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东发:北大燕南园的名人故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04 次 更新时间:2008-11-19 13:0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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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东发  

  

  谈起北大,首先想到的是中国最顶尖的高校,其次是其园林般的校园风光。传统的园林式的校园,还有博雅塔和未名湖,湖光塔影,相互掩映,构成了北大校园最有代表性、最醒目的一景。然而这些只是表面风光而已,真正代表北大风范的是在年轮置换间,这里走出的万千学子。而像慈母一样孕育培养万千学子的许多学术大师都曾居住在燕南园。因此,真正意义上代表北大精神的恐怕还得要数燕南园。

  要讲燕南园的由来则要追溯到北大的历史。1919年,由美国教会在清末创办的北京汇文大学、通州协和大学和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三校合并成立一所新的大学,聘任正在南京金陵神学院任教的“中国通”司徒雷登博士(Dr. John Leighton Stuart)任校长,新大学被命名为“燕京大学”。

  当时的燕大校舍在北平崇文门内盔甲厂(男校)和灯市口佟府夹道(女校)。司徒雷登到任后,感到城里的校舍既小又简陋,考虑到今后燕大的发展,他决定选择一处新校址。

  几经勘察,司徒雷登选定海甸(今海淀的旧称)西郊的一块地方,那里本是明代勺园和清代淑春园的旧址,清末民初时曾为睿亲王的后代所有,早已残败不堪了,此时又转归陕西督军陈树藩。陈树藩被司徒校长的游说所打动,于1920年11月8日与燕大签订了契约,以4万银元的象征性价格将这块土地永久租给燕大。

  深谙中国文化的司徒校长和副校长哈利·鲁斯博士(Dr. Harry Luce)聘请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担任新校园的总设计师。亨利·墨菲拿出了一个中西结合、古今融会的园林式的设计方案。不几年,一所美轮美奂的新校舍便拔地而起了。

  燕南园因位于燕园的南部而得名,占地48亩,主要作为燕大外籍教师的住宅,按照当时所有中外教师住宅的编号顺序,燕南园的住宅被定为51号到66号,这一编号从燕大到北大,一直没有变更。今天,在某些宅院的门口,还能看到黑底白字的木门牌,无言笑视着岁月的沧桑。曾经居住在这里的中国教授对中国的政治、历史、科学、哲学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史学家洪业、翦伯赞,数学家江泽涵,物理学家周培源、饶毓泰、褚圣麟,经济学家马寅初、陈岱孙,哲学家冯友兰、汤用彤、冯定,化学家张龙翔、黄子卿,语言学家王力、林焘,美学家朱光潜,生物学家沈同,文学家林庚,历史学家侯仁之,作家冰心和社会学家吴文藻夫妇等都曾生活在燕南园。

  学贯中西的史学巨擘洪业教授就曾住在燕南园54号。洪先生名业,号煨莲,早年留学美国,获得多个学位,曾在美国为燕大筹款。回国后担任燕大的重要领导职务,并主持燕大历史系,后出任饮誉中外的学术机构“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的北平办事处总干事,主持“引得”(Index)编纂处,他所编纂的引得,为后来的学者研究中国文史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洪先生很喜欢他的54号,名之为“健斋”,又称“无善本书屋”,因为他读书只为做学问,不为收藏。

  洪先生为人淡泊,温文尔雅又谈吐幽默,喜欢叼着烟斗,微微地笑着。洪先生经常不定期地在家召开历史学会的会议,邀请在学问上互相琢磨的数位老师同学一边品茗或饮咖啡,一边切磋学问。大家在一起讨论,时而舒缓,时而激昂,时而辩论,时而开怀畅笑。天气好的初夏时,花开如泻。时淡时浓的花香、茶香、咖啡香弥漫在院子里,和着高谈阔论,和着爽朗的笑声,飘荡在燕南园里。但是,“文革”中,54号门前的藤萝因有“资产阶级情调”而被斫毁!

  洪先生十分善于发现和培养人才,并结合他们的特长和兴趣为之确定研究方向。后来也住燕南园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就是洪先生的弟子。

  1926年夏季,冰心从美国波士顿的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研究院取得文学硕士学位,应聘回母校燕京大学任教。那时,她已出版了《繁星》、《超人》、《寄小读者》等几本书,已是名满神州的作家了。

  冰心先住在朗润园的一间单身宿舍里。她的未婚夫吴文藻于1928年冬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并荣获了哥大颁发的“最近十年内最优秀的外国留学生”奖状。他应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之聘,于1929年初回到北京。燕大对这两位从美国归来的青年学人特别予以款待,把燕南园正在兴建中的一幢二层小楼拨给他们居住。那就是西式的燕南园66号住宅。

  冰心在自己的许多文章里细致地描述过自己住过的那幢小楼,就是在这里,他先后写下了《往事》、《南归》等小说、散文作品。

  抗战胜利后,燕大复校。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0年,燕京大学改为国立,外籍教师回国,燕南园渐渐空了下来。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燕京大学并入北京大学,北大自北京城内迁入燕园。按照国家的教育调整规划,北大要建成一个以文理为主的综合性大学,国内很多高校的文史哲及理科专业被调整到北大,而北大和燕大的法科、新闻、农、工、医科等专业则被分散到别的高校,一时间北大名师云聚。在这个背景下,一些知名学者被安排到了燕南园居住,因为燕南园环境幽静,离教学区和生活区的位置适中,适合工作和学习。自那时起,燕园里就流传着这么一句话:知名学者不一定住燕南园,住燕南园的一定是知名学者。

  由于学者们是陆续迁入的,并且住户较多,燕南园便不再像燕大时期那样一家一个院落了,而是依建筑面积的大小,将每个院落分隔供两家到三家居住。

  往日比较安静的燕南园,由于突然增加了许多新住户,一下子热闹了许多。北大迁来燕园后,不论怎么改变校园的格局,都要避开燕南园。现在燕南园许多房子上镶的门牌还是燕大最初装上去的。

  61号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创始人之一侯仁之院士的家。这是一座西式的两层小楼,掩映在一片深绿的树丛中,旁边又是一丛翠竹,望之蔚然而深秀。侯仁之和夫人自20世纪30年代初考入燕京大学,至今在燕园已70年了,自1950年搬入燕南园,至今也已50多年了。岁月沧桑,侯先生已年逾髦耋,回忆起燕园岁月的点点滴滴,总是充满着深情。

  在以人文大师荟萃而闻名的燕南园里,周培源先生是为数寥寥的数理大师之一。饮誉世界的理论物理流体力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培源是在1952年住进燕南园的,他曾是燕南园56号的主人。周先生在美国求学期间曾参加爱因斯坦领导的广义相对论讨论班,并进行相对论引力论和宇宙论的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周先生也是著名的教育家,他的门生弟子为中国国防科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周培源是爱花之人,56号曾遍植樱花,春来如雪,人称“周家花园”。

  55号和57号从方位上看呈对角而立。有趣的是,它们的主人也因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特殊背景而有着某种“对峙”的关系。

  原北大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冯定在55号住过多年。在燕南园众多居住者中,冯定是比较特殊的一位,因为他是唯一一位由毛泽东亲定到北大教书的学者。

  那时候,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还没有彻底完成,党要在哲学领域“占领”仍由旧知识分子“控制”的阵地。冯定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其名作《平凡的真理》曾引导许多人正确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特别看重冯定,点名调他到北大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他的唯物主义哲学与冯友兰的唯心主义哲学“搞争鸣”、“唱对台戏”。

  然而在60年代的政治环境里,由于冯定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不趋炎附势,他在政治运动中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当报刊上连续发表批判冯定的文章时,有人劝他做个检讨算了,他不肯屈服:“我不愿做检讨的英雄。”

  从那时起到“文革”时期冯定一直顶着“假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的帽子挨批斗。“文革”中,北大哲学系成立了“批判冯定、冯友兰联络站”。“对台戏”没唱成,哲学系这两位最有名的教授双双被推上了受批斗的台子。与冯定“唱对台戏”的冯友兰就住在燕南园57号。

  1952年院系调整后,冯友兰从清华园迁到燕南园,并终老于57号。生活在20世纪这个中西文化冲突交融的时代,冯友兰早年就以两卷本《中国哲学史》而蜚声学界,他构建的哲学体系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曾有人评价他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文化巨人”,他对中国文化向现代化转型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冯友兰迁入燕南园的50年代,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长期接受批判、自我批判、改造思想的过程中,冯友兰基本上失落了自我。这位思想自成体系的哲学家放弃了独立思考,这于他于中国社会于那个时代都是十分深刻的教训。

  “文革”结束后,冯友兰真诚地解剖自我,指出自己以前不能“修辞立其”,决心今后“只写我自己……不再依傍旁人”。从此以后,冯友兰坚决抛开“文革”前就已出版的两本《新编》,以85岁的高龄从头开始撰写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他不再依傍旁人,而是作出自己的结论,所以《新编》七册中新的见解层出不穷,往往会与流行的论点相违背。他越写越感到自由,可以说是真正达到了“斩名缰,破利锁,俯仰无愧怍,海阔天空我自飞”的境界。晚年的冯先生就是在57号院里历时10年,用口述的方式写下了《新编》七册,实现了从失落自我到回归自我的转变!

  说起“三松堂”,很多人都知道那是冯友兰先生的居所,但问到具体方位,一些人就“不知其所在”了。他的全集名为《三松堂全集》,表明了他对57号的眷爱。冯友兰曾在《三松堂自序》的自序中说起“三松堂”得名的缘由:“……庭中有三松,抚而盘桓,较渊明犹多其二焉……”

  如今三松堂的大门前立起了一排绿竹盆景,似乎是要隔绝外界的喧嚣与浮躁。

  与燕南园同样饱经沧桑的是63号院。这里原是燕大的美籍音乐教授范天祥自费修建的住宅,当时他的院子最大,被人称为“范庄”。范天祥任燕大音乐系主任,夫妇二人才华横溢而又诲人不倦,为中国培育了一大批杰出的音乐人才。范天祥教授还是虔诚的基督徒,对中国圣诗的曲调贡献很大。

  本来这所房子在园内没有院墙,只用柏墙与其他院落相隔。可是北大迁来燕园后,考虑到校长马寅初在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怒斥“四大家族”被蒋介石逮捕监禁而身心俱疲,需要一个幽静的环境工作休养,所以就把他安排在了63号院,并把柏墙换成了砖墙。

  马老是经济学大家,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建设的大好形势鼓舞他关心国计民生,经过认真地调查和研究,就是在这座院子里,马老开始思考中国的人口问题。

  1957年,马老发表了《新人口论》,建议在经济建设过程中重视人口问题,合理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五六十年代,正是中国的政治气候乍暖乍寒,帽子“大跃进”的狂热时期。在这种“左”倾跋扈的岁月中,马老的真知灼见成了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马尔萨斯思想的“罪证”。全国上下,一时间群情汹汹,群起而讨之,北大校内的大字报更是铺天盖地声讨马老,连63号院子的围墙上、大门上都贴满了大字报。但是马老没有被这滔天的阵势所压倒,悲壮而豪迈地坚称:“我虽年近80,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迎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他用自己的良知持守着真理。

  马老遭到错误批判后,辞去了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被迫离开了燕南园63号,搬入城内。63号院一度作为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办公之用。

  1966年5月16日,中央通过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山雨欲来风满楼”,政治嗅觉“灵敏”的人物知道运动的大好时机来了。5月25日,由北大哲学系党支部书记聂元梓联合系里其他教员共7人联署的大字报《宋平、陆平、彭珮云在“文革”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出现在北京大学大饭厅的东墙上,这张大字报的威力是众所周知的,北大开始卷入“文革”的狂潮中。

  聂元梓等人开始在北大“全面夺权”,成立了“新北大公社”,原来的校领导则被全部打倒,成为“黑帮”编户,打入“牛棚”。聂元梓俨然以“老佛爷”自居,搬入63号院办公,开始在北大呼风唤雨,并在这里接待了中央文革的头面人物康生、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人,一时间,63号院门庭若市,众多谋划出自这个院子,在北大乃至全国造成一场又一场的政治“地震”。

  聂元梓失势倒台以后,63号院空了一段时间。70年代初,北大副校长魏建功搬入此院。魏建功是著名的语言学家、音韵学大师,是我国现代语言学的早期开拓者之一、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的奠基人。他积极推行国语运动,抗战胜利后赴台湾推行国语,把日本人殖民统治50年强制推行奴化教育的日文日语的影响从台湾语言中齐根铲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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