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走向权贵经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4 次 更新时间:2014-12-24 14:5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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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瑞金 (进入专栏)  

  

   腐败的问题不是一般的官场的腐败问题,它蔓延开,涉及到我们整个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买官卖官是吏治的腐败,还有司法的腐败,再到社会舆论,我们的舆论工具的腐败,这种就不是单纯的经济腐败。

   编者按:11月6-8日,在深圳大梅沙举办了首届大梅沙中国创新发展论坛。在会议中,共识网记者与中国青年报、南方都市报等媒体联合采访了周瑞金。以下为采访全文。文章未经作者审订。

  

   问:您之前发表了《终结腐败》一文,您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想要撰写这篇文章,又为什么选择在十八届四中全会这个时间点推出?

   周瑞金:《终结腐败》这篇文章是鉴于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的领导集体采取了一个大的反腐败的动作,整顿我们的官场作风,也就是说整顿干部的作风。反腐败同对党内各个阶层的领导干部进行的群众路线结合起来,应该说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前一个大的动作,是推动深化改革的相互配合的一个大的动作。

   我们知道四中全会的主题是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所以我的判断,写这篇文章要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前发表。我们两年以来的反腐败斗争主要是治标式的、闪电式的反腐败,就是王岐山书记所讲的为治本赢得时间。四中全会以前,我们这个反腐败是作为治本前的治标的成果,因此我的文章是这么一个总结,同时提出来怎么从治本的角度,从依法治国的法治的角度来终结腐败呢?因此提出我自己的看法,那就是文章里面重点提到的打造”七位一体“的制度笼子,也就是说从制度的层面来防治腐败,这在四中全会上提到议事日程了。所以我在四中全会前夕就发表了这个文章。

   问:91年的时候您在《解放日报》发表了几篇文章用的是皇甫平的署名,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响。这次您在撰写的长文当中用的是皇甫欣平,想问一下您这里有什么样的考虑呢?对于这个文章它可能会取得的什么样的预期效果,您是否有些期待?

   周瑞金:用皇甫欣平这个书名确实是有一番考虑的,原来用皇甫平我是写于1991年,当初是我们遇到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改革开放,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往回走。因为在91年的时候,正好国内发生了六四的政治风波,国际上苏联产生了剧变,东欧六个国家的政权都受到颠覆了。在这一个背景下面,我们国内当时就认为出现“苏东波”现象,就是中国的政治风波和苏联东欧这样的风波,有的是归罪于改革开放造成的,所以还是要回到阶级斗争,搞社会主义教育。因此,当时这两种理念的斗争处在胶着的状态,我当时是媒体的,在上海《解放日报》,很了解整个舆论的态势,所以当时是中国到底能够往前走搞改革开放还是往后退,这是很关键的一个历史关口。

   这个时候,1991年春天,邓小平到上海,一改过去在上海过春节的习惯,唯一这一次,他一到上海就要出去参观访问,发表自己的看法,就是要推动改革开放。我当时看到这个材料,所以就决定写了四篇文章,就是要宣传邓小平的关于改革开放的最新思想。原来91年的四篇皇甫平的文章,就传达了91年春节邓小平在上海讲话的精神,要推动改革开放,是在这个背景下我写了皇甫平的文章。

   今天当然形势已经完全改变了,皇甫平作为一个历史的署名,它是有历史条件的。所以我基本上再也不用皇甫平的名义发表文章。到2004年,15年以后,财经杂志发表我一篇文章,就是《改革不可动摇》。原来我这篇文章用我本人的署名,《财经》杂志的总编以为用皇甫平的署名可能会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所以他就改成了皇甫平,这个也不是我原来的本意。但是我确实没有想到15年以后,又署了皇甫平以后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响。

   当时的反响和91年的反响倒了一个个儿,91年的皇甫平受到领导、上层的非议,而受到老百姓和干部的极大的欢迎。到了04年我写《改革不可动摇》的时候,高层领导很肯定,他们当时派政治局常委到上海东方网调查我这篇文章的背景,因为皇甫平也引起他们的重视了,调查背景以后,知道我当时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从04-06年这两年期间,中国改革发生第三次大争论,有人否定市场化的改革。所以这个情况促使我写了《改革不可动摇》,后来财经杂志的总编用了一个皇甫平的署名,是在这个背景下发表的。

   基本上来讲,因为皇甫平是属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署名,我后来就不再用了,这次用了皇甫欣平,我是怎么考虑的呢?皇甫欣平不同于皇甫平,因为历史时代变化了。当初皇甫平这个“平”是属于邓小平,是宣传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今天我同样要写争论文章,我针对的是我们新的领导集体的,这个历史条件变化了。所以这个平非那个平,这当然是一层意思。

   第二层意思就是我这个“欣”是欣喜的欣,我当初写皇甫平的时候是很郁闷的,因为当时一片反对和平演变、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这个下面就感觉到改革开放十年以后遭到这样一个大的挫折,好像要往回走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来写这个文章,这种心情就非要冲破关口不可,非要突破这个阻力不可,是这种心情。今天我来写皇甫欣平的反腐败我已经有点欣喜的心情,因为看到我们新一代有这么大的决心反腐败,端正党内作风,给我们深刻改革带来新的希望,所以更是一个鼓舞,这个心情和皇甫平的心情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二层的皇甫欣平的意思。

   第三,皇甫欣平的写作班子也变化了,老的我有三个人,是另外两个和我一起的,这次皇甫欣平我有一个新的写作班子,没有原来的人参加,而是一些新的人参加,所以这个是新班子的“新”的意思。

   还有一个是文章的风格也变了,皇甫平和皇甫欣平文章风格最大的变化,皇甫平是传达性质的,传达邓小平讲话精神当时就可以了,就可以推动改革了。而今天呢,我不必要再传达什么了,因为做到现在你还要传达什么精神,我今天是要提策论,给中央提出来反腐败你做得很好,现在应该怎么进一步从制度防腐败,我提出我的看法。

   所以今后皇甫欣平的文章就是一种策论性的政论文章,它要给中央、给国家提供我的思考的成果,我的主张意见怎么来推动深化改革,给你作为参考,不是说一定要照我的意见办,只是我一个写作班子的意见。

   问:在您新的写作班子里是不是有一些专门是研究反腐方面的人?

   周瑞金:那当然,我更加增加一点专业性的人才,不同的问题可以有不同的人参加,人员是流动的,不是固定的。总体我就是以一个杂志作为一个阵地,作为一个平台组织一个写作班子,提供我的老本行,就是搞政论。因为我在新闻单位就是搞言论的,搞评论和社论,现在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岗位,利用我现在老报人的一些积累还可以写一些政论的文章来发挥我的余热。

   问:这个文章当中您有一个观点说一个腐败案件实际上大多数是在重复同样的故事,这个怎么解读?

   周瑞金:同样的故事,你看看我们抓出的腐败案例来看,包括最高的周永康到徐才厚这几个国家级领导揭露出来的腐败,他们基本上走的是一条路,以权力进入市场,以权谋私,谋求自己包括家族的最大的利益,这个是有着同样的腐败的特征的,所以他们重复做的就说明这是我们制度上的缺陷,特别是在发展市场经济上不成熟、不完善,使得权力进入市场,这样搞了权钱交易,为腐败制造空间。

   所以我讲,基本上腐败这条路子我们看得很清楚,也就是十八届以后,李克强总理一再强调的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如果这个不处理好的话,就为寻租创造了空间,为腐败创造了条件。因此我们看到在80年代的时候,那么多学生上天安门广场去提出反腐败,那只是一个双重价格,在两种价格里面赚这个利益差,当时腐败几万、十多万已经很多了。到了90年代,进入到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后,我们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就是说要素进入市场,例如土地可以买卖,房地产起来了,股票、股市发展了,交易所发展了,资本、资金也进入了市场,这种生产要素进入了市场以后,它的寻租空间就大了,所以它的腐败这个时候都是百万级、千万级的数字。到了新世纪以后,随着我们对外开放扩大特别是加入WTO以后,它推动了我们经济的发展,这段时间,加入WTO后的十年,我们GDP增长了4倍,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但同时因为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我们的防腐制度建设不够,政府的权力直接介入,所以腐败的数额呈几何级的增长,这从目前揭露出来的腐败案件看得很清楚。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一定要从制度的层面,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能够成为法治的体制,而不是走向权贵的体制,权贵就是权力的精英和资本的精英的结合,这就走向了权贵市场经济道路上去。经济学家吴敬琏一再提出来,发展市场经济,原来以为发展市场经济可以解决,经过这一段时间,感觉到市场经济有好的市场经济,也有向坏的市场经济发展,他就总结了我们从十四大以后提出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以来的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教训。

   所以腐败的问题不是一般的官场的腐败问题,它蔓延开,涉及到我们整个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你看看买官卖官的这种吏治的腐败,还有司法的腐败,再到社会舆论,我们的舆论工具的腐败,这种就不是单纯的经济腐败,所以这个问题我是从这样的角度要怎么来推动反腐败斗争,提出来一种建议,总结腐败的背景。

   问:您在《终结腐败》这篇文章里破天荒提到要借助外国的力量比如美国的先进技术来帮助中国反腐,但目前有一种舆论就觉得外国的力量都是境外势力,都是颠覆势力。您怎么评价这种看法?

   周瑞金:这种是缺少分析的,我们现在很容易把我们国内自己产生的问题都很简单化的归结为是海外敌对势力的破坏、干扰造成的,我认为这个缺少分析。因为今天世界整个发展的趋势是一种大融合的趋势,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经济的发展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形成一个结合点。我们加入WTO以后,为什么经济能够发展那么快呢?就是利用这种经济的大融合,整个世界经济大融合对我们带来的经济推动的力量。所以这十年来大量的是人家来推动、来帮助我们的,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认真的想一想,当初邓小平一改革开放就提出来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因此他以特有的政治魄力改善了和美国的关系,与1979年同美国建交了。

   再一个就是78年到日本访问,签订了《中日友好条约》,说要借助美国和日本的力量来帮助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你们看《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不是看得很清楚吗?邓小平一出来,一方面抓科技、教育,把知识分子解放出来成为现代化的主力军,把广大知识分子的力量转到现代化当中去,这是多大的力量,包括他的大学招生,为我们准备了国家的治国理政的人才?今天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组成的成员特别是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里面,大多数都来自于邓小平从插队知识青年中招生的政策。所以邓小平的国际视野是非常了不得的,他打通美国和日本的关系,我们这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得益于这两个国家的帮助很多,这点我们的宣传还是不够。我们只看到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冲突,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纠缠、矛盾、争执,实际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当中都有这种磕磕碰碰,都有这些问题。我们冷静想想,在整个世界发展趋势当中,整个世界的走势是什么样,怎么样对中国发展有最大的利益?这样来观察世界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制定正确的外交方针和策略,这才是有利于我们现代化建设,有利于我们深化改革的。

所以我认为在一般的情况下,遇到一点什么事情都认为是美国、日本在捣蛋,在破坏,这种就是缺少分析的,你要拿出实际根据出来证明确实是它破坏,是不是人家在国际竞争当中运作。其实我们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也要去和它们竞争,竞争里面就是要伤害人家,我来取胜的,它可以这样对我,我也可以这样对它。比如说能源当中,我们的风能、太阳能产业过剩了,从全世界的视角来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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