6],这两方面总是相提并论。从最早评价的李大章,到高屋建瓴地给予定论的周扬,乃至1947年对他作为“方向”作家的定性,都是如此。而这种评价并不只限于对赵树理,“50年代以后的近30年间,中国小说(指大陆部分)的整体趋向,是更加强化小说与政治的关系,同时,小说的大众化、民族化的问题,也总是被放置在首要位置上加以考虑”[7]。但这种“民族化”的追求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和阐释。更有意味的是,在80年代的新启蒙文化思潮中,“当代文学”被看作是“中国下层农民传统战胜和压倒了西来文化”、“古典之风空前吹起”[8]。在这种中国/西方的二元对立修辞中,“民族化”的地缘政治文化追求,被转换为传统/现代的等级差异,认为那是一种还没有进入“现代”的封建文化。不过,在经历对80年代新启蒙文化的反思之后,人们为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发明了一种新的说法,即“反现代的现代性”[9]或“反现代性现代先锋派”[10]。事实上,“当代文学”的反现代性,除却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抵制,很大程度上也包含在这种“民族化”的诉求当中。更准确地说,抵制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历史动力,正来源于对“中国”、“中华民族”的主体性诉求当中。

   或许可以说,将民族(主义)的纬度纳入对当代文学的考察当中,既是一种现实文化政治意识的投影,也是对一种历史研究的意识形态去蔽。它使我们有可能去寻找一种“语言”来表述并分析40-70年代左翼文化或当代文学的更为复杂的历史内涵。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他那本著名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的开端,提出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的问题。他的讨论从70年代后期发生在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开始,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从建立之日起就具有浓郁的民族-国家特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每一次成功的革命,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等,都是用民族来自我界定的;通过这样的做法,这些革命扎实地植根于一个从革命前的过去继承而来的领土与社会空间之中”。由此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尖锐的批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民族主义已经证明是一个令人不快的异常现象;并且,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常常略过民族主义不提,不愿正视”[11]。事实上,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对民族主义问题给予太多的关注的话,那么,在追求“民族化”过程当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尽管始终突出理论与实践的“中国特色”,但也并没有创造语言来剖析这种“中国性”本身。因此,在40年代后期构想“当代文学”时,随着冷战阵线的清晰而导致阶级话语的强势化,而民族(主义)的纬度则逐渐被消隐。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民族(主义)话语不起作用。而历史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它能够将“当代文学”倡导者的论述视为特定话语网络中的“文本”,并将那些支配着文本构成的话语机制和文化逻辑显影出来。

   构造“当代文学”的历史轨迹:以三个“文本”为线索

   抗战结束后的40年代后期,出于民族复兴的普遍热忱,其实不只是左翼文坛,当时不同的文学派别和力量都在构想它们的“当代文学”。左翼文坛的主流力量以什么方式完成对自己合法性建构的过程,也就是“当代文学”被召唤、被构造出来的过程。更具体地说,这也是如何将《讲话》和延安文艺向国统区推广、进而在全国施行其“霸权”的过程。显然,30年代后期40年代初期,“民族形式”论争和《讲话》的出现,标志着一种比五四新文艺更具有包容力和民族-阶级正当性的新文艺已在构想当中,并被实践于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文艺运动中。不过,对于40年代后期活动于国统区的左翼而言,理想的“当代文学”仍旧只是一个“空位”,他们需要通过对文艺运动的历史叙述、现实判断和对未来的构想,来将这个“空位”添满。而如何能够名正言顺地将《讲话》和解放区文学放进这个“空位”上,在当时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因为那意味着重新叙述五四至少是抗战以来的现代文学历史,意味着对于文艺运动现状中存在的问题做出判断。而这些叙述和判断的做出,其实与如何看待民族解放运动和阶级解放运动的关系,如何构想现代民族-国家的组织形态及“文艺”在其中的位置,如何理解“知识分子”(作家)的功能等关键问题直接相关。从这样的角度来看,40年代后期的三个历史“文本”则有着相当重要的位置,使我们观察到“当代文学”生成过程中留下的相对曲折的历史轨迹。

重要文本之一,是1946年发表的冯雪峰的《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以后略为《文艺运动》)。据传记材料,这篇文章缘起于“1945年10月,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重庆进步文艺界以新文艺运动的过去和现在的检讨及今后的工作为主题,举行了几次漫谈会,冯雪峰做了一次长篇讲话”[12]。尽管冯雪峰当时的身份是“以个人名义做统战工作”[13],不过冯雪峰战前在共产党文艺机构中的重要地位,尤其因其对文艺运动论述的全面和深入,则使得《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一文在当时产生广泛的影响,并成为左翼文艺运动史上的经典文献。论文的主题被规定为“过去和现在的检查及今后的工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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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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