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秉文:从建立和谐社会与和谐资本市场的高度来认识企业年金的重要性

——写在首批企业年金资格评审名单公布之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45 次 更新时间:2005-08-15 20:5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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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秉文 (进入专栏)  

  

  我国首批企业年金机构的评审名单就要公布了。于是,有人喜,有人忧。这是正常的。但是,不管是被评上的,还没有被评上的,都应该对我国当前企业年金市场的现状有一个客观的实际估价,对建立企业年金的重要性有个清醒的认识。据世界银行专家预测,虽然目前我国企业年金的规模小得实在可怜,几乎还是一张白纸,但未来几年里,中国企业年金规模每年增长将会达到1000亿元人民币,到2010年企业年金规模将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到2030年将达到15万亿元人民币。这些数据确实是非常激动人心的,对金融机构来说是非常有诱惑力的。但是,仔细分析起来,要达到这些目标,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很多路要走。因此,我们要客观的面对当前的现状,找出一些存在的问题,知道我们现在处于什么位置,与发达的企业年金经济体还有什么差距,这才是一个更为现实和扎实的态度,以引起各方的关注。找到的差距,还要正确认识建立企业年金的重要性,从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资本市场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它的重要性。

  一年来,业界流行的一句比较普通的话题就是,当前我国企业年金的最大问题是没有颁布税优政策,从而形成制约企业年金的最大障碍。一时间,许多方面都在呼吁尽早出台税优政策,似乎只要我们有了税优政策,企业年金的所有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其实,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事实证明,税收优惠是重要的,但又不是最重要的,或说不是唯一最重要的。制约企业年金发展的障碍还很多,甚至哪一个单独拿出来都不比税优政策更不重要。这里仅以辽宁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2000年国务院关于辽宁社会保障试点的42号文件规定了4%缴费可以税前列支的优惠政策。2000年当年辽宁企业年金的余额就是5个亿左右,到今年大约还是5个亿。5年多了,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税优政策没发挥什么作用。这就说明,税优政策虽然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或说不是最致命的。当然了,辽宁是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比较多,负担比较大,情况可能比较特殊一些。但毕竟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一个问题。

  那么,如何看待我国当前和未来企业年金的发展趋势和障碍呢?我觉得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从更深的层次和角度来对待这个问题。

  

  当前和远期制约我国企业年金发展的五个问题

  

  一、我国整体福利制度在设计上存在一些问题,对企业年金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这个设计上的问题就是指强制性的基本社会保障的缴费水平比较高,替代率也比较高,从而导致企业年金发展的空间非常有限。当然,这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造成的。长期计划经济条件下,工人福利来源结构单一,没有形成什么积累,几乎完全被转化成国有资产,一旦退休,替代率如果很低,再没有其它任何退休收入来源的情况下,生活就会陷入困境。所以,要维持较高的替代率,就须要求较高的缴费率。缴费率过高,就抑制了参加自愿性企业年金积极性。

  由于企业年金是非强制性的,在雇员缺乏积极性的情况下,建立年金的企业,企业保险金的供给者应该主要是指雇主这个发起人。因此,从市场供给的角度来看,如果雇主负担大,必将导致供给不足。以北京2004年服务行业的缴费率来看,雇主雇员缴费合计是,养老28%,医疗12%以上(额外还要缴纳几元钱的“大额医疗”),失业2%,工伤0.4%,总计已达42.4%。从雇主方面来看,缴费比例已达31.9%,其直接工资成本已高达131.9%,雇员缴费率已占工资的10.5%。这些数据告诉人们,企业的负担和雇员的负担已经很重,缴费空间已所剩无几,如果再建立企业年金,势必加剧雇主的成本,严重影响企业的竞争力。这是一个值得有关方面注意的大问题,甚至它已经不是一个仅仅影响什么企业年金发展的问题了。

  据悉,日前《福布斯》发布“全球2005税务负担指数”公布,我国税务负担排名全球第二高。不可否认,《福布斯》的数据采集渠道与计算方法等方面可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税负的基本状况,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当然,中国税负过重的根本原因可能有很多,例如行政管理开支过大,各类企业税收制度不太统一从而导致一部分流失,逃税漏税现象严重以及税收结构不合理等,这些现象使守法者“吃亏”,等于变相地将这些负担转嫁到他们身上,等等。但是,《福布斯》至少从一个侧面提醒我们,那么些包括所有社保福利、所得税和消费税以及特种消费税在内的所谓“劳动收入税”确实是太高了,美国的“劳动收入税”税率是40%左右,而我国,如果在加上10%的住房公积金,就已经超过了52%。这个比例甚至超过了以高福利著称的许多欧洲国家。

  可以这样说,养老保险这个缴费资源是一个规模既定的蛋糕,社会养老保险占用的比例大了,能够给企业年金留有的空间自然就会缩小。缴费率过高,工资替代率就会偏高,企业年金的市场需求就会不旺。从市场供求的角度看和从“强资本弱劳工”的态势来看,雇员可以被认为是需求的主体,而雇主可以被看成是供给的主要来源。但目前的基本社保缴费比例既导致了前者没有需求的动力,又致使后者没有供给的动机。目前的工资替代率在制度设计上是60%左右,但在现实中几乎都高达89-90%,甚至100%以上;这个替代率与劳动收入税是不成比例的,而且替代率偏高必将导致需求不旺。相比之下,美国的劳动收入税率在40%左右,其工资替代率也在40%左右,后者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前者的情况。

  看来,整体税率的调整和基本社保费率的调整是一个十分重要工作。

  

  二、宏观经济环境导致雇主方面参与企业年金制度的意愿十分有限

  我国企业的生命周期是比较短的,尤其对民营经济来说,企业主没有积极性和长期打算为员工建立企业年金计划。全国工商联合会最近出版的《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报告》蓝皮书披露(引自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报告》说明了什么?”,载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网站),我国民营企业的生命周期只有2.9年;60%的民企在5年内破产,85%在10年内死亡,换言之,每年新生15万家民营企业,同时每年死亡10万多家。面对生命周期如此之短的现实,还有哪个企业家愿意考虑雇员的长期利益和企业的长期建设呢?即使作为雇员也不愿意做长期打算,或说不可能有长期打算,他们从何谈起几十年以后才能兑现的企业年金呢?一般来说,上规模的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79%)和第三产业(20%),而第二产业中主要集中在制造业(74%)和建筑业(3%);第三产业主要集中在商业、餐饮业、综合类和房地产业。所以,事情就很清楚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国制造业、建筑业、商业、餐饮业、房地产业和综合类企业与公司建立企业年金的数量如此之少和比例之所以如此之小的原因,或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向我们解释了为什么民营企业参加企业年金意愿如此之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根据仲大军先生在该文中的分析,我国是一个正在加速工业化的国家,城乡结构和三次产业结构都在急剧变化,工业组织形式也在不断变化以适应这种变化的需要。企业平均寿命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经济资源要素配置灵活。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部门的大格局已经基本形成,一些大型的国有企业主宰和垄断着一些大工业部门,剩下的是组织化程度较低的经济领域,民营企业大多活跃在这一领域中,既集中在竞争性的领域中;由于竞争的激烈程度较大,新陈代谢程度也比较高。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有理由认为,在较长时期内,相当一部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民营企业必将游离于企业年金制度之外,这些工人必将与企业年金无源。我们应当有这个思想准备。甚至,我们可想而知,相当一部分这样的企业甚至连基本养老制度的缴费都千方百计设法逃脱,更何况自愿性的企业年金了。

  

  三、微观经济环境导致雇员方面的参与动机严重不足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察。第一是雇员在企业中总体来说处于弱势地位,集体协商中始终处于劣势地位。在劳动社会保障部第20号令《企业年金试行办法》中明确规定,申请建立企业年金的三个条件之一就是“已建立集体协商机制”,并且,在其出台之后,紧接着发布了第22号令《集体合同规定》,我想,其目的就是为了规范集体协商和签订集体合同的行为,依法维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加强工人在集体协商中的合法地位。集体合同的内容本身被界定为就包括“保险福利”在内,企业年金必然使当中的一个重要项目。可以说,第22号令是赋予工人执行第20号法令即建立企业年金的一个尚方宝剑。但是,在“强资本弱劳工”的总体微观经济环境下,甚至在全世界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欧洲情况稍好一些),我国工人和工会的力量较弱,声音较小,即使工人想建立,但如果雇主不想建立,那也是建立不起来的。

  第二,设立企业年金的企业及其职工作为“委托人”也好,建立企业年金理事会或法人受托机构的“受托人”也罢,它们都没有明确规定法定的工人代表数量,也没有规定工会的合法地位。这说明,雇员在整体企业年金制度中虽然在理论上有一些规定,但事实上则出于一个尴尬的地位,其客观结果必将对没有建立企业年金的单位的工人积极性产生一种负面影响,对已建立企业年金的单位里工人来说也不利于保护其自身利益;尤其是,对建立企业年金理事会的企业来说,理事会的法律地位比较模糊,很难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民事责任的法人实体,如出现与其它“人”的合同纠纷,很难起到保护工人利益的作用。

  第三,统计数据表明,越是贫困的国家,人们的消费越是偏向于当前消费;越是富裕的国家,偏向于长远消费的人群数量越大。对于人均DGP刚刚跨越1000美元门槛的中国来说,她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们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尤其对年轻雇员来说,他们偏向的可能更多的是眼前的利益,在对待年金计划的态度上,企业内部本身很难达成一致。甚至,即使雇主愿意掏钱出来搞年金,但如果真的让雇员每月定期拿出1/12的薪水一起绑在年金上几十年,他们往往会犹豫不绝,会认为这将降低当期的生活质量和减少当期的消费水平;越是贫穷的国家,人们往往越倾向于当期消费。毕竟,企业年金是几十年以后的延迟收入,在“权衡利弊”之后,相当一部分人的自愿也就变成了不自愿,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这就是企业内部很难协商一致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资本市场不发达对建立企业年金具有一定的不利影响

  企业年金不同于银行存款。从国际惯来讲,只有DB型的才由政府出面建立一个担保的机制,我国企业年金的法律组织形式是DC型信托式,一般是不可能建立担保机制的,而只能“听天由命”即几乎完全依靠资本市场的表现及其投资回报。我国资本市场刚刚起步,还是个“婴儿”,很不成熟,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动荡起伏,波动较大,甚至每天都牵动几千万人的心,这无疑对企业年金持有人或受益人来说是个重大心理挑战。

  资本市场不发达与企业年金不发达是一枚硬币的两个侧面,它们存有互动关系。一方面,资本市场不发达会影响建立企业年金的信心,但另一方面,企业年金不发达又是导致资本市场不成熟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美国1950年企业年金投资于股票的资产微乎其微,此后,随着企业年金进入资本市场,企业年金和资本市场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2001年底,美国企业年金总资产超过了8万亿美元,其持有的股票资产已接近4万亿美元。企业年金的性质决定了它是天然的的长期性资金,而不是投机性资金。没有企业年金的资本市场是不可想象的;反过来,没有资本市场的回报,企业年金就成为无米之炊,无本之源。而目前我国资本市场的现状导致人们对投资信心不足,进而导致对建立企业年金信心不足;与10多年前相比,市场经济的一些原则在草根阶层越来越深入人心,越来越理解,他们逐渐知道,企业年金投资亏损了国家是不应该给予担保的,这是市场投资的一个基本原则,企业年金这种自愿性的投资行为所面对的就是“市场”,而不应是“政府”。既然政府不应担保,那么,建立企业年金的积极性就自然大打折扣。

  

  五、长期的文化传统和计划经济观念的不利影响

  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互助会的印象是深刻的,而企业年金则是一件陌生的事情,“延迟收入”概念更是崭新的;勤俭持家的美德导致个人储蓄的偏好深入人心,自古轻商的文化传统对商业性的投资行为不肖一顾,“保本”思想根深帝固;长期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一个惯性思维是,存银行是最保险的,第一选择是银行,第二选择还是银行;在他们眼里,银行是国家的,是有保障的,尽管国有银行有的正在股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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