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忠:少年胡适及其早年小说《真如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45 次 更新时间:2014-12-22 0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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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忠  

胡适早年曾打算撰写一部长篇的章回体小说,这篇题作《真如岛》的小说共计四十回,刊登在清末的《竞业旬报》上,但后来因故只做到十一回,便没有再写下去。当时,胡适还只是十几岁的少年。《真如岛》的故事情节颇为连贯,但每一回基本上都有一个主题,分别着力批判了早婚、近亲结婚、阴阳八字、果报轮回和诵经拜佛等。其中提及的一些桑梓风俗,直到晚年,仍然时常勾起他的回忆。

《真如岛》的第六回,说徽州府绩溪县下泉村人胡瑙,因村中做善会,热闹得了不得,“原来这善会要整整的做十天”,到第四天时,“合村人家都戒绝荤腥,一概吃素斋”。胡瑙带着亲戚孙绍武、程翼璜、程翼华三人去看会场,“那会场是借胡家的祠堂来做的,很是广阔,大门首立了二个纸扎的菩萨,一个红面长须,一个青面獠牙,都有一丈多高”,胡瑙见了连忙拜揖顶礼……

程翼华便问道:“姑夫,这是什么菩萨?好怕人呀!”

胡瑙低声答道:“这一位是大王菩萨,便是唐朝的雷万春将军。”又用手指道:“那一位是小王菩萨,便是唐朝的南霁云将军,都是生则为英死则为灵的大英雄呀!”……

边说边走,眼看着就进了大门,上面塑着一位菩萨,“粉红脸儿,年纪像是甚轻”。胡瑙道:“这位太子菩萨,便是唐朝的张巡,两旁这些菩萨,都是那睢阳城内战死的三十六人。当日亏得他保障了江淮数郡,我们这里的人才得不遭兵难。”

胡瑙提及的“张巡”,在唐朝历史上是实有其人。此公为开元末年进士,安禄山起兵后,诏拜御史中丞,守护睢阳。据正史记载:“巡神气慷慨,每与贼战,大呼誓师,眦裂血流,齿牙皆碎。”他与太守许远以微弱兵力,抗击数十万叛军,苦撑数月,终因粮尽援绝,城陷被杀。根据《旧唐书》、《新唐书》的相关史料,张巡麾下诸部将中,以雷万春、南霁云最为著名。

胡适是安徽省绩溪县上庄村人,《真如岛》中的“下泉村”,从命名方式来看与此颇相契合(“上庄”亦称“上川”,“上”与“下”相对,“川”与“泉”同类)。大王、小王和太子会等,留给胡适的印象大概极深,直到晚年,他在各种场合都还时常提及。譬如,一九六○年四月六日,寓居台北的胡适从“中研院”出来,“在出来的车上,看见南港一带家家户户的拜拜情形,很热闹”,这陡然勾起了他的回忆:

这就是我们大陆的迎神赛会。绩溪的“太子会”之外,六月、七月也都有一个赛会,叫做“大王会”、“小王会”的,相传是南霁云和许远的故事。南霁云和许远帮同张巡守睢阳很久,睢阳在河南省;北方暂时稳定下来,江淮得以无恙,因此我们徽州也为他们举行迎神赛会。这时还作戏,远道的亲戚,要早几天预备一些礼物像水果一类的东西,用花布包好送去请亲戚来看戏。邻近的,也要请他们吃了饭看了戏才走的——这是我童年时代的社会背景。

虽然南港不是绩溪,台湾亦遥隔大陆,但风俗的相似,还是勾起了他对于故土的一脉相思。

根据清末徽州知府刘汝骥的调查,绩溪县西北乡五都、六都、八都(绩溪自县城北门起,按逆时针方向,将境内划分为十五都,上庄即属八都)一带的“太子菩萨会”最为盛行,届时的迎神赛会,“演剧进香者以千计,妇女跪拜,焚纸箔者无算”。“太子菩萨会”即太子会,胡适在《四十自述》的开头就写道:“太子会是我们家乡秋天最热闹的神会”,虽然当年的太子会多少让人有点失望,但其中仍有四队昆腔、六出正戏:

粗乐和昆腔一队一队的过去了。扮戏一出一出的过去了。接着便是太子的神轿。路旁的观众带着小孩的,都喊道,“拜啊!拜啊!”许多穿着白地蓝花布褂的男女小孩都合掌拜揖。

神轿的后面便是拜香的人!有的穿着夏布长衫,捧着炷香;有的穿着短衣,拿着香炉挂,炉里烧着檀香。还有一些许愿更重的,今天来“吊香”还愿;他们上身穿白布褂,扎着朱青布裙,远望去不容易分别男女。他们把香炉吊在铜钩上,把钩子钩在手腕内里,涂上香灰,便可不流血。今年吊香的人很多,有的只吊在左手腕上,有的双手都吊;有的只吊一个小香炉,有的一只手腕上吊着两个香炉。他们都是虔诚还愿的人。悬着挂香炉的手腕,跟着神轿走多少里路,虽然有自家人跟着打扇,但也有半途中暑热走不动的。

…………

这里的描摹,是当年绩溪太子会的真实场景。在《四十自述》中,胡适还提及,某年上庄村“当朋”(八都凡五村,称为“五朋”,每年一村轮着做太子会,名为“当朋”)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让他加入前村的昆腔队学习吹笙或吹笛,但后来由于族中长辈反对而作罢。

关于“太子会”和“保安善会”,在徽州各地颇为普遍,晚清经学大师俞樾的《春在堂诗编》卷二有《打标》诗:

有唐张睢阳,正气干云霄。即今对遗像,凛凛寒生毛。

…………

独念南与雷,两君人中豪。面受城下箭,指断筵前刀。

城破等死义,大节皆无桡。鬼岂有大小,分别真徒劳。

上揭最后四句注曰:“船中奉唐张睢阳以逐疫,而以雷万春为大王,南霁云为小王,神像大小因之。”俞樾于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秋天前往徽州,馆于休宁汪村(也就是充当徽商汪氏的家庭教师)。此后“萍踪岁岁客新安”,每年都是二月前往,十一月返归,前后历时六年。他所撰写的《打标》诗,状摹的是休宁的保安善会。至于绩溪,据清抄本《绩溪县城市坊村经理风俗》记载,“闰年于六月中,阖城卜日致斋,造龙舟,分方隅,祀五方帝,共祀张睢阳殉难诸神,名曰善会”。另外,在绩溪,除了六月外,七月二十三日为张睢阳诞辰,“坊市分五土之色,制花灯,遍游三夜,日出瘟车,以驱疫疠”。揆诸实际,无论是“五方”还是“五土”,都与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有关。

在传统时代,瘟疫是一种极为恐怖的急性、烈性传染病,因其发作快,且传染迅速,往往能在极短的时间内置人于死地,一般民众对之恐惧至极,但却束手无策。而从传统医学的角度视之,人之患病是因为身体内部的五行相克,引起阴阳失调所致,故而瘟疫便相当自然地与阴阳五行相结合。《真如岛》中那位颇懂得新学的孙绍武认为:

先王以神道设教,做会赛神,便也是神道设教的一条法子。因为每逢炎热的天气,便有许多秽气,积蓄在空气里面,久而久之,叫人家用锣鼓、爆竹把这些疫气都震得散开了,这便是预防瘟疫传染的法子。后人不懂得这个原理,于是变本加厉,专在木人土偶面前烧香许愿,祈求免疫……

但不管怎样,举办善会是为了保佑社区安宁,男增百福,女纳千祥,故而称为“保安善会”。据新编方志对当地风俗的记录:就整个绩溪而言,保安善会的会期一般为三五天,而在胡适的故乡上庄一带则较长,前后长达十天左右——这与小说《真如岛》的描摹恰相吻合。保安善会举办之前,一定要请纸扎工匠打造龙舟,糊以棉纸,染以黄色,并画水浪、鱼虾等,每艘龙舟长约一点五丈,有二十四舱和三十六舱之别,其中各置大小菩萨二十四尊或三十六尊。通常是在船头立大王雷万春、小王南霁云,其大小与真人相似。而在舱中,则安置张巡、许远相对而坐。有的保安善会的规模相当之大,如明末崇祯十七年(一六四四),毗邻上庄的旺川(胡适情人曹诚英的家乡)一带之保安善会,笙鼓细乐,燕饮累日,参加者就多达一千七百多丁。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曹诚英在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编辑的《农学杂志》特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题作《安徽绩溪旺川农村概况》的调查报告,其中也提及保安善会的做法:

……有大兵船一只,船头所立为某将军大王菩萨,身大丈余,青面,执大刀;船尾立某将军小王菩萨,红面,亦执大刀。船中有兵士五百余,所有菩萨皆草裹纸,衣内有木架,大王、小王之身架为黄檀树所制,极坚硬,以……村民必须抢大王奔跳而期得走也,会期十日……

大概是举行善会时需要建造龙舟,故而保安善会通常也被称为“龙舟会”或“船会”。另外,由于建造龙舟是为了送瘟神,当地亦称之为“瘟舟善会”。送瘟神时,有一整套相关的仪式:

花花锣鼓闹宣[喧]天,三界大王上法筵。

禳瘟饯圣之以后,收瘟时气返天庭。

…………

十年悃[困]守在睢阳,杀寇归天力怎亡。

尽忠报国黎民靖,果然忠烈实无双。

主瘟总管元帅,收瘟大力魔王,

…………

虑诚顶礼送大王,饯送大王往苏杭。

上述的文字源自一册民间宗教科仪,因系辗转传抄,且为蠹简残编,文字颇不连贯雅驯。该书全本要目分为“设粥”、“请十庙”、“大王出身”、“船出水”和“铺司”等,内容是以新安江沿岸为其活动空间,展示了“收瘟摄毒满船装,安奉龙舟来供奉”的迎神赛会场景。此外,笔者手头尚有一份保安善会的《登程船引》抄件,颇为珍贵:

钦差瘟部都督宪府大堂张,为出巡

世界,检察庶民,经过沿河旱道,须备神夫、轿马、舡只

等项,护送本部上奉

玉旨,今行水路,禁止私造舡只,即贩私货,令行立拿究

治。今照得江南徽州府绩溪县杨山乡高风里厚儒社内

预禳保安善会,特备龙舟、花篮、彩旗饯驾,回

天请旨颁恩,赦尔等之愆,赐将来之福,灾消祸散,名利

两全,须至牌引,合行通用,如违即拿,重究不贷,速速!

须至牌引者。

中华民国年月日吉时发行

引右仰舡神送至杭州钱塘县富春驿投缴。

《登程船引》上钤“绩溪县”朱印,其中的“江南徽州府绩溪县”颇堪玩味。从建置沿革来看,清代的江南省,地域范围包括现在的江苏、安徽两省地,康熙之后虽有分省之说,但“江南省”的称呼仍然约定俗成。及至民国,江苏、安徽早已一分为二,但在民间科仪中却还是一仍其旧——这反映了此类民俗至少可以上溯到清代。而“中华民国”之后并未填写明确年份,则表明它是一份空白的船引,供人们在实际使用时依据具体情况填写。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此类保安善会在民国年间曾一再举行,想来,这也正是胡适曾经见到过的。

从“船引”的源流来看,这应来自明清时期的“路引”和“船引”。路引是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下的产物,它是人们离乡外出时的证明,相当于后世的介绍信或通行凭证。从明代开始,根据政府规定,“凡远出门,先须告引”。近年来,各地还陆续发现明清时代木刻的朱印路引,颇为精美。从中可见,举凡外出务工、经商,无论远近、水陆,都需在路引上开具明白,这一点,在明代尤为严格。除了路引外,商船出洋,按照官府规定,船主也都要向政府领取船引作为执照,船主必须严格按照船引开列的贸易目的地前往,所载货物亦不得违禁及超限,严禁民间私人贸易。后来,此种开具通行凭证的做法,逐渐为民间信仰所吸收,转变而为死者导入天国的凭证。譬如,安徽九华山的地藏禅寺,一向就有《西方公据冥途路引》、《大九华地藏王为出给路引通关事》等相关文件,“普度群生”,颁发给那些前来朝山进香的善男信女。而四川的鬼城,自古及今亦为民众出具《酆都天子大帝冥途路引》。据说,亡魂持有此类路引,前往黄泉途上的所有关津渡口皆可放行,从而顺利地进入轮回之境。

《登程船引》中的“钦差瘟部都督宪府大堂张”,也就是张巡。此时的张睢阳,已成了职司驱瘟的神庥。大概是因为死前曾赌咒“虽为鬼,誓与贼为厉”,民间遂以张巡为驱鬼辟疫之神,甚或直指为瘟神。对此,前引的徽州民间宗教科仪书中,有一段叫《大王出身》,想来便是迎神赛会时所唱的小戏:

大唐一统天下,皇图帝德遐昌,唐太宗开科取士,……尉迟公单鞭救主,薛仁贵跨海征辽,剿灭翻[番]邦一统,传与后代明王。杨国忠不守国法,与贵妃扰乱朝纲,安禄山胡寇作反,统人马围困睢阳,张老爷尽忠报国,许老爷赤胆忠良,雷将军面中六矢,蓝元帅自刎而亡,姚将军断指伏义,贾元帅铁石心肠,钟景其西京保驾,郭太古迎帝回朝,李光弼征胡破掳,景香亭万古流方[芳]……

之后的一大段是唱张巡、许远困守睢阳的历史故事,歌颂二人的奇勋伟绩孤忠劲节,文繁暂且不录,此处但表俩人战死之后:

……后来感郡邑城隍司,将此事奏为玉帝,奏到张、许二位老爷,尽忠报国之心,赏善罚恶之意,玉帝准旨,就封张老爷为东平圣帝,许老爷封为千圣慈王,蓝、雷二将封为护国二先锋,帐下三十六人加封有级,又差张、刘、赵、史、钟五位大王,降下凡尘,结成一党,带领二十四气天兵,三十六旬瘟疫,七十二喉瘟神,带领药葫芦,前往胡地放瘟,打起花花锣鼓,开口嗳呵,瘟放出,有些难分善恶……

话说张巡、许远等人不敌安禄山,战死疆场,幸亏玉皇大帝授以独门秘器,前往胡地放瘟。众将将药葫芦打开,放出来的都是“白色瘟,当时的场景是——

(又)摇[遥]望见船头大王……

(又)逞威风站在船头之上;摇[遥]望见船尾小王,摇摇摆摆,他摆船而开放,放出来,都是五色瘟。

(又白)众大王,胡地放瘟,观见安禄山的人马,由[犹]如满天星半一般,瘟大主,放将出来,摆[把?]安禄山人马,瘟去八九了,郭令公回朝,依旧复了大唐一统……

就这样,为非作歹的安禄山人马被瘟杀得大半,大唐遂得光复。不料,放出的五色瘟,如同打开了的潘多拉之盒,后来竟使中华本土亦惨遭流毒。于是,慈悲为怀的玉帝,只得再次差遣唐王第三子,封为收瘟三太子,协同其他诸神收瘟摄毒……

前述戏文唱道:张巡、许远二人死后,分别被玉帝封为“东平圣帝”和“千圣慈王”。在绩溪的民间文献中,“东平圣帝”亦作“东平王”,而“千圣王”则因方音之讹,亦作“谦逊王”。另外,戏文中提及的“收瘟三太子”,也是张巡的另外一个衔头。此前,不少论著谈及绩溪的“太子会”,多不清楚“太子”一名渊源何自。其实,根据清代学者俞正燮在《癸巳存稿》中的考释,因张巡曾任太子通事舍人,后世误以唐室曾赠巡为通真三太子,故而在绩溪,有关张巡的祭祀活动,又称“太子会”。

管弦嘈杂、炫异矜奇的保安善会,于驱瘟逐疫之同时,亦宣扬“赏善罚恶奏闻知,阴阳报应总无差”的观念。无论是从船引的形制还是祭祀的仪式来看,动魄惊魂之民间迎神赛会,有不少都是模仿官府的排场,这是明清以来迎神赛会与官府产生紧张关系乃至冲突的根源所在。《登程船引》中提到“杨山乡”所辖之五都、六都,与旺川、上庄一带的七都、八都壤境相接,趋尚略同。而从水系发育的情况来看,分别流经杨山乡、旺川和上庄的小溪共同汇入大源河,并辗转流入扬之河,最后进入新安江、钱塘江,一直到达下游的杭州,这种共同的流域背景,更促成了彼此的风俗大同小异。也正是在此种背景下,这一带的保安善会,才会出现《登程船引》这样的文书。《登程船引》实际上是模仿新安江上官府出巡的行舟,将瘟神押送出徽州境内,一直送往下游的杭州府,最后“龙舟花灯归大海”,实际上也就是将之驱逐出海——这与江南的“都天会”以及华南(包括台湾)等地之送瘟神的仪式并无太大的差别。

在传统时代,争强赌胜的迎神赛会固然糜费金钱,但以历史人类学的角度视之,它却是普通民众构筑社区共同体和地域社会的方式之一。人们鸣钲击鼓团聚为乐,祈保风调雨顺民安户泰,是在借助神的灵光,强化各村落的相互认同和共存意识,实现世俗社会中村际、族际的沟通与和谐。不过,胡适在《真如岛》中所尽情摹写的,当然不是为了刻意记录此类风俗。

发表《真如岛》小说的《竞业旬报》创刊于光绪三十二年(一九○六),是清季的一份白话小说,该报的主要宗旨在于振兴教育、启迪颛蒙、改良社会。胡适在旬报出刊两周年纪念时撰文指出:“我们这个报,本来是想对我们四万万同胞,干些有益的事业,把那从前种种无益的举动,什么拜佛哪,求神哪,缠足哪,还有种种的迷信,都一概改去,从新做一个完完全全的人,做一个完完全全的国民。大家齐来,造一个完完全全的祖国,这便是兄弟们的心思。”他接下去安排了一位披发叫骂的妇人,手拿一把切菜的朴刀,将大、小王等三四十个菩萨的头全都剁了下来,一股脑儿倒进露天粪窖。接着他说出了妇人剁杀菩萨的原因:当时,瘟疫盛行,妇人家中计有五个病人,虽曾许下大愿,单独出钱做场保安善会,但善心未得好报,家中仍然是死丧接踵,一怒之下,遂杀起土偶菩萨来了。胡适的此种谋篇布局,无非是要彰显“迷信的罪恶”,破除他眼中的“乡曲僻陋之见”。而小说的主人公被取了个异常古怪的名字——“胡瑙”,其寓意也再明显不过:主人公的行为举措纯属胡闹。

胡适是个早慧的天才,他不满三岁,就已认得八百多个汉字;三岁即进入学堂念书;九岁以后就开始大量阅读小说;十一二岁时,便与一群同学组织戏班,扮演诸葛亮、刘备之类的文角,沉酣经史,咀嚼名臣;不到十五岁,这位独步奇才已是砚田久耕,文入妙来。后来,他反省个人的成长经历,认为自己生长于拜偶像的环境中,习于诸神凶恶丑怪的面孔和天堂地狱的民间传说。直到十一岁温习朱子《小学》,念到司马光攻击天堂地狱通俗信仰的话:“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烧舂磨,亦无所施。”从此以后,他便怀疑起神灯鬼火谲诡幻怪之奇。在《四十自述》中,胡适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真像地藏王菩萨把锡杖一指,打开地狱门了。”这句话是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中的一个典故,为那个时代的徽州人所耳熟能详。就这样,胡适用有神论的语言状摹了自己豁然开朗的思想境界——十一二岁时,他就已变成了一个无神论者。十三岁那年的正月,他到大姊家拜年,半路上经过中屯村口,见其中的三门亭供着几个神像,他便对外甥砚香说:

这里没有人看见,我们来把这几个烂泥菩萨拆下来抛到茅厕里去,好吗?

这一突然的念头,吓坏了外甥和同行的长工,他们竭力劝阻,莫要去惹那些本已濒于危境的神道:“菩萨是不能得罪的!”然而,胡适仍悻悻然地偏要拾起石子,掷向亭中的那些神像。虽然此次逆天拂人的举动在现实生活中遭到了劝阻,但他还是忍不住在自己的小说中,将那些烂泥菩萨统统抛向茅厕……

二○○八年盛夏于复旦


原载于《读书》200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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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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