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0月我率人民日报社新闻代表团访问台湾，遍访了台北主要报社，10月30日下午来到中国时报社，与报社骨干编辑记者座谈，我单独拜会中国时报新闻集团余纪忠董事长，那一幕情景和感怀留给我至今难以忘怀的印象。
台湾地区最大的民营报纸
我与余先生是神交多年的新闻报界同行。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解放日报社订有台港澳的主要报纸，我每天会浏览台湾的《中国时报》《联合报》和香港的《信报》《明报》。我通过《中国时报》的社评对余纪忠先生爱国情怀早有所了解。上世纪 90 年代初，我又有幸与余老先生有过一段相互切磋两报合作办杂志的难忘交往。
余老先生是台湾最大的民营报纸《中国时报》创办人。他一生充满瑰丽而传奇的色彩。1932年他从南京中央大学 ( 即今南京大学前身 ) 历史系毕业，1933年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余先生当即义无反顾中断学业，由英伦兼程返国投笔从戎，投入全面抗日战争。抗战胜利时，他担任青年军某师政治部主任，中将军衔，曾任国民党中宣部特派员等职务。
1949年他举家迁居台湾，1950年在台北创办了《征信新闻》，1968年印刷出版全亚洲第一份彩色报纸，为全球华文报纸开启了彩印报纸的时代。从此《征信新闻》改名为《中国时报》，余先生明确提出《中国时报》的办报理念是“政治民主、民族认同、稳定大局”，并以“开明、理性、求进步 ; 自由、民主、爱国家”作为办报宗旨。《中国时报》 对台湾和国际某些重要问题的评论、报道深受岛内朝野重视，发行量不断扩大，上世纪70年代末便突破日发行100万份。1975年又决定走出台湾到美国办报，9月《美洲中国时报》在纽约和洛杉矶两地正式发行，深受北美的华侨华人欢迎。
大幅报道大陆选手奥运金牌
余先生倾心新闻事业，大力发展海外华人知识分子读者群，开创了中国时报新闻集团。旗下《时报周刊》《时报杂志》《工商时报》《中时晚报》等相继创办; 又从报纸、杂志，发展到出版业、影视业、旅游业及文化产业等。尤其《中国时报》的言论风格从一开始就富有自由民主色彩。余先生有意识借助报纸影响力促进岛内政治革新，在新闻报道和评论上经常新意迭出。台湾很多学者、政坛人士及企业家都习惯把《中国时报》的社论作为岛内政治气候的风向标。1984年《美洲中国时报》在洛杉矶奥运会报道时，顶着巨大压力，大幅报道大陆选手荣获十枚金牌的消息，引起岛内外舆论轰动，也遭到当局打压，曾一度被停刊。
《中国时报》与《解放日报》合作办刊
我们到《中国时报》参访时，中时新闻集团已成为台湾最有影响力的新闻媒体之一，拥有报纸、杂志、出版社和互联网业务，旗下共有20多家公司，员工近万人。集团董事长余先生，成为台湾舆论界的巨擘，社会的风云人物，历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常委、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台湾当局“国家统一委员会”委员。
由于具有丰富的政治阅历和新闻经验，余先生对政治、社会与文化动态十分敏锐。早在1992年秋，他看到邓小平南巡讲话激起大陆新一轮改革开放热潮，就积极判断推动两岸关系的有利时机到来。他主动派《中国时报》两位骨干编辑胡鸿仁和杜念中来上海，与我商谈合作办刊事宜。
我先征求汪道涵先生的意见，得到他的首肯以后，又请示了市委主管的领导，然后派出解放日报社贾安坤、俞远明两位编委级的编辑，与之协商谈判，共同确定办刊宗旨为推动两岸经济、文化、社会 的交流，每月一期，在两岸三地发行。《中国时报》与《解放日报》各自设立编辑部，由贾、俞、胡、杜四人小组决定每期刊登内容，分头组织稿件，最后由我和余纪忠先生共同审定，双方各具否决权，只有我们两人一致认同的稿件才能刊登。刊物在台北印刷，在大陆和台湾发行。出版、印刷、发行事务由四人小组负责裁定。 贾安坤作为小组的牵头人，四人小组曾在解放日报社举行过四五次往复商谈。
最后，我与余先生批准了四人小组提交的关于双方合作出版刊物的报告，确定了刊物名称为《太平洋经济评论》。四人小组很快就在 1993 年初合作出版了《太平洋经济评论》月刊的试刊号，印刷了几百本分别赠送台湾和大陆各界人士阅读，征求意见，获得各方好评。汪道涵先生也十分赞赏，两岸双方媒体都很高兴。遗憾的是，1993年4月中央发来调令，要我到人民日报社履任新职。我把此事移交给报社另一位负责人，虽然双方也进一步商谈了几次，终无进展， 后胎死腹中。
两岸统一模式倡言人
因为有以上的交往背景，1998年10月30日当我率人民日报新闻代表团到《中国时报》参观访问时，余先生与我相见，虽是第一次面晤，却神交已久，像老朋友一样握手拥抱，亲切热烈，坦诚交谈。余先生时年88岁，身体健硕，精神矍铄，谈吐儒雅，侃侃而谈。他在大陆生活40个寒暑，在台湾度过近50个春秋，对两岸一直存有深厚的感情。
在与他单独交谈的一个多小时里，他对两岸局势清晰的分析，坚定主张两岸统一的立场，令人叹服。开诚布公对我阐述了如何实现两岸统一的路径，他说，鉴于台湾与香港的政治地位不同，要承认中华民国客观存在这个现实，先走中华邦联的道路，然后与香港、澳门一起组成大中华联邦，实现真正的中华民族大统一。谈到兴起，他竟拉着我的手离开报社办公室，带我到他家的大书房，亲切而坦诚地向我出示了1995年台海两岸局势紧张时，他与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互相交换信函、商议对策的亲笔函件，还向我讲述了国民党连战主席当时到他书房交换意见的经过。他说，他倡言的“中华邦联” 的两岸统一模式，得到了连战先生的赞同，也得到李光耀总理的赏识。
在谈到运筹《中国时报》新闻集团的成功经验时， 余先生说了一段老报人的话，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报纸一定要有自己观察新闻事件的视角，要有独立发声的勇气，关键时刻不能成为缄口金人。如果国无诤臣，官无诤友，民无诤言，那是我们报人的失职，也就不得不为国事前途慨叹了！”当时，我一瞥余老先生的书房，墙上挂着名家书赠的一副对联“高论明秋水，贞心比古松”，这确是他的人品、文品、报品的真实写照啊！
我的“余纪忠情结”
那天《中国时报》同仁们盛情炙人，晚宴上双方都开怀畅饮，喝掉好几瓶“金门特高”。晚宴后黄肇松社长陪同我们参观报社，我们在夜班编辑部的一张大办公桌前停了下来。黄社长介绍说，这是中国时报新闻集团董事长余纪忠老先生的办公桌。我当场惊讶地问，他老人家已88岁高龄，晚上还来值夜班吗？黄社长点头肯定说，他一般晚上9时半来这里看当天要闻和审改社论。他一直主持报社社论委员会，定期确定社论选题，并审定社论，有时还亲自执笔起草涉及两岸关系的重要社论。听了介绍，我伫立余老先生值夜班的办公桌前， 沉思良久，心潮澎湃。
这种把生命与事业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老报人敬业 精神，确实令人感动。我绝对没有想到，他老人家如此高龄还能坚持上夜班，主笔政。当时我脑海里很快闪现着 ：大陆有哪位报业集团的董事长还上夜班主笔政？大陆全国知名的报纸哪还有年过八十的老总仍在为国家与新闻传媒的大政操劳？由此我产生一个“余纪忠情结”——职务可以到龄，责任没有年龄限制 ; 官可以不当，文章不可不写。即使退休了，也应当以余老先生为榜样，继续挥笔谠论国是。因此，2004年我退休以来，正是这个“余纪忠情结”，让我这10多年笔耕不缀，不断为改革开放呐喊和鼓呼。 我们新闻代表团返回北京后，曾在《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六篇访台新闻报道，并向中央有关领导送呈访台总结报告。我在报告中突出了余先生为化解台海两岸僵局，提出“中华邦联”架构的倡言。
翌年5月，余先生重返大陆故乡途中，在上海受到汪道涵先生热情接待，并在汪先生邀请下到达北京，于5月18日在钓鱼台国宾馆受到江泽民主席亲切会见，两人畅谈了110分钟。余先生向江主席详细阐述了两岸统一的“中华邦联” 模式，江泽民主席认真听取后，对余先生说：“今天碰面， 我们难得有这一番畅谈!”
亲历战祸者更珍惜和平
2000年9月，《中国时报》创办50周年前夕，余先生亲撰长文，呼吁台湾当局痛下决心，与主张“两国论” 者划清界线，强调中华民族不能分离，矛头无畏直指李登辉。2001年10月，余先生和夫人捐资150万美元建造的南京大学浦口校区教学实验大楼“玉辉楼”落成启用。此前，余先生曾捐资743万美元设立“华英文教基金会”，专门资助母校南京大学提升学术水平。
2002年4月9日余纪忠老先生在台北逝世，享年93岁。《中国时报》在题为《一代报人的典型、一世理念的坚持》的社论中说，余先生由于他亲历战祸频仍、黎民生离死别的沧桑悲剧，“不愿再见到两岸同胞兵戎相见”，因而余先生晚年一直殚思竭虑，为两岸如何迈向和平的进程“寻找模式与出路”。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将学校一栋基础实验大楼命名为“纪忠楼”，2012年南京大学仙林校区校史馆又为余纪忠先生设立永久陈列特展。
我于4月12日给余老先生长子余建新（2001年他从余老先生手中接过中时新闻集团董事长的职务）发去唁电表示深切哀悼 ：“余老先生青年时期爱国心炽，投笔从戎，返国抗日 ；中年时期呕心沥血，创办报业，中时业臻巅峰 ；晚年致力两岸和平统一，悉心斡旋，慷慨文章。其一生高论明秋水，贞心比古松，堪称报界巨擘、 爱国耆宿。忆及九十年代初期余老先生勠力推动中国时报与解放日报合作，以及1998年人民日报新闻代表团访台时余老先生同我促膝长谈，其情其景，历历在目，无限感怀。先生虽逝，精神永在，事业永在，爱心永在。”
我的唁电被显著刊登在当时的《中国时报》上。
（作者写于2017年春节，修改于2023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