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珏:受贿罪司法认定的轨迹与趋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1 次 更新时间:2013-12-31 23: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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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珏  

    

   1999年至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刑庭主编的《刑事审判参考》所刊登的案例中涉及受贿罪的共有38例,[1]关于受贿罪具体认定的有29例。从发布的内容来看,以2009年为界,之前基本讨论受贿罪的基本构成要件,如馈赠与受贿的界限、从事公务的认定等。2009年后主要关注新型受贿的具体认定,一是对象问题,涉及房产、无具体金额的会员卡、股票交易、合作投资等情形的认定;二是特定关系人在受贿案件中的认定、国家工作人员与特定关系人的共同受贿等问题。

    

   一、受贿共同犯罪的认定—受贿共犯主体层级模式之演进

   受贿共同犯罪是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中争议较大的问题,《刑事审判参考》选取案例时对此给予了充分关注。除了讨论两种不同身份的人分别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共同实施同一种行为应如何定罪外,主要研究几类特殊主体的认定及共同犯罪的构成,如特定关系人、关系密切人[2]等。且为了弥补受贿共犯理论的不足,增设了“关系密切人”概念。

   (一)逐步采用“特定关系人”概念扩大共犯内圈范围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授意请托人以本意见所列形式,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以受贿论处。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前款行为的,对特定关系人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特定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

   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特定关系人的范围显然大于近亲属。对于“共同利益关系”的理解,应注意把握两点:一是共同利益关系主要是指经济利益关系,纯粹的同学、同事、朋友关系不属于共同利益关系;二是共同利益关系不限于共同财产关系。[3]

   关于国家工作人员与特定关系人共同犯罪的认定问题,《刑事审判参考》第585号案例[4]较为典型:国家工作人员和特定关系人共谋后,特定关系人直接接受请托事项并收受财物,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行为以及下属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能否成立共同犯罪?论者认为由特定关系人直接出面接受请托事项,并收受财物的方式,虽然在形式上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直接收受财物,但二人有着共同受贿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相互配合的行为。尽管请托人不明知利用了谁的职务便利,但不影响特定关系人的认定,也不影响受贿共同犯罪的认定。

   在斡旋受贿中,国家工作人员要求其下属关照特定关系人,之后特定关系人接受他人请托事项,利用下属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但国家工作人员对具体情形完全不知情时,由于二人有事先通谋,尽管国家工作人员不清楚具体情形或收受的金额,但特定关系人的行为并未超出二人共谋的故意范围,也未超出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之便的范围,应当成立受贿共犯。

   (二)以“关系密切人”概念弥补受贿共犯的不足

   尽管司法解释不断扩大受贿共犯内圈主体的范围,但是仍有一些问题无法通过原有规定得以解决。其一,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故意”的认定问题。且不论二者共同故意的证明难度,如果特定关系人在外打着国家工作人员的旗号接受他人的请托事项,利用国家工作人员下属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他人财物,由于国家工作人员并不知情,所以二人之间没有受贿的“共同故意”,国家工作人员不构成受贿。那么,特定关系人也无法以受贿共犯论处;其二,特定关系人限定于“共同利益关系”,将一些不具有“共同利益关系”的“特殊关系”排除在共犯内圈之外,由于“共同占有”的无法证明而难以认定犯罪。如在《刑事审判参考》第584号案例中,[5]被告人利用职务便利向房产销售老板提出购房优惠要求,老板给予其妻表弟购房优惠的,不认定被告人构成受贿。由于被告人与其妻表弟之间不具有共同利益关系,且购房优惠不属于两人共同占有,被告人不成立受贿罪,其妻弟也不可能成立受贿的共犯。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刑法修正案增设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一方面以关系密切人概念扩大犯罪主体,将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单独论罪,另一方面对特定关系人斡旋受贿的行为赋予独立的罪状和法定刑,避免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不存在犯意联系的司法认定中的尴尬。[6]应当看到,该条规定确实能够解决原有问题,但同时又引发了新的法律适用问题。如既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又有情人身份的人实施斡旋受贿的行为,应认定为受贿罪还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此,有观点认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犯罪主体应限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不包括国家工作人员;[7]也有观点认为,应当根据行为人影响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是其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还是情人身份来判断。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会不恰当地缩小该罪的主体范围;第二种观点虽看似妥当,但在司法实践中往往难以证明。《刑事审判参考》中的案例评析认为,只要国家工作人员同时具备本人的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和其与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密切关系的,原则上应当依照《刑法》第388条的规定,以受贿罪论处,但确有证据证实国家工作人员仅利用了其与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密切关系的,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论处。[8]

   为了贯彻严厉打击贿赂犯罪的政策要求,进一步严密刑事法网,刑事立法依托受贿罪的法条规定和共同犯罪的一般理论,通过司法解释对非国家工作人员成立受贿共同犯罪主体的条件作了规定,并根据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程度之不同区分两类主体,先后以近亲属、特定关系人等概念划分受贿共犯内圈范围,进而确立不同的构罪标准。同时,为了弥补受贿共同犯罪之不足,采“共犯行为正犯化”思路,将关系密切人斡旋受贿行为独立成罪,既较好地解决了司法实践中共同犯罪难以认定的问题,填补了司法解释遗留的适用空白,又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对接,是国际公约义务在国内法的体现,亦是国际惩治贿赂犯罪之大势所趋。

    

   二、受贿对象—范围扩大且认定中重实际支配,轻形式要件

   (一)受贿对象扩至财产性利益

   刑法规定的受贿罪的对象为“财物”。由于贿赂表现形式的日益多样化,狭义财物说已经不能满足严厉打击贿赂犯罪的实际需要,于是财产性利益说逐步成为贿赂对象的主流观点。

   第一,司法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将受贿对象扩展至财产性利益。2003年《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到在办理涉及股票的受贿案件中应当如何认定受贿数额;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对交易型受贿、干股型受贿、合作投资型受贿、委托理财型受贿等形式的具体认定作了明确规定;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指出商业贿赂中的财物,既包括金钱和实物,也包括可以用金钱计算数额的财产性利益。

   第二,同样的情形也存在于财产犯罪中。从刑事立法上看,我国1997年《刑法》侵犯财产罪的法条中,对财产犯罪对象的表述为“公私财物”。如果将狭义概念中的“财物”等同于法条中“公私财物”的概念,那么就会得出两种结论,一是财产性利益不属于侵犯财产犯罪的对象。这将导致对于使用暴力、胁迫、诈骗等手段侵害他人财产性利益的行为,只能以财产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予以惩处,或者根本无法入罪。二是可能导致财产性利益与财物的界限模糊,从而影响对某些犯罪行为的定性。因此,财产犯罪中的对象既包括狭义的财物,也包括财产性利益。同样,将贿赂对象的范围限定为财物和财产性利益,不会超出词义本身的范畴,也不会超越国民的预见可能性。

   那么,除了财产性利益之外的其他利益能否纳入刑法的视野?有观点认为,财产性利益的表述仍有现实缺陷。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贿赂的范围包括所有的“不正当好处”。法律应当将具有社会危害性的上述行为一并予以规制,以适应惩治贿赂犯罪的实际需要。也有观点则认为,“利益”、“好处”等表述并不规范,内涵模糊不清,同时非财产性利益的数额在认定中难以计算,难以有效操作,不宜随意作扩张解释且从司法实践看,以往案例都将贿赂范围限于财物和财产性利益。笔者认为,从贿赂犯罪的行为本质看,本罪的打击重点应当是权力与利益的勾兑、互换。财物、财产性利益等都是利益的体现,而且随着经济、科技的迅猛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新类型对象不断涌现。“利益”一词确实能够将各种对象兼容并蓄,但按照目前的贿赂犯罪立法体系的认定标准,确实存在数额无法认定、操作性不强等问题。对此,我们应通过刑事立法或司法解释等方式作出相应的规定或规范解释。

   《刑事审判参考》中涉及受贿对象的案例有7例,早期的案例主要讨论如何认定亲友间馈赠、逢年过节收受下级单位的“慰问金”或者以“劳务报酬”为名收受请托人财物等行为的认定;后期的案例主要讨论新型贿赂的认定问题。使得受贿对象的范围不断扩大,认定中重实际支配,轻形式考量,如房产未过户、挂名工资的认定等。因此,笔者认为,判断正当馈赠与受贿的区别应注意以下几方面:第一,双方关系,根据双方有无经济往来及往来次数的多少,是否有馈赠基础。第二,经济往来的价款,结合当时当地的习俗和双方友谊、感情状况、根据经济往来的价款大小区分。第三,如果授予方基于具体的请托事项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国家工作人员在接受财物前后有利用职务便利为对方谋取利益的行为,应认定为受贿行为。

   下级单位逢年过节出于各种目的,以给上级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发放所谓的奖金、福利、慰问金等名义送钱送物的情况较为普遍。对于此种行为的性质认定,《刑事审判参考》认为应区分不同情况具体认定,比如,仅出于人情往来,不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意图及行为,属于不正之风,应按一般的违纪处理。又如,借逢年过节之际,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或者根据他人提出的具体请托事项,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而收受他人财物的,应认定为受贿行为。再如,对于无具体金额的会员卡应当如何认定数额?《刑事审判参考》认为,无具体金额的会员卡不等于不含有金额,其与含有金额的会员卡没有本质区别。持卡人可正常消费,所产生的全部资费由请托人承担。因此,也应当以实际支付的资费作为计算受贿数额的标准。

   (二)认定中重实际支配,轻形式考量

   在贿赂犯罪的实行过程中,为了达到掩人耳目、逃避法律追究之目的,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往往以某些合法形式来掩盖权钱交易的非法实质。而且合法外衣的形式、手段越来越多,隐蔽性日益增强,这也对司法机关办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例如,“感情投资”是当前贿赂犯罪不断演化的一种新形式,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和危害性。基于某种特殊利益的考虑,请托人先以“感情投资”来联络感情,之后再提出具体请托事宜。由于进行“感情投资”时尚无具体的请托事项,这种情形是否能够认定为受贿,“投资”数额是否一并计人受贿数额?《刑事审判参考》中的判解认为,对于“感情投资”的情形,如果双方清楚地知道财物的给予是建立在权钱交易的基础上,行贿人正是看中这样的“投资”具有可期待利益,受贿人亦通过明示或暗示承诺以日后利用职务之便为行贿人谋利作为回报,一旦行贿人提出具体请托,收受人接受具体请托为投资人谋利,那么这种“投资”就实现了回报。如果收受财物一方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应当成立受贿罪,并将先前的“感情投资”一并计入受贿数额。[9]又如,低价购买商品房的情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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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201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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