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邈:恐怖活动犯罪的司法认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7 次 更新时间:2014-12-13 21:4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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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邈  

  

   【内容提要】 恐怖活动犯罪的认定,决定着特殊累犯的成立和洗钱罪的犯罪构成,关涉级别关系、律师会见、证人保护、技术侦查、违法所得没收等刑事程序的运行以及反洗钱措施的启动,最终影响反恐怖工作目标的实现。在恐怖活动犯罪的认定过程中,既要以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为基础,也要结合反恐法律的规定;区分恐怖活动犯罪的行政认定和司法认定;通过罪前行为、罪中行为、罪后行为推定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以人权保障为导向确立例外情形,从而把恐怖活动犯罪与其他刑事犯罪区别开来,准确适用涉恐法律,有力地预防和惩治恐怖活动犯罪。

   【关键词】 恐怖活动犯罪 司法认定 犯罪构成 推定

  

   恐怖活动犯罪是2001年《刑法修正案(三)》首次引入的法律概念,并为《刑事诉讼法》、《反洗钱法》等法律法规所使用,属于反恐怖工作中的基础概念之一。恐怖活动犯罪的司法认定,决定着特殊累犯的成立、洗钱罪等犯罪的具体构成,关步级别关系、律师会见、证人保护、技术侦查、违法所得没收等刑事程序的运行以及反洗钱措施的启动,最终影响反恐怖工作目标的实现。迄今为止,由于我国刑法没有明确规定恐怖活动犯罪的概念,除个别专门罪名之外,恐怖活动犯罪与严重危害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刑事犯罪之间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情况,给司法实践带来了新的挑战。因此,有必要在准确认定恐怖活动犯罪的基础上,采取行之有效的法治措施,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明确恐怖活动犯罪的认定依据

   在我国刑法中,恐怖活动犯罪是一项包含着若干具体罪名的特殊类罪名,它不能成为刑法分则的章节题目,也不能成为定罪引用的根据,考虑到该类犯罪行为和情节较为复杂、多样,对罪状在刑法条文中难以作出简明、恰当和周密的表述,我国刑法未明确恐怖活动犯罪的概念和范围。自2001年《刑法修正案(三)》颁布以来,恐怖活动犯罪的概念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关注的重点,但很难形成统一的认识。

   近年来,随着恐怖活动犯罪的威胁日趋严峻,我国立法机关开始迈出了专门反恐立法的步伐。2011年10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反恐怖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反恐决定》),首次在国内法中界定了“恐怖活动”等概念,为认定恐怖活动犯罪指明了方向。但是,上述概念侧重于行为的事实特征,未突出对刑事违法性的表述。⑴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其中有七个条款明确涉及恐怖活动犯罪,标志着我国初步建立了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刑事程序。在此背景下,2013年1月1日施行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374条规定:“恐怖活动犯罪包括以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或者胁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为目的,采取暴力、破坏、恐吓等手段,造成或者意图造成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公共设施损坏、社会秩序混乱等严重社会危害的犯罪,以及煽动、资助或者以其他方式协助实施上述活动的犯罪。”由此可见,恐怖活动犯罪属于刑法中的非法定目的犯,在主客观方面均具有较强的特殊性。在认定过程中,既要以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为基础,也要结合《反恐决定》规定的“恐怖活动”等概念做出判断,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准确认定犯罪行为的性质。

   (一)主观特征

   恐怖活动犯罪的性质主要取决于犯罪目的,因为该类犯罪通常表现为爆炸、故意杀人、绑架等具体类型,不论从犯罪主体、犯罪手段,还是从犯罪客体等角度,很难找出恐怖活动与严重危害公民人身或重大公私财产安全的刑事犯罪之间的根本区别。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反恐立法来看,恐怖活动犯罪目的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是递进型。恐怖活动犯罪需要具备强迫、恐吓意图,进而达到民族、宗教、政治、意识形态等社会性目的,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英美法系国家和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采用此种规定方式。该种类型具有较强的针对性,能够与基于个人目的实施的恐怖活动犯罪区别开来。二是并列型。恐怖活动犯罪在主观上包含若干并列的目的,包括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破坏宪法秩序等要素,它们之间是择一的关系,俄罗斯、丹麦等国和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采用此种规定方式。该种类型能够扩大法益保护的范围,有利于国家机关及时开展反恐怖工作。

   在我国,恐怖活动犯罪的主观特征更类似于“并列型”,即不以行为人具备民族、宗教等社会性目的为必备要件。行为人不仅具有“造成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公共设施损坏、社会秩序混乱”等严重危害社会的故意,而且具有“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或者胁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的特定目的,呈现主观上的“双层性”特征:

   第一个层面是危害故意。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公共设施损坏、社会秩序混乱等严重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发生。犯罪故意作为一种主观心理状态,通常由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构成,由于恐怖活动犯罪还需要具备特定目的,因此这里只能是直接故意,从而与基于间接故意、过失的犯罪活动区别开来。

   第二个层面是特定目的。日本学者小野清一郎曾指出:“犯意是和构成要件的结果相应的,但这些特殊的主观要素又超过了结果,所以它们又被叫作超主观要素或纯主观要素,并因此而把具有这种超主观要素的犯罪(构成要件)称为目的犯。”⑵在恐怖活动犯罪中,这些特殊的犯罪目的包括三种类型,它们属于选择性规定,行为人具备其中之一即可:(1)制造社会恐慌。恐惧心理具有强烈的社会传染性,它虽寓于个体,但能够在社会范围内弥漫传播,从而形成广泛而持续的恐慌气氛,这是恐怖活动犯罪的典型特征之一。行为人针对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制造极大的精神痛苦、惊恐和忧伤,严重侵害了他人的精神安宁权(the right of peace mind)。精神安宁权是指公民内在的自我精神安宁与愉悦状态,在现代社会,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安宁而健康的精神生活状态的期求日益强烈,刑法对该种法益的保护力度也随之加强。(2)危害公共安全。危害公共安全是指危害广大群众生命健康和公私财产的安全,足以使多人死伤或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其伤亡、损失的范围和程度往往是难以预料的。由于公共安全原本属于犯罪客体的范畴,在提交初审的《决定》草案中,并未规定该项内容,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经同国务院法制办、公安部进行研究,并参考我国已参加的有关国际公约的规定,建议对草案作相应修改,将危害公共安全纳入恐怖活动目的,以加强对公共安全的保护,同时突出恐怖活动的反社会性,淡化其政治色彩。⑶(3)胁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在实践中,恐怖组织、恐怖分子通常强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从事或不从事某种行为,如支付赎金、释放在押囚犯、做出政治让步、改变决策等,这种情况在劫持人质事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我国在分析恐怖活动犯罪的行为特征与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将“胁迫国际组织”这种尚未出现的犯罪类型做出规定,既履行了我国的国际义务,也能够应对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⑷这里的国家机关是指从事国家管理和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包括国家元首、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军事机关等,为了保护我国公民权利和海外利益,此处的国家机关既应包括中国,也包括其他国家。国际组织既包括联合国等政府间国际组织,也包括国际奥委会等非政府间国际组织。

   (二)客观特征

   恐怖活动犯罪客观上通常表现为暴力、破坏、恐吓等直接危害行为,一旦实施将对社会造成重大现实危害,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才能恢复被损害的社会关系。但是,这些危害行为都不是遽然出现的,而是必须依靠人力、资金、犯罪工具等予以实施,需要在诸多方面进行谋划、准备。因此,要在实际危害结果发生以前,将煽动、资助或以其他方式协助等间接危害行为一并规制,从而提前了国家权力介入的时机,扩展了刑法适用的范围。这有利于将恐怖活动犯罪人与其生存与发展的社会土壤隔绝开来,更好地保护公共安全等重大法益。

   恐怖活动犯罪的客观行为分为两类:一是直接危害行为:(1)暴力。包括物理性(如刀、枪、爆炸装置、放射性物质)、化学性(如各种神经性毒气、腐蚀性物质)、生物性(如病毒)的破坏力量。通常表现为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放火、决水、爆炸、绑架、劫持航空器、投放危险物质等,这些行为能够制造最直接、最广泛的恐惧感,因而成为恐怖分子的首要选择。(2)破坏。在现代社会中,特定设施(服务)如金融、交通、能源、通信等对国计民生的作用愈加重要,行为人可能采取各种破坏性手段,对特定设施(服务)造成干扰,使整个社会生活陷入瘫痪,如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等。(3)恐吓。在特定条件下,暴力和破坏行为并不是恐怖分子的惟一选择,单纯实施恐吓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潜在的危害手段。如行为人在人口密集场所编造、传播虚假恐怖信息,足以导致社会秩序紊乱,甚至直接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二是间接危害行为:(1)煽动。行为人以语言、文字、传播网络视频或音像制品等方式对他人进行鼓吹煽动,意图使他人接受或相信所煽动的内容或去实行所煽动的恐怖活动。当煽动行为与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相结合时,将产生强烈的蛊惑性,成为诱发自杀性暴力恐怖袭击的重要原因。(2)资助或其他协助方式。我国刑法为恐怖活动的组织和资助行为设置了专门罪名,位于第2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之中,具体包括第120条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和第120条之一资助恐怖活动罪。根据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资助包括筹集资金和提供资金两种具体行为,资助的方式不以金钱为限,为恐怖活动组织或者实施恐怖活动的个人筹集、提供经费、物资或者提供场所以及其他物质便利都属于资助。此外,行为人为恐怖活动组织招募成员,对恐怖活动人员进行技术性培训的,也应属于其他形式的帮助。

  

   二、区分反恐怖工作的不同认定模式

   对于普通犯罪而言,通常由司法机关依照刑事法律做出裁判,并不需要行政机关的确认。然而,恐怖活动犯罪具有手段复杂、危害严重、国际影响较大等特点,有关部门和力量除了抓捕犯罪嫌疑人和收集、固定证据之外,还需要采取救治伤员、恢复社会秩序、防止再次发生恐怖袭击和次生灾害等措施,由于司法程序具有天然的滞后性,这就需要行政机关及时确认行为性质,进而采取有针对性的处置措施。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根据认定主体的不同,可以将反恐怖工作中的认定分为两种模式:一是对恐怖活动的行政认定。行政机关对某种行为是否属于恐怖活动做出初步判断,进而有针对性地采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应对措施,并不具备司法约束力。在我国,行政认定的主体通常是公安机关和外交部。公安机关是人民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国家的行政机关,同时又担负着恐怖活动犯罪的侦查任务,通常由其对恐怖活动进行认定。如在北京“10·28”案、昆明“3·01”案件发生后,公安机关根据相关证据,迅速将上述事件定性为严重暴力恐怖事件,外交部据此向国际社会进行通报。此外,对于境外发生的针对我国公民或国家的恐怖活动,则通常由外交部门进行认定。例如,针对2013年6月23日巴基斯坦南珈峰营地遭遇袭击造成两名中国公民遇难的事件,外交部将该起事件认定为恐怖暴力袭击事件并表示强烈谴责,要求巴方尽快缉拿并严惩凶手,采取有效措施维护中国公民的安全与合法权益。⑸二是对恐怖活动犯罪的司法认定。司法机关对涉嫌恐怖活动犯罪的行为性质作出判断,通过刑事裁判的形式确认其刑事违法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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