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市场深化过程与中国社会法治化的道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43 次 更新时间:2005-08-12 00:3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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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随着当代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发展,信任短缺、社会腐败以及高速经济增长势头能否持续,已成为困扰着中国政府和各界有识之士的三大现实问题。本文发现,如果不在国家宪政建设上真正有所作为,市场运行的诚信体系建设和腐败普遍化问题将迟早会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羁绊。从“依法而治”和“法治”两个概念的辨析入手,本文进一步提出,如果不在法理学基础上恢复法律是的正义的化身这一本来面目,不扬弃与传统中国主流文化中浓郁的实用主义哲学精神密切关联着的功利主义法学观,法律的神圣性和权威就无能被高高树立起来,那么,中国社会的法治化道路,将会永远遥遥无期,当今中国的制度化腐败问题也就无法根治。

  【关键词】:市场深化,法制,法治,正义,法律功利主义,制度变迁的张力

  

  “根据一般性法律来治理一个大国,乃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以至于任何人之天资(不论有多么全面)都不可能通过理性和思辩的方式将它付诸实施。在这项工作中,众多人的判断必须统一起来:他们必须用经验来指导他们的工作,而且也惟有通过时间的磨练才能够一点一点地将这项工作完善起来;他们必须根据他们对不便之处的感受来纠正他们在最初的尝试和实验过程中必定会犯的错误。”

  —— 大卫?休谟

  

  1,市场深化过程与当今中国社会法制建设的自然要求

  

  自1978年以来,当今中国社会已进行了四分之一多个世纪的经济与社会改革。这场发生我们身边的经济与社会改革,是平和和渐进性的,但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和改变却是巨大和深远的。在不断向前延伸人类社会历史上,这一经济社会改革对中华民族的长期发展和世界格局动态演变的影响,可能并不亚于辛亥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1949年的成立,这或许更不用说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洋务运动和五四思潮了。

  综观四分之一个多世纪的经济改革的实际过程和当今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格局,可以认为,市场运行的基本框架已在中国经济内部初步生成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既为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强劲的增长动力,也为当今中国社会带了许许多多的新问题和新的挑战。在困扰着政府和学界的诸多社会问题中,信任短缺、社会腐败,以及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势头能否持续,已成为目前国内外社会有识之士所密切关注的三大现实问题。

  这里首先让我们来讨论一下当今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信任缺失以及与之相关联着的商业信誉和诚信体系的建设问题。社会信任以及与其关联着的市场信誉和商业信用体系,是市场交易发生和持续的前提条件。作为市场体系运行的道德基础,没有社会信任或者说一个运作良好的信用体系,别说现代金融、期货、证券、电子商务等现代市场交易不能良序运作,就连任何长程和跨期的货物贸易也很难持存和发展。尽管市场中的信任、信誉和信用如此重要,但不能不说,在当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信任”(在媒体的时尚话语中为“诚信”)好像突然成了商界和社会各界一种普遍“稀缺的商品”,甚至比前段时间“政府宏观调控”格局下的钢材、水泥、煤炭、电力和交通好像还要“紧缺”。对于这一判断,我们有经济学大师的见解为衡量标尺。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裔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曾说过一句非常到位的话:“良好商业行为的基本准则有点像氧气:只有当缺少它时,我们才对它感兴趣”(见该书第263页)按照这一“森诚信测度计”的标量,目前中国的报刊媒体上“诚信”二字出现的频率甚高,究其原因,原来是因为在当今中国社会中存在着严重的“诚信短缺”!

  当今中国经济社会体系中存在着严重的“社会信任短缺”,甚至比目前“宏观调控”下的钢材、水泥、煤炭、电力和交通还“紧缺”,这不会不引起我们一些有洞识的经济学家们和社会各界的关注。然而,社会信任和商业信用体系何来?显然,社会信任并不是道学家的道德呼喊所能呼唤出来的,也不是经济伦理学家的理论探索所能研究出来的。市场交换中的社会信任与和良序的商业信用体系何以生成?在这个问题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张维迎教授曾经指出,这原来这与产权制度安排以及政府的职能与作用密切相关联。

  为什么说信任和商业信用体系与产权密切相关?根据孟子“无恒产者无恒心”和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的“产权是道德之神”的命题,可以认为,在一个市场交换经济中,如果没有足够稳定的产权结构,就没有确保人们商业交往中的许诺兑现和履行的制度保障,实际上也就不可能签立行之有效和确定实施的契约,在处于交易与交往关系中的市场参与者之间就很难相互信任,因而也不可能形成真正的良序市场。因而,正如张维迎教授所言:“稳定而明晰的产权制度是促进信任形成的基础”(《信息、信任与法律》三联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305页)。

  为什么社会信任与明晰产权制度密切相关?进一步追问,就会追溯到规约市场运行的法律制度上来了。很明显,没有一个完备的法律——尤其是在制定法体系中的民法制度——体系,就不会有明晰的和刚性的产权制度,因而也可以说没有法律就没有产权。由此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推论到,一些商家不讲信誉,假冒伪劣产品泛滥,以及目前中国企业所表现出来的短期行为,说来说去都与市场运行的法律制度不健全密切相关。谈到产权、法律与社会信任和商业信誉之间的关系,这里应该指出,在一个具有良序法律规则体系的市场环境中,当事人较讲信誉,并不仅仅是一个理性计算问题,而且也存在一个制度环境与个人行为习惯之间的良性互动问题。具体来说,当人们在一个良序的法律规则体系中生活惯了,守法和讲信用就变成了大多数市场参与者的一种为制度所型塑的行为方式,或者说变成了他在市场交易中不假思索的一种惯性行为。正是因为有这么一种互补和互动机制,规约市场的法律体系月完善,人们和商家之间的相互信任度程度就越高,大多数企业和商家就越自动倾向于讲信誉。这样一来,市场参与者的日常守信和履约行为,便构成了法律制度之有实际约束力且良序运作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这一点可以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体系的社会演变史中明显地得到验证,也实际上为国内许多社会调查结果和实证研究所征实。在世界上,法律体系越完善的国家,社会信任度也越高,商业信用体系也越加发达。从国内的情况来说,在浙江、江苏、广东和上海等东部发达地区,由于这些省份和地区的政府行政行为比较规范和较多为政府行政法律法规所约束,其社会信任和商业诚信程度要比内地和东北相对落后地区高一些,这也足以证明这一点。

  其次,沿着当今中国的信任缺失的社会根源问题进行理论梳理,就会发现,社会信任缺失也与政府官员的腐败程度密切相关,而当今中国社会较为严重的社会腐败现象,也与市场经济初成阶段的法律制度的实际运作有某种关系,因而可以认为,人们所普遍关注的政府公务员腐败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有体制和制度原因的。从市场经济内部法制建设与政府官员的腐败的关系来看,在市场运行的基本框架在中国经济内部生成后,如果没有一个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来规约仍然深陷在市场操控之中的政府官员的行为,那么只会导致腐败的普遍化。我这里有最新官方数字。按照中新社北京2005年2月28日的一篇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2004年,检察机关共查办各类大案1.8万多件,查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2900多人。这些数字足以证明我国目前政府官员腐败和以权谋私问题的严重性。为什么在当今中国会产生这样大面积的腐败?这显然不能仅从政府官员的个人品质和思想认识上去找问题的原因,而须得从制度安排上反思约束我们市场秩序运行的基础法律构架。这里面的道理非常简单:如果没有法律法规明确界定政府的职能和行政范围,或言政府的权力是无限的,自然也就意味着不会存在有效约束政府官员腐败寻租的制度机制,因而腐败也必定伴政府管制而生。且政府的管制越多,赋予政府机关的权力越大,政府官员手中的自由裁量权也就越多,由他们的自由意志决定经济社会命运和市场运行的力量也就越强,腐败产生的可能性也就越高。用通俗的话来说,政府监管的权力太大,管得太多,这个批,那个审,每批一个条子,每审一个项目,政府官员就获得一个“腐败”的机会,手中就多握有一个“寻租”的砝码。这样一来,在整个社会已形成了个人通过市场交易来发财致富的普遍价值导向的当今格局和世风之中,如果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约束政府公务员手中的权力范围和界限,腐败的大面积地发生和扩展,还不是一个法制不健全的市场化过程的一个自然和必然结果?

  对于如何看待当今市中国场经济体系初成中的社会腐败问题,从学理上可以讲很多。但我这里特别提醒大家要把政府官员的腐败渎职问题放在中国历史的大周期背景中来认识。最近读了一位美国华裔律师周天玮博士所写的一本《法治理想国:苏格拉底与孟子的虚拟对话》,很受启发。在这本书中,周天玮对中国历史循环的逻辑做了这样的归纳:“国人发展财富往往先依赖有政府专断所提供的种种便利,法治不是前提;等到社会渐渐富裕的时候,用专断所维持的秩序不幸遭到富裕的腐化和败坏(因为政府部门代表唯一的权力,而权力必然腐化),人们惊讶之余,不解何以经济进步、文明发达,政府却一再落伍,便懒惰地对现状做口头上的道德谴责,或者遁入心性之学。等到社会现象毕现,秩序崩溃,一场革命于是展开,这是中国历史循环的缩影”(该书第152页)。把中国的市场化过程放在中国历史的这种大背景来审视,就会推想,如果不是在我们的基本法律制度和政体的基本架构上做些文章,而仅仅期盼有像有包拯那样的清官和雍正那样严厉的皇帝来惩治政府官员的腐败,或者只是指靠思想道德教育来说服官员清廉守法,在整个社会的物质利益追求和发财致富的导向已变成了人们的普遍价值观的今天,那只会愈惩愈多,愈反愈腐,愈说愈虚。

  最后,这里也应该指出,社会信任短缺和政府官员的腐败,不仅仅是个道德伦理和价值判断问题,而且与与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长期远景命运攸关。事实上,无论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还是在国内一些经济学家个人的实际认识中,均有腐败寻租可能有利于经济增长甚至社会福利增进的观点。在西方当代经济学界,这种观点不但很有市场,而且也有数理理论论证和精美的博弈模型分析。按照这种观点,腐败,或用经济学的语言美其名曰为“寻租”,在许多情况下,尤其是在从一个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渡期中,实际上只是市场机制生成和经济高速增长所需要支付的一种“买路钱”。在西方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所流行一时东亚发展模式的“发展型国家”理论、“权威主义政府诱导型发展”理论,以及“国家-社会的合作主义(corporatist)发展路径”说,在精神上与这种观点实有“惺惺相惜”且 “异曲同调”之妙。这里我们暂且不从纯经济学或博弈论的视角进行理论推理,单从法治与市场的关系的分析视角来看,这类观点就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无论从人类社会经济史的历史长河来看,还是从当代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经验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在法律制度不健全和社会腐败横生的社会格局中能够保持经济长期增长的,尽管在一定的市场初成的时期几乎所有国家和社会都经历过一段由于法制不健全所导致的市场混乱和一些人趁机发财暴富而经济却实现了一个高速增长的“转型过程”。当代印度的腐败的制度化和一些拉美国家长期陷入经济增长疲软的困境中不能自拔,均是一些例子。那些停留于个人专制和家族统治的国家(如亚洲金融风暴中的印尼),则因政府官员腐败和社会动乱而长期经济增长乏力,也说明了这一点。相反,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史和法制史则表明,良序的宪政体制和社会的法治化为北美大陆保障了长达两个多世纪的经济增长和稳定。尤其是美国这个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在21世纪初仍然保持着经济不断继续增长的活力,也与其具有完备的法律制度密不可分。因此,无论从人类近现代经济史的经验来看,还是从法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理论梳理,我们都可以达致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不在国家政体的基本构架和法制建设上真正有所作为,市场运行的诚信体系建设和腐败普遍化问题将迟早会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羁绊,且这一天也许并不十分遥远。

  

  2,从“法制”到“法治”

  

  谈到当今中国市场化过程中社会信任、产权、腐败与的法制建设的问题,也许有人马上会问这样一个问题:目前我们国家并不缺少法律法规,全国人大、国务院以及各级地方政府制定和颁布法律法规的速度也在很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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