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松: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5 次 更新时间:2015-01-12 23:3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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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松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坚持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权,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可见,坚持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权一直是党在推进农村改革中毫不动摇的政策。但在理论研究中是否坚持和如何坚持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一直是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的热点。在这些研究中,当论及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存在的问题时,莫不以“主体不明、权能不全”大加批评,权能不全似乎是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最大缺陷。为此,人们要么提出私有化的改革方案,要么提出补全权能的完善建议,但最终都未能解决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值得反思的是:为什么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能不全,判断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能是否齐全的标准是什么,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能能否齐全,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能应当有哪些。本文拟通过对土地所有权性质与权能关系的历史分析和对集体土地所有权性质的多维分析回答这些问题,以期为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体系的完善提供理论支持,也从权能角度对是否坚持和如何坚持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问题予以回应。

  

   一、从土地所有权的历史发展认识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

   所有权的性质与所有权的权能有密切的关系,不同性质的所有权有不同的权能构造。从历史上看,所有权的性质无非有两种:一是社会团体本位的所有权,二是私有个人本位的所有权。社会团体本位的所有权强调所有物为社会团体的全体人共有,共享其利益,排除为团体内的私人所有,限制对所有物的自由处分。私有的个人自由主义的所有权则以个人为所有权主体,确认所有物归属于个人私有,由个人自由处分其物,个人享有利益,排除其他个人或者团体、国家对其所有权的干涉。这两种所有权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土地所有权上,对于动产所有权则没有这样区分的必要,动产不论为个人还是由集体(团体)享有所有权,都是自由处分的所有权。为了认识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能的本质,构造完善的权能体系,可对土地所有权权能的历史发展加以考察,从土地所有权发展的历史分析中认识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的本质。

   (一) 罗马法土地所有权的权能

   在罗马城邦建立及以后的很长时间里,土地实行氏族的集体所有。氏族土地由部落和库利亚分配,相对于国家所有的共同土地,它属于私有土地。马克思指出:“在这里,公社制度的基础,既在于它的成员是由劳动的土地所有者即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所组成的,也在于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的独立性是由他们作为公社成员的相互关系来维持的,是由确保公有地以满足共同的需要和共同的荣誉等等来维持的。公社成员的身份在这里依旧是占有土地的前提,但作为公社成员,每一个单个的人又是私有者。”[1]但应当注意,“在这里,私有土地的分配,只是组织社会有序生活的手段,而不是形成一种绝对排他使用的权利——这种私有土地的分配,并没有形成真正的私所有权”。[2]在奎里蒂法时期,贵族家庭的“家父除世袭产业外,不享有土地所有权,因为土地不是家族、而是氏族的财产,家族对之除了享有使用权外,不享有别的权利”。[3]到共和国末期,建立起来平民与贵族平等的、个人主义的罗马城邦后,个人所有权才有了形成的条件。“真正的个人所有权在法律上和在社会上都仅仅产生于这一时期:那些原始群体的进程又在古典家庭中重演,并且该家庭的单个成员在财产方面成为独立的主体”,这一演变直到优士丁尼法中最终完成,从此“个人所有权被完全确立并适用于一切关系”。[4]个人土地所有权由此产生。但是,罗马法上并没有关于所有权的定义,更没有关于所有权权能的界定,而是物与权利不分, “确切地讲, 罗马法所有权的概念只是对事实上个人所有权的经验性确认”,[5]“所有权的结果被表述为可以合法地使用、获取孳息、拥有和占有,但这不是科学的定义”。[6]因此,虽然我们可以历史性地将这些描述理解为当时的所有权的权能,但它与近代定义的所有权概念和权能是不同的,与其说是土地所有权的权能,还不如说是当时的土地产权。但可以看出,当时的氏族土地是一种集体所有,实质上是对土地的使用和收益的分配,不以交易为原则发生,所以没有处分权能。个人土地所有权形成后,所有权才具有绝对性、排他性和永续性,所有权的权能包括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

   (二) 日耳曼法土地所有权的权能

   日耳曼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度与其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有不同的特点。当其处于牧畜为主、农业次要的经济阶段,“当时的土地制度是氏族共同占有,共同耕种,产品分配给各个家庭,还没有进到家庭单独占有和使用土地,距土地私有制就更远了”。[7]到了氏族社会的末期,氏族制度日益解体,日耳曼民族居有定所,开始从事农业,土地不再由氏族共同占有、使用,而是定期分配给各个家庭单独耕种,产品归家庭私有。“由于定居之结果, 住民均将房屋围以墙垣,以区别村地与宅地,对于后者,户主有其专属的、排他的、支配权,而属于户主私有。……住民对于由村中分配之耕地之个别利用权,当时亦非绝对独立的权利,仅为对宅地之私有权之从权利,而为户主房屋内之支配权之扩张而已。故在实行耕地轮流调换耕作时期,土地属于村民全体总有,村落以住民全体之资格,对土地具有管理处分之权能,住民只以其有之住民资格,对村地有其个别利用之权能而已。当时对土地之所有关系,分为住民总有体之村落之管理处分权能,与团员之村住民之利用权能。而两权能再加以组织的结合,乃形成对土地之所有关系。”[8]此后日耳曼人的氏族逐渐解体,到民族大迁徙前夕,各部族先后按地域组成农村公社,称为马尔克公社。马尔克公社的土地所有制可以说是自由农民(公社社员)的土地占有制。在这种制度下,“分配给各个家庭的土地已经固定下来,不再像塔西陀所记载的那样定期分配,但各家庭只有使用、收益权,而管理权、处分权仍属公社,例如,由于普遍实行‘二圃制’ 或‘三圃制’,每户社员都必须服从公社关于休耕地、现耕地的安排。公社对土地的管理和处分也应在公社民众大会上得到全体社员的同意”。[9]随着时代的进化,“至十五世纪左右,耕地大体皆已成为私有。而不分割地之牧场森林等则仍为村民全体所总有,与个人之私有相对立。自中世纪村民对自己的私有土地,仍不能转让于村民以外之人,纵有之,亦必先经村内全体村民之同意,或继承人及一定的亲族所有之先买权、同意权与挽回权之通过,村之住民死亡如无继承人时,其所有之土地仍须归还其居住之村落,村落对外部并实行封锁等等事实加以推断,均足证明,古代村落对耕地具有所有权的存在”。[10]可见古代日耳曼社会的土地所有权是村落或者公社的集体公有制的土地所有制度,在这一土地所有关系中,村落全体住民集体享有对村落土地的所有权,村落集体享有对土地的管理处分权能,村内集体成员家庭享有对土地的使用、收益权能。村落集体对土地的处分权能也主要是对土地的调整和分配,并不是买卖土地的处分权能。

   (三) 欧洲中世纪时期土地分割所有权的权能

   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欧洲进入中世纪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来自东方的游牧民族不断入侵和占领罗马统治地区,于是形成了入侵者诸侯保护受到迫害而聚居在城堡周围的平民的社会秩序:诸侯为平民提供保护,平民为诸侯及其军队提供给养。诸侯对其入侵所占领的土地拥有所有权,而将土地的耕种交由臣服于他们的百姓,使百姓拥有对土地的使用权。这样土地权利被一分为二:“法律上的土地权利属于诸侯,他们才是唯一的支配者,但实质上的权利则发展成几个层级。因为诸侯们都有自己的臣属;这些臣属本身亦有自己的陪臣,而陪臣都有自己的下属。就这样一级一级地下降,最下层便是耕种土地的人。”[11]在这样的层级结构中,诸侯的所有权渐渐变成了一种抽象的所有权,他们只能收取封臣的给付,如交付产出、支付租金等。而具体的支配权则逐步落入臣属的手中,这些臣属拥有土地的实质权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法学家借鉴罗马法上被视为一种他物权的永佃权制度,将土地所有权发展为“一种容许在一物之上存在双重所有权的制度:其一是直接支配或表面支配,即原来属单一所有权人所行使的支配;其二是使用支配或永佃权支配,即土地使用人所行使的支配”。[12]中世纪封建土地所有权是形成封建统治秩序的手段,“土地所有权不是给予个人权利和自由,而是将个人束缚在某个个人或共同体之下;这种所有权主要不是实现社会范围内资源配置和交换,而是在一个共同体内部。因此,所有权分割后仍然不妨碍社会的正常运营,而分割所有又把人们固定在一起。”[13]可见这种双重土地所有权的权能结构重在使用和收益,自由处分的权能缺失或许并不重要。 

   (四) 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土地所有权的权能

   近代民法的所有权是个人所有权、私有权。其形成的基础是市民社会经济成为市场经济,市民社会中的每个人成为独立的生产者和所有者,都能自由地进入市场参与交换。18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废除了土地所有的封建等级特权,摧毁财产权利上的身份束缚,使土地私有化,成为可以自由交易的财产。法国民法典第544条规定:“所有权是对于物有绝对无限制地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但法令所禁止的使用不在此限。”第545条规定:“任何人不得被强制出让其所有权;但因公用,且受公正并事前的补偿时,不在此限。”其后的“民法典大都体现了一种非农地化的现代支配制度;又或者说将原有的农地转化为新的工商用地以迎合资本主义竞争环境,但却保持了支配作为一种完全的对物权利的概念。因此,资本主义虽然接受定限物权的存在,但主要还是着重物的所有权绝对这个概念”。[14]在个人自由主义的绝对所有权的概念下,土地被抽象为一般的物,与其他抽象的财产一样都是个人自由支配的财产,土地所有权人对土地可以绝对地支配。土地所有人对土地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能够完全支配的各项权能。土地所有权人的权利可以上达无限天空, 下及无穷地底,国家一般不加干涉。

   (五)20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社会土地所有权的权能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以个人主义为本位的绝对所有权观念进行了必要的矫正,所有权立法的社会本位思想代替了个人主义的思想,开始强调所有权的社会性。德国魏玛宪法第153条第3款规定:“所有权负有义务,其行使应同时有益于公共福利。”第155条规定:“开拓利用土地为土地所有人对于公共所负有之义务。”法国民法典中关于土地所有人的权利上至天空下至地底的无限延伸的所有权观念,在德国民法典中得到限制。德国民法典第905条规定:“土地所有权人的权利扩及于地面上的空间和地面下的地层。但所有权人不得禁止他人在与所有权人无利害关系的高空和地层中所进行的干涉。”德国基本法第15条规定:“为了达到社会化的目的,土地、自然资源和生产资料可以转化为人类共同财产或集体经济的其他形式。”随着对所有权的社会义务的强调和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出现了“区分各种类型的所有权分别加以规定的趋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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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创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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