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人文系、技术系与政法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16 次 更新时间:2005-08-09 22:3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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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勤 (进入专栏)  

  

  (本刊此次发表有关政法系专题,为此特派记者走访了上海大学历史系朱学勤教授,以下为此次采访的记录稿,业经朱学勤教授审定。)

  

  问:据我们搜索资料所知,在大陆,您是第一个提出“技术官僚代替人文官僚”具有历史合理性的人,您能不能从正面谈谈这一观点?

  

  答:所谓正面谈,最好的办法是打开历史的纵深:第一纵深从湘军起事,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基本是军事官僚即武人集团掌控政权。在这一纵深里,原有的文官传统被挤到后台,只能因势利导,以意识形态牵制、抵消、控制武人集团的极端暴力倾向,民谚曰:“软绳捆硬柴”,如曾国藩的儒家伦理,孙中山的党军体制。到了毛泽东时代,所谓“把支部建在连上”,“党指挥枪”,也是这一历史的延续,其内部不是没有冲突。即使毛泽东本人,也是充满矛盾,既有坚持“党指挥枪”,亲自指挥八大军区司令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一面,也有“全民皆兵”、“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面。形势比人强,历史纵深处的形势更比人强,即使如毛泽东这样的强人,也只是历史的延续。文革灾难性局面有一个组成因素——军事官僚与左翼人文官僚的冲突。这一冲突我们若将其放在这一历史纵深看,也许能多读出一些历史信息?毛泽东在打倒刘邓这一行政文官集团以后,以新起的军事官僚集团掌控大局,同时扶植激进文人以平衡牵制军事官僚集团。第二次庐山会议后,双方形成僵局,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逼对方出牌,终于酿出“九·一三”事件,而文化革命的失败,其实就是从温都尔罕草原的一声爆炸即宣告发生。暂不论林彪一案在党史编撰学上应该如何评价,从我们这里的历史纵深看,温都尔罕一声爆炸,是古代中国转型为现代中国的诸多标志性事件之一:毛泽东酿成文革大乱,是利用近代史遗留给他的一大历史要素,至此已经用尽,剩下的是如何对待人文官僚的问题了。

  

  第二纵深我们从雅斯贝斯的那个“轴心时代”谈起。

  

  雅斯贝斯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判断:从公元前6世纪“哲学的突破”到二十世纪,人类处于第一轴心时代,这一时代的动力来自“哲学突破”时期,如苏格拉底、耶稣、孔子等人提供的哲学观念;从二十世纪开始,人类进入第二轴心时代,这一时代的动力来自科学、技术的突破。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大多数还处在第一轴心时代,故而对这一判断的前半句反复引用,以致到今天再蹩脚的一个文科大学生都知道有一个“哲学上的突破”,但对这一判断的后半句则讳莫如深,绝少有人正视。

  

  无独有偶,新左派在美国的思想领袖人物华伦斯坦则从反面触及到了这一问题。他说现代性的冲突,无非是两个“解放”之间的冲突——技术解放和人性解放之间的冲突,其理论核心,是站在后一个“解放”的立场上,批判、敌视并抵制前一个“解放”。以此为根本诉求,近代政治史上的左派运动自1789年以来,经历了1917、1989这两个历史坐标,他们呼唤的“人性解放”给“人性”本身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如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的文化革命以及文化革命的在外版——红色高棉屠城试验。但是就理论而言,他们比中国大多数人文知识分子对两个轴心时代的内在冲突,自觉程度高,实践冲动也更强烈,只是鸵鸟加阿Q,对上述灾难性历史后果拒不认账而已。如华伦斯坦认为1989年的世界性转折不是斯大林主义的失败,而是“美帝国主义及其附庸的失败”,这一说法本身就是附庸,是毛泽东反帝反修文革理论的附庸,并无新意。由此也不难理解新左派为什么会对中国否定“文革”否定文革中的左翼文人集团如丧考妣,痛心疾首,转过头来为什么会那样痛恨中国的改革开放。

  

  自1789年以来,有两股力量在角逐对人类社会生活的领导权,一是人文知识分子的观念力量,引发“头脑风暴”,二是科技知识分子手里的科技力量,只是一尺一寸地“贴地步行”。科技工作者基本上是沉默的人群,但他们的历史功绩远远超过我们这些人文工作者。今天的社会之所以是平民社会,而不是贵族社会,这一变化确实有启蒙知识分子的作用,但更多来自社会生活的技术性条件,从衣、食、住、行到通讯联系。今日平民生活之便捷,能够和此前数千年皇室相平等,甚至有过之无不及,也只是最近这一个世纪的事。而前一种“头脑风暴”,既有启蒙之正当,也有理性之僭妄,以1789、1917、1966为历史坐标的世纪灾难与“理性的僭妄”即密不可分,我们今天走访文革中遗留的文人集团成员,他们能够回忆起的理想冲突也与这一历史传统密不可分。可惜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身受其害,却很少人有那样强的反思力度,将1966年的文革灾难上溯至1789年以来的国际范围内的左翼运动。因此,我对80年代人文知识分子的“异化”论,是有保留的。对90年代人文知识分子强调的所谓“人文精神”是有保留的,尽管我是那场讨论的发起人之一,那场讨论到后来已经完全走形。那样的批判并没有跳出1789年为坐标的思维体系,是在复制早期为祸社会的那些体制性思维,在批判中复制对方,甚至放大对方。到今天,我甚至对人文知识分子动辄以“社会良心”自居并拉出一条百年谱系,也有保留。那一百年谱系确实有可贵遗产,所谓“往事并不如烟”,但也和近代以来的左翼乌托邦缠夹不清,他们是参与了那场选择的。

  

  现代中国思想史上大概只有顾准是例外。我们细观顾准的知识结构,一是外语,二是数学,这两个支撑缺一不可。他依靠外语,跳出了当时大陆知识分子的思想樊篱,顽强掘通与西方第一流思想家如海耶克等人交接的思想隧道;他依靠数学思维训练出的逻辑力量,而不是人文激情,一砖一瓦地建立他思想反思的地基,是那样坚实,以致我们今天都惊讶:他何以那么彻底地跳出了当时大多数人文知识分子的思维局限,将当时的红色词语从根部一直撕裂到表象?至今还很少有人注意,顾准身上文人趣味之少,数学逻辑之严密,这两者恰成反比。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样彻底的反思思路,仅仅靠文人激情是找不到,也走不通的。在这一意义上说,与其说顾准是人文知识分子,毋宁说他是科技知识分子,是经济学家,我甚至愿意更降一步,说他是“财会知识分子”:他早年在“立信会计学校”打下的数学思维,中年从事的税务局长这一技术性而非意识形态性管理职位,都在帮助他以数理逻辑、而不是人文激情建立兜头反思的思想体系。那一年代抵制极左政治的人文知识分子并不在少数,他们并不缺少道义激情,也不缺少思想勇气,却没有一个人像顾准走得那样远,挖得那样深,何以如此?知识大限以及逻辑乏力拖住了他们的脚步。如果一定要挖掘最后一线人文激情参与了顾准的思想反思,那么这一因素也是以相反形式刺激性参与:1966年前后发生在他身边的人文灾难——北京城里每天每时都在迫害知识分子,以及更为惨烈的那一特殊经历,人相食、易子而食的旷古惨剧突然暴露在他眼皮子底下,使他愤懑窒息,难以平静。中国大地上最为惨烈的左翼惨祸,信阳事件中无辜农民以二十万饿殍的生命代价,使他获得人文知识分子无法比拟的精神动力,上穷碧落下黄泉,一定要追寻到这场世纪“人祸”的历史上游,而不仅仅是一时的政策性错误。“人祸”,不能说是“人文之祸”,但确实与1789年以来人文知识分子的“理性之僭妄”有深刻联系。

  

  问:按你的看法,中国的第一轴心时代向第二轴心时代的转折,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答:现代化是第一轴心让位于第二轴心的转变,从社会转型来说,是这样,从知识转型来说,也是这样。但是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大多停滞于第一时代,看不到或者不愿接受这一转变。可悲的是,最早看出这一时代秘密的并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侵略者。1895年2月 北洋水师山穷水尽,丁汝昌退守威海,准备自杀殉国之际,收到日方海军总司令中将伊东亨佑(Ito Sukeyudi )的一封劝降书。书曰:

  

  “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由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必由文艺以相升翟(翟字加踢手旁);文艺乃为显荣之阶梯耳,岂足济夫实效?”(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民国二十年,大公报出版第2册,第197-198页)

  

  甲午之败对中国士绅的刺激,超过鸦片战争。但在第一轴心时代的人文视野里,中国士绅最深刻的悲鸣不外是“老师败于学生”。但在已经开始跳跃第一轴心时代的日本人眼里,他们此前的明治维新,并不仅仅是“脱亚入欧”,而是“脱第一轴心入第二轴心”,中日之成败,不仅是学生与老师的较量,也是第二轴心时代与第一轴心时代在较量,是第二轴心时代击败了第一轴心时代。

  

  直到戊戌之后的1905年废科举、兴新学,中国的第二轴心时代才缓慢启动。电视剧“走向共和”中有一镜头:慈禧在太和殿内对留学生举行“声光化电”的新式殿试,人文老学子则在殿外广场上群体抗议,声声悲鸣:“太后,太后!”,直至绝食倒地。这是历史性的悲鸣,直到今天,我们在知识界、思想界的种种争论之中,还时常能听到这一悲鸣的伴奏。

  

  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胡适这一代人有成有败。失误在于文化决定论,把少数人应该承担的制度性原因归咎于全民族人人有份的“文化原因”,由此启国民性改造、文化改造乃至文化革命之恶肇。胡适这一失误后来被丁文江一声断喝“不要上胡适之等人的当”,逐渐唤醒。成功处在于:英美庚款留学生这一代人,仅仅在一代人时间里,从无到有,建立起现代大学教育与科学研究的体系,创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此外,南京政府“资源委员会”也吸收大量英美归来的技术型知识分子,这一代技术官僚为中国现代化奠立了基础地基,与上述教育、科研机构结合在一起,是中国进入“第二轴心时代”的起点,我们至今还深受其惠。差不多于此同时,另一支留学生从日本归来,逐渐从大学退出,进入报纸副刊,建立起一个左翼文坛。他们吸收边缘愤青,上承第一轴心时代的文人传统,旁援苏俄革命文化,在沿海租界的亭子间里进行“报屁股造反”。后者称胡适等人的现代教育与科研努力,“只配点缀大学的课堂”。“大学课堂”与“报屁股造反”形成一场历史性争逐,不仅贯穿于三十年代,甚至延及1966年的文革爆发。不应忘记一个基本史实:1966年文革是从“报屁股造反”开始的,“报屁股造反”升级为“头版通栏社论”,造反对象是残留在“大学课堂”以及其它机构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直至把后者“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是三十年代开始左右之争的扫尾, 50年代决出政治胜负,“收官之作”则拖到了60年代。

  

  问:文革与人文官僚、技术官僚之间的争逐也有关?

  

  答:文革从上述特定角度看去,是第一轴心时代的革命文人,造“大学课堂”里第二轴心时代现代教育残余的反。所谓四人帮中有三个出身于上海滩左翼文人,这不是偶然,而是历史的顺延,是三十年代“报屁股造反”的顺延。前面说到,西方新左派为何对中国文革情有独钟?惺惺相惜。在西方,左翼文人至今也还处在类似“报屁股造反”状态,只是到第三世界封闭国家,才被类似文人捧为上宾。

  

  从政治角度看去,即所谓“八大路线”与“九大路线”的争执,也可以看出类似内容。那些“八大路线”的代表者,要么是长期从事白区地下工作,知道现代化城市和生产需求,要么是根据地财务管理者,多少知道一点“柴米油盐”的“数目字管理”,两者合流转化为党内技术官僚,经毛泽东阶级斗争反复冲击,不得已,曾把他们的技术型管理自贬为“衣食行”计划,还是不能过关,最后是在文革洪流中全军覆灭。毛和四人帮更多来自第一轴心时代的文人传统,热衷的是“红雨随心翻作浪”、“六亿神州尽舜尧”。 “八大”与“九大”之间的路线分歧,撇除党内权力斗争的因素,能看出技术官僚与人文官僚分歧的历史性内容。政治能扭曲历史,但不可能取消历史,历史纵深处的力量只是转进,转进到中共党内来继续。

  

  我不是党史编撰学家,我只关心中共党史有哪些转折,反映了更大范围内历史的转进。比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工作中心转移,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民族的普通百姓从此远离柏拉图以来的哲学王谱系,有“柴米油盐”的安稳日子可过,就值得庆幸;又比如文革变为改革,干部选拔的中心从人文知识分子转向技术型知识分子,我不是为后一类人庆幸,而是惊讶历史的转进居然以如此诡异的形式死而复生。政治能改窜历史,但最后战胜政治的还是历史。

  

  这一转折早在清末明初已经开始,只是被后来的革命洪流所打断。太和殿外传统文人的悲鸣“太后,太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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