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疫情之下:反思中国经济改革历程,当重读马克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00 次 更新时间:2020-03-30 20: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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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 (进入专栏)  

  

一、阅读选择

  

   春节期间,我在绍兴家里过年。小年夜才到绍兴。对武汉新冠肺炎爆发和流行,我知道稍早些。早在除夕前几天,就听武汉的朋友们说一种新的类似SARS的病毒流行开了,说开始传播很快,死了好多人。故除夕前,心里就很沉重,也很担心。除夕春晚,看了几眼,感到极其难受。晚上又喝了些白酒,感觉胃里甚不舒服,故除夕夜不到9点就蒙头睡觉了。但在绍兴乡下的烟花爆竹声中,似乎一夜似睡非睡。好在去绍兴过年时,开车拉了一些书带回去,其中一本书是吴敬琏老师的《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8年9月出版),一本是我的好友、同事,也是我们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的《改变中国:经济学家的改革记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年前在北京开会期间,我曾抽半天时间,与朋友和学生一起去看望了吴敬琏老师,聊了大半个上午,获益良多。从北京回来,就读完了吴老师的这部著作。张军教授的《改变中国》,去年年底才出版。他这本书的新书发布会,本来邀请我发言评论的,但因为我去了牛津,没能参加。从牛津回来后,正好出版社约我写篇书评。我想,那就在绍兴今年过节几天,争取为吴敬琏老师和张军教授的书各写一篇书评吧!

   年初一的一大早被烟花爆竹声吵醒,早晨5点多起来,就在书房中伏案写作。本来想为两本书各写一篇书评,但开始敲电脑键盘写作时,发现两部书几乎讨论一个问题:过去40年中国经济改革历程。于是突然萌生了一个奇怪想法:不妨这次尝试一下用一篇书评来评两本著作。还不知道之前有人这样做过吗?大年初一到初五,每天伏案十几个小时敲电脑键盘。初六回到上海家中,又被新冠疫情肆虐困在家里,也是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总算到2月底写出了初稿。在写最近这篇书评时,信马由缰,看到什么写什么,越写越长,最后竟然写了一篇近5万字的书评,实际上等于自己也回顾了一下中国40年乃至新中国成立后70年的经济改革过程,我自己也写出了一本中国经济改革简史了。

   在与吴敬琏老师和张军的书一同写书评时,我也阅读许多其他的著作,包括陆一仁兄刚出版的《无常的博弈:327国债期货事件始末》(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1月出版)。尤其是读了美国经济学大师肯尼斯·阿罗1974年写的一本英文小册子,《组织的极限》(The Limits of Organization)。肯尼斯·阿罗不愧为社会学选择理论的大师。这本书讲了许多人类社会制度运行和变迁的深刻思想,读来有醍醐灌顶的感觉。譬如,阿罗(Kenneth J. Arrow,1974, p.29)说:

   “我以为,正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导致了历史上的诸多大灾难。这种对过去某一个目标的追求(commitment to a pastpurpose),在经验表明应该被废弃(reversed)的时候,反而强化了原初一致认同的目标。”

   接着,阿罗这位当代社会选择理论的大师也告诫我们:

   “理性和前瞻真的能够带来延迟和怀疑;同样,人们的良知、尊重他人,以及我们应当担心的对遥远和不可预见结果的模糊意识也会如此。真实信仰者在社会行动中往往更有效率。至于这种行动对与错,那是另外的问题。……这里并没有简单的结论,我也不想给出任何结论。在历史上有许多时刻,我们只是简单地必须行动。我们完全知道我们对诸多可能结果的无知,但是为了保持我们完全的理性,我们必须承担并不一定确定如此的行动的后果。我们须得总是在认识过去的错误和变化过程的可能性上保持开放的心态。”

   经历了40年的改革开放,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关节点上,重读当代经济学的泰斗肯尼斯·J·阿罗的这句话,感觉意味深长。

  

二、选择理由


   读这些书,完全是一开始就打算在绍兴过节写书评的,即使是没有新冠肺炎流行肆虐,我也会在绍兴家里读这些书,写这篇书评。之所以选择在元旦和春节期间读吴敬琏老师和张军教授的书,是感到我们的国家和社会走到了一个何去何从的关节点上。2018年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2019年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年。当代中国历史,可以说前30年是中央计划经济的实验,后40年则是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前30年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实验,是不成功的,也给全中国人民带了巨大的灾难。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到1978年,作为一个具有9.6亿人口(占当时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大国,中国的GDP总量只有3678.7亿元(按当时的美元汇率为2119亿美元,还不到现在一个上海浦东新区GDP的一半),人均GDP只有381元。在当时的9.6亿人口中,97.6%的中国人生活在联合国规定的贫困线之下。实际上,正是在当时大多数中国人都吃不饱肚子且整个中国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的情况下,面对残酷的经济现实,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开启了经济改革之路和对外开放的大门。1978年后40年的市场化改革,已经获得了巨大成功,使中国走向了市场经济。随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了近40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超过99万亿元,约合美元14.36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中国人均GDP刚超过1万美元。但是我自己觉得,无论是201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纪念,还是去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70周年,我们整个社会都没有认真地总结经验和教训,没有认真的回顾过去,并没有进行整体的理论反思。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所取得的成就是如此辉煌。但是,40年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怎么一步一步艰难的走过来的?现在许多年轻人,并不知晓,而只是享受市场改革的伟大成果。甚至许多在岗位的年轻一些的政府领导人,实际上他们既不真正知道前30年中国计划经济实验时期的一些做法和后果,更不知道“大跃进”和“文革”时期中国人所吃过的苦,受过的罪,甚至几千万人饿死于大饥荒。

   实际上,目前在岗的很多人也并不是40年中国经济改革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中国改革开放40年后,许多参与和推动这场改革的领导人和经济学家目前有的已经去世,现在仍在世的也都退休进入了耄耋之年。对于生活在当代中国社会的政府和经济部门的领导人、各行业各业的企业家、正在成长中的青年一代经济学人,乃至哲学社会科学各界人士来说,过去中国经济改革的艰难历程和辉煌成就,却是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说都是必须具备的知识。了解中国是如何从一个斯大林模式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走到今天我们这种独特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也对认识当下中国的经济体制,对把握未来中国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大方向,都是必须的。于是,我才决定放下最近几年的关于货币理论和货币制度史的研究,伏案月余,读前面提到的两部如此重要的书,且随即写出这篇几万字的改革简史来。等写完这篇书评,我就回到自己的专业,专门读各国的货币制度方面的文献了。

  

三、阅读启发


   首先要说的是,无论吴敬琏老师的《中国经济改革进程》,还是张军教授的这本《改变中国》,都是新近出版的关于中国经济改革史的两部极为重要的经济学著作。从吴敬琏老师的书来说,他是这场改革的理论贡献者、实际参与者和推动者,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的改革操作层面,可能当今中国乃至世界上没有哪位学者比吴敬琏老师更合适写中国经济改革史了。实际上,吴敬琏老师在中欧工商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课程多年,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可谓是了解最全面,也知道一些别人并不知道的实际过程。因此,对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吴敬琏老师对此可谓是倒背如流。张军教授是在中国经济学改革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中青年轻经济学家,不但在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上做出了诸多贡献,而且也实际参与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后期过程,许多改革意见和建议也都被中国政府决策层所接受了。所以由我们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育背景的两位著名经济学家来写中国经济改革史,再适合不过了。这两部著作也都写得真好!均值得细读。

   由于吴老师是中国经济改革过程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他的整部书全面和深刻和讲述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直讲到当下,覆盖了中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方方面面,也非常深刻地指出了现在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吴老师的书,不管是学没学过经济学,普通大众都能看得懂。张军教授的这本《改变中国》,虽然也是讲中国改革史,但有些章节还是更理论化一些。

   张军的这本书有两点点特别值得推荐:

   第一,这本书更注重了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与经济改革的互动,尤其是讲述了在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中国经济学家的作用。比如,在这本书的修订版“前言”第1页,张军就说:“中国的改革经验概括为已有经济理论的实验室,也被认为可以成功拓展现有经济学理论的分析范围,可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贡献。但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研究都是基于对改革结果的观察,而对那些为推动改革贡献的主要人物和事件没有给予同等的关注。在改革经历40年后的今天,对于那些需要深入理解中国改革的读者来说,这是一个缺憾。”接着张军还说:“中国的改革过程和推动的社会力量的形成是中国改革之初所具有的制度遗产及政治条件的产物,不了解这个背景和初始条件,我们无法知道中国的改革为什么是渐进的、增量式的和分步走的,为什么中国改革中总是形成双轨体制,并可以做到‘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正是这些制度遗产和政治条件使中国在改革方式和对改革方式的选择上变得不那么激进。”

   第二,《改变中国》这部著作强调了中国改革是一个向先行国家学习技术和制度的过程,张军一开始就说:“一旦我们把视野转入中国改革进程中的‘投入’侧,而不是‘产出’侧,你就会发现中国改革的精彩之处在于改革如何从党内的思想斗争和政治较量中形成主流;在于改革如何在关键时候由政治领导人的智慧与眼光所推动;在于改革成为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互动过程;在于改革能成为能让更多人参与其中的社会过程;在于改革是一个基于局部经验推广和试错法的社会实验,更在于改革成为一个关于技术和制度的学习与扩散过程。”

   回顾一下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我们国家确实是经历了一个技术和制度的学习过程。刚开始,我们是想学东欧国家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模式,但后来这些国家的改革并不成功,并且转变了制度,甚至连前苏联也解体和转制了,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后,我们整个国家并不是在向苏联和东欧学习,而是在向西方国家学习市场经济的种种制度。这包括建立央行,建立现代公司制度,创建保险公司、现代金融体系、外汇市场、黄金和商品期货市场、期货市场,等等。实际上,这些机构和组织,都是向现代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制度学习的结果。就连我们政府现在采取的宏观经济管理体系和方法,也是向西方学习的成果。大家可能还没意识到,我们今天所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也是从国际上引进的结果。因为,我们国家在计划经济时代,所采用的是前苏联的“社会总产值”的核算体系。到1993年后,我们国家才采用国际上通用的“国内生产总值”即GDP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

当然,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中,我们也有自己的制度创新,那就是今天还在实行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责任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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