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徒手:重逢史铁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28 次 更新时间:2016-01-28 09: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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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徒手 (进入专栏)  

  

   1988年秋天我新婚住在北新桥三条一号大院,与史铁生的雍和宫旧家相距不远,闲来无事,时常去史家打扰。铁生老父亲戴一付老式眼镜,安静地操持家务,买菜炒菜,尤其能做人人夸奖的红烧肉,一来客人,铁生就积极地引荐。他自己是嗜肉者,有时兴致来了就摇着轮椅到锅台前炒菜,大把搁下不少肉片。印象中,妹妹史岚那时怀孕,时常回家看望,挺着肚子还要抢着干活,让史老伯和铁生一阵阵紧张,脸上却锭放笑容。这是我最难忘的史家温馨一景,对于困顿多年的一家人来说这是莫大的喜悦。

   铁生原来住在前永康胡同深处,出行不便,由街道出面就阿给调剂到临街的平房,紧挨着雍和宫,一出门就可以看到北面的地坛公园南门。那时铁生已负盛名,虽然门前贴有祈求照顾、委婉拒绝的告示,但仍阻挡不了外界的一批批访客。有时我去时,发现狭窄的屋里先后来了两三拨客人,铁生是笑脸相迎,但心中的懊恼想必是不小的。他曾说:“有的人不请自来,来了就长时间说话,让我很无奈。我是个身体有病的人,有时需要自己处理一些私事,就是没办法腾空儿。”

   他就经常逃到相邻的地坛躲一个清静,带几本报刊,摇着小轮椅长驱直入,在地坛东南角的大柏树下悠然阅读。我观察过,他读书很杂,刊物寄的,文友送的,文学历史政治哲学诸多门类,他都信手一读。一根烟分几个时段抽,读到安神处就顺手在轮椅车铝管上把烟掐了,一不留神又把残烟点着。他爱从树隙中看蓝天,斜着脑袋眯着眼想着什么。那时地坛公园还不收门票,看上去像是无人管理的野地,许多路人借着公园抄近路,有的骑自行车一阵风似地穿行而过,留下一串串清脆的铃声。像铁生这样神情安详、耽迷深思的读书样子,而且还长时间保持这样姿态,在地坛中还属少见。

   有时在家看不到他,我就直接骑车去公园找他。我在中国作协上班,爱把文坛一些杂事琐事告诉他,他听后嘿嘿一笑。他待人宽厚,很少评说他人的对与不对,只是文坛发生的一些事情让他觉得滑稽和无益而已。记得韩少功、郑义等同辈知青作家到他家作客,由我到雍和宫地铁站接迎,他们相聚真的是一种欢谈,在相近的精神层面上言语碰撞,多少是清贫人生的一大快事。铁生回忆说:“读清华附中时,郑义已是有名的高中学生,我们这些初中生看到他都是仰慕的样子。有一次,我们几个在操场沙子上玩插刀的游戏,正玩得兴头,突然看见郑义站在我们旁边,不屑一顾地说了一句,‘真没劲。’他转身就走了,我们几个就傻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郑义笑道,不记得此细节了。铁生说,那时我们在您们高中生面前就是一个小屁孩,什么都不懂。

   那一年郑义的小说《老井》拍成电影,由张艺谋主演,未公映前先在京城圈内试放几场,顿时成了口口相传的盛事。铁生对影片甚感兴趣,在朋友的帮助下,摇着轮椅赶到放映现场观看。过几天,他似乎还没有走出电影的氛围,对郑义作品在银幕上展现的效果颇为赞赏,啧啧称道:“够劲,有味道。”他一向对影视颇有心仪之处,多次说过等有机会尝试写写电影剧本。他的早期作品《命若琴弦》曾被陈凯歌看中改编,并在不长时间内搬上银幕。在拍摄之中,“期待”就成了铁生和朋友们那时候最要命的人生关键词。

   铁生喜欢北京人艺的话剧,只要身体条件允许,他都会满心欢喜地前往剧场。有几次,我在剧场内见到他,他都是提前做好各项准备的样子,首先是要保证当日中午睡上好觉,下午坚决拒绝朋友来访或再三说明,尽力减短交谈时间,以储备晚间看戏的精力。看戏时,轮椅车旁挂着一个水壶,着装也是少有的利落整齐。未等开演,他就焦急地摇着车开到第一排侧边,恭恭敬敬地守候着铃声响起。

   铁生平时爱吃涮羊肉、酱肉,素喜大白菜。八十年代末时北京城区还实行每户分配大白菜制,秋冬之际家家户户都要拿着小本登记划勾,按户口分片,在街边排着队买百十斤白菜,取回家后在屋外晾晒,以备全家冬天吃用。有几年,都是我与史老伯一起前往,排着长队,缓慢前行,有时断了菜源,还得等候下一趟运菜车。史老伯不爱说话,邻居会问铁生的近况,他就说:“还行,还在写东西。”买了白菜后码放在平板车上,由男售货员飞快地蹬着送回家去。铁生总笑眯眯地在院子门口迎接,有时还能顺手帮助接送几棵。院子里都是来来往往搬运白菜的人,铁生与邻居大声地搭话,议论着今年白菜的成色好坏。

   他们家是使用煤气罐,平均一两个月使一个,用完时刚好有朋友来访,就由该朋友前去换购。有时煤气用完了,又无朋友来访,铁生就会摇着车找我,我就赶紧飞车而去。那时我刚26、7岁,身子瘦弱,气力也显不足。怎么把炸弹般的煤气罐摆放在自行车上,成功地运回来?刚开始确实让我发愁,甚至有点发怵。铁生找朋友弄来一个铁钩,又教我如何斜歪着身子掌控车辆。我试了几次,大获成功,用力蹬着,不惜余力,有了一种男子汉干大事的愉悦。铁生鼓励地说:“成了,不错。”以至于有时去铁生家,总是瞧着煤气罐问:“是不是该换气呢?”铁生笑着说:“还有,还有。等没有气了,一定叫你。”

   1990年春天,我快要当爸爸,产前一两个月我就请铁生负责给孩子起一个名字。他答应下来,他在作品中给人物起了众多的名字,在实际生活中只是给自己的外甥起过名,叫“朱绿和”,那一年“绿色和平组织”活动旺盛,全球瞩目,是该年的标志事件,以此志记。最关键的是铁生喜欢文字之间的色彩搭配感。他又给外甥起了一个小名“小水”,希望孩子长大后具备水的韧性和冲劲。

   4月13日清晨小女出生,恰逢那天是一个“电脑病毒日”。铁生说:“唉呀,应该给孩子弄一个解毒的名字。”他翻阅中药材书籍,比划了不少,但终究觉得给女孩子起个中药名不很妥当。孩子满月时,有一天听到他在楼下大声地喊我的名字,我赶紧下楼,他从一本书里郑重地拿出一个小纸片,上面写着七八个备选的名字,让我从中挑选。他在一旁解释说:“我起名字胆大,总是想着乡村的风格,农村人觉得名字拙一些,小孩好养活。比如像这个‘陈大茁’、‘陈庄’、‘陈于一’……”我一眼瞧中第四行的“陈宵晗”,一见就欢喜,指着它喊道:“这个好,这个好。”他嘿嘿一笑:“感觉很对,我就想你会喜欢这个。‘宵’和‘晗’摆在一起的寓意是说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天总会亮的。”

   在1990年5月26日的日记中,我还记下他的一段话:“起名字,别人用,我感到很光荣。因为我死了,别人还要用这个名字几十年。”小女五个月后,我推她去铁生家,铁生连连说道:“不胜荣幸。”他对孩子有一种天生的喜爱,乐哈哈地看了又看,开玩笑地说:“可以夸一下,鼻子以下长得好,鼻子以上现在不敢说。”

   女儿长大了,等她小学四年级时,有一次写《我的名字》的命题作文,她写道:“我的名字是作家史铁生伯伯起的,因为我是凌晨出生的,天还没亮,但可以看到微露的霞光。史伯伯的意思是说,每天都有光明的希望。”语文老师在文后写了几句评语:“宵晗,你的名字很有意义,可以是一生的动力。”我读到时,心头涌过一阵热浪。一个简单的文字符号,是铁生给小女一个很珍重的生命嘱托,一个美好的人生期望。

   去年初,我带已上大学三年级的小女去探望铁生夫妇。女儿已是一米六六的大姑娘,见到铁生极为腼腆,不敢多说话。铁生指着女儿,大声地对屋里的客人们介绍说:“这个女孩的名字是我起的,叫宵晗,天快亮的意思。”

   重逢史铁生:地坛那个轮椅上抽烟的人

   铁生曾说过,21岁时站着走进友谊医院,却躺着从医院出来,当时绝望到极点,差点要跟大夫打架。我问,为何不早点治疗?他说,插队时只是觉得腰疼不适,开始不当一回事,简单吃了药就拖延下来。我记得铁生说了一个细节:回北京之前,曾跟伙伴们迈着双腿登了一次华山,似乎还是在夜间摸上山,早晨看日出。这或许是他患重病之前最后一次的壮举。

   后来铁生还给我看了一张老照片,那是他十八九岁时与同学在乡间土路上骑车而行,他的嘴唇上还留着淡淡的一撮毛。还有一张照片是他插队时抱着放牧的一只小羊驹,站着拍摄的,人显得稍小,头上包着一块陕北式的白毛巾,笑得有些稚气和调皮,背景上有窖洞和高耸的树木。他看我们喜欢,就说送给我们一张。骑车和抱羊,我们都十分注意到他原本挺立的身材和有力的双腿。那是他青春的印记,健康的印证,可惜一切都无法复原和返回。

   不知时间有否记错,1989年初时铁生曾经大病一场,让朋友们惊吓不止。一天史老伯给我打电话,说铁生发烧厉害,先住在第六医院,挂点滴后退了烧,出院后回家,想不到高烧更严重。我赶紧请假赶到铁生家,见到众人七嘴八舌,最后归纳为还是到友谊医院治疗为上策,因为友谊医院大夫最了解他的前后病史。

   到友谊医院已是傍晚,门诊都已停止,只能送到急诊科,放置在观察室输液。铁生满脸通红,还说一点胡话,不时说“冷”。当夜,我留下来陪他,观察室是简陋的平房改造的,过道上有厚厚的棉布帘,人一掀起就有凉气袭来。隔壁床是一位病危的老人,到了下半夜他的喘息声渐弱,大夫表示无奈。我有些慌乱,怕此情景刺激铁生,就有意用身子挡住铁生的视线。凌晨四五点时,老人平静地走了,被医院的人用车推走。这一切弄得虚弱的铁生无法安睡,情绪上多少有些波及。天快亮时,不知情况的老人儿子端着大茶缸和热乎乎的油条进屋,看着空床位大为吃惊,问:“我爸呢?”我紧张得不知怎么回答,已烧得迷糊的铁生却在我身后说道:“您……您去问大夫吧。”小伙子见状“哇哇”哭起来,铁生欠起身子安慰说:“老人没受什么罪……”自己的身体已严重不适,铁生对人还依然那么细心和厚爱。

   第二天上午急诊室大夫表示他们此处无法收治,还需转到病房治疗。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一个场景:因为没有找到病床,铁生只好躺在推车上,停在友谊医院一楼大厅里,盖着两床被子还牙床打颤,周围是穿流不息的人群。我们几个分头找关系、到处打电话求援,急得史老伯搓手不止。就在这时,路过两位穿白大褂的女大夫,她们叫道:“这不是史铁生吗?生病呢?”原来是当年给铁生治病的大夫,铁生挣扎地抬高身子说:“看到救星了,这回挺难受的,没床位……”女大夫一听立即跑上楼去联络,折腾许久,终于在三层病房腾出了一个床位。女大夫连着说:“铁生不易,铁生不易……”铁生后来说,他跟友谊医院极有缘份,奇遇甚多,得到大夫们真诚的相待。

   这次友谊医院的急救是一次不大的险情,是铁生一生转战医院的惯例。但在我的印象里,却被赋予特殊的意义:一是在此住院期间,病情稳定的铁生开始酝酿名篇《我与地坛》的写作,他在病床上给我们讲述了几个重要的片断,尤其是跑步好友多年连续参加竞赛的有趣故事,让我记忆最深。出院后他就铺开五百字的大稿纸,一字一字地写出,有的初稿章节几乎是一气呵成;二是有一天病房突然出现一位清秀的女同志,铁生笑吟吟地合不上嘴,整个眉眼间焕然一新,一遍遍地向客人介绍说是从西安来的,是学数学的。陈希米的出现,是铁生住院期间最为耀眼的亮点,照亮了他原本暗淡低落的感情生活,其火焰光彩夺人。

   写作此文时,我打电话给希米求证,希米说,确是1989年一月在友谊医院病房见到我的,那时恰好放寒假。她说,后来朋友送来一台打印机,铁生就开始练习打字。接着又买了最早的电脑,他就借着打字练习,把《地坛与我》全文打到电脑里。

   本文选摘自《生命:民间记忆史铁生》(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6月出版),“写作之夜”丛书编委会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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