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东发:图书馆对年鉴资源的搜集整理与利用(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8 次 更新时间:2014-12-07 19: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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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东发  

   1 读者利用年鉴的调查与分析

   北京图书馆参考研究部的读者调查结果表明:查阅年鉴的读者人数占读者总数的40%。年鉴资料复制量占工具书阅览室图书资料复制总量的20%。在100多位读者开列的经常使用并认为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工具书单中,年鉴类工具书约占1/3。查阅年鉴的读者有各级管理干部、科研人员、生产企业信息调研人员及高等院校的教师和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经济系资料室的调查告诉我们,使用年鉴的人数占读者总数的1/4,基本上每天都有读者查阅年鉴。在北大图书馆共发放了180份调查表,收回160份,回收率达90%,了解到如下几方面情况:

   1.1 使用年鉴的读者层次。教师34人,研究生49人(其中博士生13人,留学生5人),本科生68人(其中一年级为2人,二年级6人,三年级9人,四年级51人),其他9人。由此可见,四年级毕业班人数最多,占32%,其次是研究生,占30.6%,低年级学生使用率低,主要是还不了解这类工具书的功能和作用。这项数据也告诉我们,年鉴读者与受教育程度有关,需要宣传、培训。

   1.2 使用年鉴的读者专业分布情况为:经济学48人,图书馆学16人,哲学14人,法律12人,社会学10人,历史9人,管理学6人,生物学、心理学、考古学各4人,国际政治、中文各5人,人口学、化学各2人,地质、城环、计算机、政治学各1人,其余不详。可以看出经济学明显居多,占30%,图书馆学占10%,哲学占8.75%,以上三个专业几乎占了一半,其余各专业相加为52%。理科仅15人,不足10%,文科占90%以上,明显高于理科。

   1.3 高等院校图书馆读者使用年鉴要解决的问题,大体归为四大类:

   1.3.1 为教学和科研收集资料。以教师和研究生为主,查找统计资料的最多,高达34人,查找二次文献的25人次,查找学术科研动态的12人,查找法规的8人,查找国际组织与国际会议的5人,查找人物传记的3人,查找考古新发现的2人。

   1.3.2 为撰写毕业论文和完成作业。以毕业班学生为主,还是查找核实数学的为最多,37人,查考专业资料27人,查找典型事例的11人,查找书评资料的6人,查找附录资料2人。

   1.3.3 以升学、就业或经营为目的。仍是以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为主。其中查机构名录的13人,查看研究生试题的7人,查找家乡资源状况的4人,查找企业产品情况的3人,查看广告的2人。

   1.3.4 为增长知识和消谴浏览。低年级学生有这种情况。通过年鉴查旅游资料的6人,查新书出版情况的3人,查交通情况的2人,查诺贝尔奖获得者1人。

   对于调查的问题,有的读者回答较详细,故可以分出层次;也有的带有两个以上的问题来查年鉴,所以总数超过160。据图书馆员反映,年鉴使用带有明显的周期性,如每年春季即每学年下半期当本科生和研究生撰写毕业论文时,年鉴使用呈上升趋势,而秋季新学年开学后往往冷清一段时间。

   从以上归类不难看出,利用年鉴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与读者的层次相对应的,读者层次高,所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有一定深度。

   1.4 读者查阅年鉴年的反映:解决了问题,感到满意的64人,占40%;解决部分问题,基本满意的33人,占21%;没有解决问题,不满意的58人,占36%;未表态的5人,占3%。

   前两部分读者之所以喜欢查阅年鉴并感到满意,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一是年鉴有权威性,其主办单位和资料来源都来自权威的政府部门和学术团体,可信度大;二是年鉴的时效性强,反映的是最新的进展和新情况、新成就;三是年鉴连年出版,便于比较,有累积和总结研究的价值;四是年鉴的资料性和浓缩性强,许多数据、名录等实用信息十分密集,又不是原始资料的堆积,经过专业人员分析、整理、核实,加工高度;五是年鉴功能齐全,一本年鉴中,既有大事记、法规文献、人物、机构名录,又有统计数字、回溯性和预测性文献,尤其是其中的书目索引等二次文献和权威人士写的综述、述评等三次文献,参考价值极高,确实满足了读者多方面的需求。

   需要引起重视的是第三种情况,没解决问题的超过1/3。无非是三种原因:一是没有相应年鉴,二是年鉴中没有收录有关资料,三是收录了,不便查检。

   1.5 读者对年鉴的评价。对于常见的年鉴,读者反映质量高下不等,使用率也相差悬殊。调查结果表明,使用率最高的是《中国经济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世界经济年鉴》。无论在哪个图书馆,这几种年鉴因翻检频繁,破损得较快。北京图书馆两个月即送工厂装订,而且还需多配复本。就编辑、出版、印刷诸方面综合评价年鉴质量,在1994年举行的"全国地方年鉴评奖"活动中,分数较高、得票最多的分别为:省级前三名为《广西年鉴》、《广东年鉴》、《上海经济年鉴》;市、地级前三名为《武汉年鉴》、《哈尔滨年鉴》、《杭州年鉴》;县级前三名为《武进年鉴》、《宝山年鉴》、《玉溪年鉴》。1996年举行的中央级年鉴评奖中,前三名为《中国出版年鉴》、《中国年鉴》、《中国金融年鉴》。这些年鉴大都具有如下优点:一为资料丰富,内容翔实;二为编排得当,栏目合理;三为结构完整,功能齐全;四为出版及时,查检方便;五为逐年改进,不断提高。读者感到失望的是文艺和体育年鉴,有的名不符实,如《中国小说年鉴》,实为小说选集;有的结构残缺,不够规范,如《中国作文年鉴》;有的栏目庞杂,设计较乱,如《中国电影年鉴》;有的文章过长,缺少加工提炼,如《中国文学研究年鉴》;还有的出版周期过长,使声誉和效用大减,如《中国文艺年鉴》和《中国体育年鉴》。

   2 读者利用年鉴的深层效益

   年鉴的价值和作用是很大的。我在进行广泛社会调查后曾将其归纳为:年鉴具有导向价值,可发挥决策参考和战略指南作用;年鉴具有媒介价值,可发挥横向联系和宣传窗口作用;年鉴具有学术价值,可发挥教育培训和科研参考作用;年鉴具有实用价值,可发挥生活顾问和社会服务作用;年鉴具有存史作用,可传播文化和积累史料;年鉴具有情报价值,可发挥战术指导和技术顾问作用。

   教师及部分研究生利用年鉴解决了教学科研中的问题,也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和可观的经济效益,与上述价值和作用是相通的,只是表现得不很明显,属于隐性或潜在的效益,仅靠读者调查表反映不出来,还需换一种方式来进一步发掘。下面仅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经济系一个资料室的调查为例,挖究年鉴的深层效益。

   2.1 为政府机构或部门领导决策提供参考。主要通过以下途径:

   其一是直接参与,以某种特殊身份参与重大决策的制定。如该系博士生导师吴大琨主编的《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论太平洋经济》和《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特征·走向》三本书中共有38处引用年鉴的资料。

   其二是间接参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经济系是外交部、对外经贸部、国家经济体改委的联系机构,相当一部分教研人员在国家部委或机关任顾问或特邀研究员。如张帆教授曾被请到中南海谈我国经济改革面临的现实问题:结构调整、债务等问题,为我国改善投资环境,适度引进外资等问题的决策提供参考。赴中南海之前,他收集了《中国对外贸易年鉴》、《世界发展报告》、《国际金融统计年鉴》上的有关数据。

   2.2 为企业改革出谋划策。在改革的大潮中,企业要真正走向市场,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与经营者,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有智囊人物帮他们出谋划策。该系原系主任杜厚文教授应河南省政府的邀请,针对地方企业的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反应颇佳。而这些极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中,用到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统计年鉴》、《世界经济年鉴》等多部年鉴的资料。

   2.3 对国际经济形势做出预测。由于认识世界经济的各种经济关系和事件的发展变化规律,有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和科学研究方法,教师们能对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测。如王章耀教授、杜厚文教授、陈耀庭教授分别作为日本经济、西欧经济及美国经济的专家被请到《世界经济》杂志或《经济参考报》社召开的有关经济发展趋势的座谈会,他们采用了《美国统计年鉴》及《世界发展报告》的资料,座谈会纪要已见诸报刊。

   2.4 充实教材的内容。王章耀等编的《世界经济概论》教材,就有20余处用到《联合国统计年鉴》、《国际清算银行年报》、《国际金融统计年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经互会成员国统计年鉴》等10多部中外年鉴的资料。

   2.5 完成科研课题。近年来,该系教师们在教学之余还承担了不少科研课题,包括国家这科基金重点课题、国家教委博士点项目、青年社科基金项目等。单独或与协作院校共同完成了一批成果,其中一些成果获国家级、省部级优秀成果奖,近期完成的主要科研项目(已成书)的有30部。对其中16部文献引用年鉴情况做了调查,共引用年鉴315处,只有一部完全没有用到年鉴材料。特别是《战后苏联经济》一书,引用年鉴的材料多达65处,而且主要集中在《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经互会成员国统计年鉴》上。

   3 读者对年鉴的意见和期望

   在调查中,读者在肯定近年来年鉴事业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批评性意见,现择要归纳如下:

   3.1 实用性不强,直接影响年鉴利用率。读者对年鉴的最强烈要求就是要实用,能够解决他们迫切需要查找的问题。有的年鉴部头很大,可是收了许多并不属于本年鉴该收录的内容,读者想查的资料找不到,自然影响年鉴的利用率和信誉。图书馆工具书阅览室的工作人员说: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读者带着问题也带着希望来查年鉴,结果一无所获失望而去。有的问题较为复杂,年鉴不可能收录,但也有些问题并不复杂,也解决不了。

   3.2 内容不精,加工度不够。有的读者尖锐地批评有的年鉴不象工具书,倒象"资料汇编"或"论文集",把各种讲话、会议发言、文章等一次文献原封不动地编了进去,没有把它们加工成文摘、题录、篇目索引、简介、图表、综述等二三次文献。

   与此有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重复现象。一是不同年鉴之间的交叉重复,如《中国经济年鉴》和《中国对外贸易年鉴》就有不少重复。还有的专业年鉴和本专业学科年鉴也有重复,如《中国经济年鉴》与《中国经济科学年鉴》。二是同一年鉴不同年度间的重复反映。有的年鉴的内容前后重复,有的同一事件在"概况"、"百科"、"大事记"里反复出现,浪费了年鉴宝贵篇幅,这种情况较为普遍。

   3.3 不附索引,检索途径单一。这是读者反映最为强烈的问题。在北大馆藏的200多种现行年鉴中,有索引的只有《中国百科年鉴》、《中国出版年鉴》等20余种。也就是说85%以上的年鉴尚无索引。上百万字的大书,内容丰富,资料密集,仅靠书前几页目录怎么能充分揭示图书的内容呢?许多年鉴编者花费很多心血编出的年鉴,诸多功用不能充分发挥出来,缺乏索引一类检索途径是重要原因。

   3.4 部头过大,价格过高,出版周期过长,是当前年鉴较普遍存在的问题。目前,已有不少年鉴,在重视提高质量、压缩篇幅、降低成本、缩短出书周期等方面做出努力。从我国国情出发,考虑到广大读者、包括各类图书馆的购买力,不要一出年鉴就是几百万字精装的大部头。大学生读者们对曾经出版过的《中国哲学年鉴》纸皮简装本和《中国历史学年鉴》出版社出版的《史学情报》季刊都持肯定意见,认为具有出版及时、开本小、定价低的优点,受到读者的欢迎。

   3.5 宣传不利,应加强与读者的联系。我们在调查中,深切感到年鉴界与图书馆界、年鉴与广大读者的联系还有很多工作可做。图书馆各个工作环节,包括采购、流通部、阅览部、参考咨询等工作人员,都迫切需要了解有关年鉴的知识和信息,这一点直接关系到图书馆的工作质量,也关系到年鉴的订购、开发和利用。从读者的呼声来看,也很强烈。为什么有36%的读者没有从年鉴中解决需要解决的问题?这里固然有年鉴内容质量的原因,但读者不熟悉或者说不会使用年鉴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1993年5月,北京图书馆举办的"首届全国年鉴展览"就是一个成功的尝试。据该馆参考辅导部负责同志分析,起码达到如下六方面目的:一是改变了原来被动局面,主动向数以千计的读者宣传馆藏,介绍我国年鉴出版概况和各类年鉴现状;二是为大量读者提供了包括阅览、咨询、复制等多种形式的服务工作,获得读者好评;三是大幅度补充了馆藏,通过展览增补了100种年鉴,新收到近1000册年鉴展品中,20%是原来所缺;四是沟通了同全国数百家年鉴编辑出版单位的关系,向他们宣传呈缴本制度,为今后馆藏建设打下了基础;五是征询了读者对年鉴的意见和建议,了解了读者需求,有助于年鉴信息服务工作的开展:六是培养和增强了工作人员的年鉴意识,提高了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

   此外还可以通过广播、电视、报纸、期刊等多种大众传播媒介向读者介绍有关年鉴的基本知识、年鉴的价值意义及出版信息,使年鉴真正成为广大读者在学习、工作中的得心应手的工具。

   【参考文献】

   1 肖东发。北京大学图书馆年鉴收藏利用情况调查。年鉴工作与研究,1991(1)

   2 葛民。论年鉴的传播渠道与传播效应。年鉴工作与研究,1991(3)

   3 肖东发。年鉴学概论。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

   4 王广中。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经济系资料室年鉴收藏与利用情况。年鉴工作与研究,1992(2)

   5 马惠平。我国首届年鉴展览述评。北京图书馆馆刊,1993(3)

   6 刘春美。清华大学图书馆年鉴收藏利用调查。年鉴信息与研究,19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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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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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图书馆学研究》(长春)199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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