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徒手:矛盾中的茅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88 次 更新时间:2015-01-04 17:5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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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徒手 (进入专栏)  

   1、全盘否定茅盾十几年来呕心沥血所做出的评论成绩

   1964、1965年毛泽东有关文艺的两个严厉批示逐级传达后,文化部党员副部长们在整风运动之中摇摇欲坠,一日不如一日,几近崩溃。反而当正部长十五年的党外人士、作家茅盾(沈雁冰)没有卷及斗争的漩涡中心,没有被迫参加表态或揭发性质的大会,似乎成了整个文化部机关中的最悠闲之人,只是在后期不时被暗地里敲打、数落。

   有意思的是,时间标志为“1964年8月28日”的《关于茅盾的材料》不是文化部党组整理的,竟出自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之手。当时茅盾还担任中国作协主席一职,从政治身份归属上也算是中国作协党组负责统战的工作对象。这份材料中没有涉及文化部内的工作问题,大多谈的是茅盾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各类罪状,关键之处在于全盘否定了茅盾十几年来呕心沥血所做出的评论成绩。

   据中国作协党组内部统计,1949年后茅盾仅在国内各报纸、刊物发表的有关谈创作问题和评论作品的文章就有一百六十八篇,先后合集出过七本评论小册子。作协党组做出这样的判定:“在这些文章中,中国当代著名、活跃的短篇小说作家、尤其是年青作家的作品,几乎全部受过他的‘检阅’和评价。从这情况,可看出他通行无阻,广泛占领文学阵地,抓住创作评论,不但左右文学创作倾向,更严重地是与党争夺青年作家。”

   作协党组在文件中明确地给他扣上“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点”的大帽子。

   身为中国作协主席,茅盾陷于自身困境而无法写出长篇作品,转而热心投入评论事务,当年很多刚冒尖的青年作家以获“茅公的赞誉”而荣,他及时而内行的跟踪点评成为新中国文坛的一大景观。但1964年骤变形势之下,老人这种辛苦的阅稿评述已经难以获正面肯定,在本人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已在内部被批得体无完肤,权威颜面尽失。

   《关于茅盾的材料》长达一万字,充满了上纲上线、不容置疑的火药味,全文用的多是贬义词,连一句肯定式的好话都不愿提及。开篇第一段就单刀直入地表示:

   全国解放以来,文艺界把茅盾作为偶象崇拜,近年来,更成为评论作品的权威,影响极大。

   在学习主席批示后,在这次检查工作中,我们才发现,十五年来,他所写的大量文章,一直在顽强系统地宣扬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这些文章一篇篇孤立起来看,有时很容易受他的迷惑,但综合起来看,则问题十分严重,特别是近几年来,更露骨地暴露出他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在文艺的许多根本问题上,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针锋相对。

   现在静心细读茅盾的一系列评论文章,发觉在整体时代氛围之下并无多少出格之处,只是他丰富的创作经验及敏锐触角在起作用,比别人所谈的更切合创作实际,有时批评会更大胆一些。譬如他批评最多的即是这样内容:“不少作品在描写英雄人物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品质的场合,还有点千篇一律,或者说,跳不出既成的框框。”“常常显得简单、生硬、花样不多……显得简单化甚至做作。”“总觉得他们是端坐在莲花座上的菩萨。”(引自茅盾文章语)作协党组主事者甚至揭发出这样一条细节:1962年4月《人民文学》刊发茅盾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二十周年的文章,原稿中有解放后的文学创作对“讲话”“生呑活剥”、“轰轰烈烈,空空洞洞”字眼,发表时审查者把这些“贬低延安讲话”的词句全部删去。

   最让批判者在意的是,“茅盾的全部文章,几乎没有从正面提倡或阐发过写先进人物、英雄人物的重要意义。”他与部分作家在1962年作协大连创作会议上所谈的言论被严重抹黑,笼统称之为“中间人物论”,在1964年酿成政治事端之一。最遭人记恨的是,茅盾在大连会议上用插话的方式攻击党在农村的政策,说:“粗碗也不够。”“买个鸡毛橦子不容易,因为搞风箱去了。”等等,这实际上表现了他对三面红旗的不满。(见1964年8月28日作协党组《关于茅盾的材料》)

   最后中央高层只能让主持大连会议的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在1965年底代他受罪挨整,晚年茅盾对邵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一直心存内疚和忿怒。

   2、茅盾的发言带有文学家冷嘲热讽的描述功底

   1964年在清算茅盾的文艺思想的同时,中国作协、文化部也在暗中不断收集他的政治思想表现,认为他的文艺观点与他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和思想上的极端个人主义是一致的。《关于茅盾的材料》就这么鲜明地表示茅盾的政治落后程度:“十五年来,每当国内阶级斗争尖锐化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明目张胆地暴露出他的顽固的资产阶级立场。”

   茅盾在1957年鸣放阶段的特异表现,最让高层诟病和恼怒,认为他当时是和右派分子一道向党猖狂进攻。在此期间,他因故曾给邵荃麟写一封信,说“一般党员”是“只有两只手,两条腿,两只耳朵,一张嘴巴,而没有脑子”。信中还写道:“个人崇拜,在文学批评工作上,也是很严重的。”“所有这一切都表示我们的坏作风是:浅薄、浮躁、一窝风起哄,盲目崇拜权威,只看是什么人说的话,不分析说话的内容有多少真理。”茅盾这种以往少见的评述被认定为“辱骂党及党的干部”。

   当年五月中旬,茅盾以部长身份出席中国画院成立大会,本来是喜庆场合,不料他祝辞时却带有几分不平的情绪,首先说中国画院的成立,“是和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斗争的结果。”又转个弯表示:“中国画院的主体是画家,而不是少数的行政人员。如果将来也发生像大学里发生的系秘书指挥系主任,行政干涉艺术创作、研究、教学等等,我以作家的身份,愿奋秃笔,用杂文这武器,为各位后盾。”

   这些刺眼的话语刊登在5月15日《人民日报》,读者们难得见识到这位老作家、老部长的一时愤激之言。

   5月15日中央统战部召开了民主人士座谈会,席间最为著名的言论是张奚若批评性的四句经典:“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而茅盾的发言则带有文学家冷嘲热讽的描述功底,同样被视为“更激烈、更恶毒”的攻击性言论。譬如他说,领导干部“都是对于业务的生疏乃至外行。拿文学艺术来说吧,究竟是专门学问,没有这门学问的基础,专靠几本《干部必读》不能解决业务上具体的问题,不能解决可又等着你作主张,那么怎么办呢?捷径是教条主义、行政命令。”他还说,“我个人接到过不少作家和翻译家控诉出版社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来信,这些信都转给有关社了,然而未见效果。大概是积重难返,阻碍重重呢?这次是中央要整风了,该可以整出个道理来了。”

   这篇发言第二天以《我的看法》为题,就被上海《文汇报》全文刊用在第二版,成了茅盾1949年后难脱罪责的政治言论把柄之一。有趣的是,同一版还刊出两条文化部整风的消息,一是文化部副部长陈克寒、张致祥、出版局长金灿然出席出版界座谈会,听取大家的批评,用的小标题是“外行人领导内行如何能叫人信服?”另一条是夏衍副部长主持文物专家座谈会时表示,要对文化部施加社会压力,才能保证把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整掉。

   这一版稿件源于北京专电,堪称独特的“文化部整风专版”,其间茅盾的发言最为引人瞩目,因为他没有常规的官话套话,心绪毕露,锋芒逼人。

   1964年改编茅盾同名小说《林家铺子》的电影遭到公开批判,虽然官方有意忽略了原著作者的大名,采取了保护过关的策略,但这多少触动茅盾本人的慌乱心绪,他只能顺势隐而不发。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他的早期作品被点名已是迟早的事情,文革前夕党内宣传部门高层对他的文学创作定评很低,多是负面性质。

   譬如1966年4月7日新任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在作协创作座谈会上,对各时段的文艺队伍做阶级成分的分析,茅盾屡次三番地被排到资产阶级的落后一边:“……五四以来有一种资产阶级自然主义(如左拉的作品),这是没有什么理想的,而且喜欢写点色情的东西。茅盾就是受这种自然主义的影响。”“大革命失败后,有两种人:一种人,在毛主席领导下,揩干身上的血迹,拿起武器上山打游击;另一种人,对实际斗争感到厌倦,退下来搞文化。《幻灭》、《动摇》,茅盾的三部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见会议记录稿)

   3、一边不愿担任部长一职,一边却屡屡被安抚

   值得关注的是,茅盾在1957年5月《我的看法》发言稿中首次公开谈到在政府任职的苦恼,打了几个比喻,说得比较含蓄,归之起来就是平日忙于“三会”(指冗长的会议、宴会、晚会),不务正业,党员干部对所提的意见“不辩好歹”等等。他在讲话中还带有几分自嘲的味道:“从前(我)也还有一个专业,现在呢?又是人民团体的挂名负责人,又是官,有时人家又仍然把我看作一个自由职业者(作家),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算什么。在作家协会看来,我是挂名的,成天忙于别事,不务正业(写作);在文化部看来,我也只挂个名,成天忙于别事,不务正业。”他还提出:“像我这样不务正业的人,大概不少,统战部最好再安排一下。”

   茅盾此次对职务安排的感慨,应对的是批判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鸣放整风背景。实际上“不务正业”是他一贯的牢骚话,此事的心结早在数年前就埋下,只不过在1957年新春得到了集中爆发。

   1957年3、4月,中国作协秘书处要求会员汇报各自的长期创作规划,并召开相关座谈会了解情况。会后,身为主席的茅盾也提交一份《我的规划》,再三强调主客观方面的诸多困难:

   来自主观方面的,大致不外乎个人精力日益衰颓,用脑不能持久,特别不习惯于一会儿须看公文,一会儿又要开冗长的会—-这样的“疲劳轰炸”,并由此引起的神经的衰弱状态。

   来自客观方面的,主要是无法控制时间。比如说,很难做到每天抽三、四小时来写作,也很难做到每天经常有二小时,或者每周能经常有三四个工作日可以用于写作。在这样情况下,构思是时断时续的,写也是时断时续的,这便引起了厌倦和苦闷,至于想促此搁笔。

   他希望“摆脱政府行政工作,以及其它一些出国工作”,不要脚踏三只船(作协、文化部、争取世界和平大会)敷衍了事,而自己生平最恨这样的生活态度。他当下的目标是,争取每周有六分之五的时间,把十年前写了一小半的长篇《霜叶红于二月花》续完。

   “今年我已六十二岁,假定能活到七十,亦不过八年而已。”文中的这几句话颇为打动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把它直接引述到他4月16日致周扬并转周恩来的信中。接到《我的规划》后,邵荃麟曾与茅盾交谈过一次,茅盾明确希望中央最好能考虑解除他文化部长的职务,其次能够不给他每年出国开会的任务。

   邵荃麟对此予以完全的理解和体谅,他在致周扬的这封信中写道:“茅盾自从1942年左右写了长篇小说《霜叶红于二月花》和1945年写了剧本《清明时节》以后,到现在十多年,一直没有发表过长的作品。对于像他这样有地位的老作家,这苦闷是很自然的。”邵荃麟建议周总理最好能和茅盾面谈一次,文化部和作协相互协调,尽量做到使他每周有六分之五时间或四个工作日来专心从事写作。

   鸣放期间,周恩来确实找茅盾谈过话,但似乎没有深谈什么职务问题,着眼于如何帮助他在政治上解困,同时也对文化部领导层统战工作的不妥有所指正。茅盾在反右斗争后期,态度果然较为积极,在高层布置下涉险过关。

   时任茅盾秘书的朱长翎对这一段波折过程留有很深的印象,茅盾担负部长一职的难处特别显明:

作为民主人士出任部长,茅盾没有实权,在鸣放时他提意见说“有职无权”。我想,这里原因很多,主要是在外事场合不适,比如说新任大使拜见政府部长,文化部是一定要来的,虽然是礼节性的,但也会涉及到文化部具体问题;又如参加使馆国庆活动,由外交部根据他国的态度和地位决定去与不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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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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