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倩:真之追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16 次 更新时间:2014-11-15 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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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倩 (进入专栏)  

 

读学术随笔,常有所收获。与论文或专著不同,学术随笔不那么专门,但好处在于,论题相对广泛,信息量大;而且,一些比较个性化的思想,也适合在随笔中表达。这样一些思想,虽不能说是严格的学术论断,但常能起到开阔眼界、增长见识的作用,并由此产生间接的学术影响。

王路先生的《寂寞求真》和陈波先生的《与大师一起思考》,是我先后读到的两种哲学随笔集。两位作者均研究逻辑和哲学,虽在一些具体的学术观点上有论争,但在他们的著作中,却都显示出一种共通的精神:求真。因此,通过比较阅读,或能对我们如何理解与哲学相关的种种问题而有所启发。

关于哲学的本质,有诸多不同的理解。在这些理解中间,有观点认为,哲学无所谓本质。但在王路看来,显然不是这样的。通过与具体学科的研究相比较,王路指出:"哲学的性质从来就不是由与数学、天文、物理等内容有关的研究所决定的,也不是由与伦理、政治、心理等内容有关的研究所决定。哲学的本质乃是形而上学。"在这样的视野中,哲学以一种不同于经验科学的方式理解世界。简言之,哲学与科学不同。

从哲学史的角度看,哲学乃形而上学的观点,或有更清晰的显示。而考察哲学的历史,当从源头开始,王路通过比较古希腊的哲学和美学,强调了哲学的本质是形而上学这一理解。他说:"古希腊哲学与美学是不同的。说它们不同,并不是说古希腊哲学中没有美学,而是说古希腊哲学中最主要的不是美学,而是形而上学。对于一个真正的哲学家来说,懂不懂形而上学,大概是不一样的。"

如上关于哲学的理解,其实并不新鲜。但王路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对此有一种以一贯之的理解,这主要体现在他关于分析哲学的看法上。在纪念戴维森的文章中,王路写道:"不少人认为分析哲学颠覆了形而上学,与形而上学分道扬镳。戴维森(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哲学家)的工作使我真正认识到,过去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研究都是形而上学的研究,同样,分析哲学的研究也是形而上学的研究。分析哲学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方法。哲学史的延续是思想的延续。方法的变革则带来哲学思想的进步。是与真的联系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真的核心地位从隐蔽到凸显,反映了哲学方式的变化。"

有了对哲学本质的理解,接下来的问题是,进行哲学研究的方法是什么?王路和陈波,都强调论证的重要性,而论证的指向,仍然是求真。在古典哲学时期,论证的表层形式是对话。真只有在对话中才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理解首先反对认识上的特权,即没有任何一个人,具有直接颁布真理的天然正当性。王路指出:"对话是一种文体,也是一种从事哲学研究的方式。我们常说的'辩证法'同样也来源于古希腊,原本的意思是'论辩术',指两个人之间的诘问和回答。对话是人际间思想的交流。对话者相互之间不仅试图阐述自己的立场观点,而且努力反驳对方的立场观点,由此形成思想的碰撞和交锋。"关于此点,他进一步指出,对话"与其说这是一种哲学文体,不如说这是一种哲学方式。它离不开关于正确与错误的思考,核心就是求真的论证。在这样的思维活动中,没有高高在上的权威,大家都有阐述自己观点的权利;没有人为的思想禁区,人人都可以进行批判和质疑。"

而这种对话或论证的展开,有赖于一定的前提条件,一是对话本身,必定面向一种未知的可能性;如果人人自以为真理在握且固执己见,对话不可能展开,即使展开,亦不可持续。二是对话者之间,必须服从逻辑本身;这样一种共同的对逻辑规则的服从,使对话双方成为平等的对话者,而"平等的实质是思想自由。"

与西方哲学这种在明面上说话的本性相反,中国传统哲学喜欢玩高深。这一表面上的不同,其实意味着深刻的差异。自由而平等的思想对话,意味着一种交流,而之所以需要交流,是因为西方哲学家认定,哲学家个人即使再伟大,其观点亦可能片面甚至错误。或者反过来看,如果没有有效的交流,你连自己是否犯了错都可能不知不晓。不知错则意味着你对真的理解,就不可能太深入,更不可能有改错的机会。而玩高深的哲学,表面上可能有一定魅力,但其本质上却拒绝交流。长期拒绝交流的结果,是陷入沉默不语,彻底失掉交流的能力。当然这种哲学上的玩高深,可能并非其本意,而是外部限制的结果。因为如果没有自由思想和平等对话的外部条件,玩高深也就成为一种无奈的必然。但无论如何,我们应该认识到,没有对话,拒绝论证的哲学,必然因其封闭的性格而混淆是非。

反映到哲学研究上,中国传统哲学不喜论证,而喜欢"悟"。陈波对"悟"的方法,有细致的分析和批评:"'悟'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对于中国学人充满了诱惑力:它是人文的,既入世又出世;思辨的,意味着智力的挑战;综合的,给予我们关于宇宙、人生的总体画面;诗化和浪漫的,充满了神秘的美感。它有利于形成一种审美静观式的人生态度,听其自然、无为而治的社会管理模式,并且也有利于文学艺术的发展与繁荣。在中国学人看来,治学的最高境界就是打通宇宙、人生、义理之间的界限,打通学问、知识和诗歌之间的界限,体味'此种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意境'与'韵味'。不过,'悟'这一方法的缺陷也非常明显:十分神秘,难以学习,难以交流,难以评判,从而也难以把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形成有效的知识积累。"

与"悟"推崇神秘,看重直觉,沉浸于一种模模糊糊的陶醉感不同,论证则始终指向真,追求一种严格的清晰性。王路在解释他对弗雷格的偏爱时说:"我喜欢弗雷格是因为我喜欢这样一类哲学家:他们始终执著于哲学基本问题,能够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并且给人以启示。而在这类哲学家中,弗雷格是最出色的一位。"可见,一种表达上的清晰性,对哲学家而言,是一种美德。

论证是哲学活动的本性,它对真的追求,绝不意味着封闭和狭窄,而恰指向一种宽广的开放性。论证的核心是逻辑,即意味着对理性的遵从,而反对任何外在的权威。逻辑学家的工作,即对理性的捍卫。1983年,鲍亨斯基在《一个逻辑学家的回忆》中说:"我们为逻辑忍受痛苦奋斗了50年,现在人们可以问,这是否有意义,为逻辑这样的东西而奋斗是否值得,因为还有其他许多重要的问题。回顾我的一生,我要完全肯定地回答:值得!我们为逻辑奋斗所付出的努力、经历的危险和遭受的痛苦都是值得的。因为逻辑代表着比它本身更为重要的东西,即代表着理性。抛弃逻辑意味着否定理性。我们的斗争针对着那些怀疑理性、企图以另外一些东西代替理性的哲学家。但是我们相信,正是理性才使人成为人。我们感到自己是真正的人文主义者,是捍卫人的最普遍的人性的人。"(转引自王路《学者情怀》)在这个意义上讲,哲学家同逻辑学家一样,也应是理性的捍卫者。而且,我们还可以由此认识到,逻辑之与哲学,绝不只具有工具性的意义,而是在根本的精神追求上,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谈过哲学的本质以及方法,再来看如何实现思想的创新。而之所以谈这个问题,是因为哲学之求真的本性,要求不断地对错误的观念进行批判,而没有思想的创新,这种批判就是不可能的。思想的创新,绝不是指一种无所凭借的胡说八道,它基于传统而又有所突破,并因论证而具备了理性的坚实。思想创新的最大敌人,即对权威的过度尊崇。

哲学研究中对权威的尊崇,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文本外的,一种是文本内的。当然这一区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因为二者可以相互转化。所谓文本外的,是指现实世界中的权势者对哲学研究的干预或影响。干预更多来自于权力,而且往往简单粗暴,但正因为其简单粗暴,反具有一种直接而生猛的力量。影响则更多来自对学术权威的崇拜,但正如王路所言:"所谓一些权威,往往是指他们的地位和作用,而不是指他们在具体研究中的意见就是研究的终极结论。如果什么人的意见能够成为科学研究的终极结论,科学的生命大概就会枯萎,科学研究也就不会发展了。社会科学虽然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但是这并不妨碍社会科学研究本身应该追求科学性,而且也可以追求科学性,这同样不妨碍社会科学研究本身追求真理。因此,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同样不应该有权威,不应该诉诸权威。最重要的是应该采取科学的态度,绝不能不求甚解。"

然而不幸的是,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中,对权威的过度尊崇,却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在这种被污染的学术生态中,一些毫无自知之明的学者滥用其话语权,更加重了这一病症。陈波就此指出:"常见国内学界有的并不怎么样的学者,摆出一幅大权威的架势,对人说话居高临下,颐指气使,把一些不那么知道底细的外行和年轻人吓得一楞一楞的,再也不敢作声。但诚如爱默生所言,天才如若发生过度的影响,就会成为天才的敌人。那些不是天才的人发生过度的影响,情况会怎么样呢?我不敢妄加揣测。"正如陈波所指出的,这种冒充权威的现象,在我们日常的学术生活中,常常可以见到。一位不识西文,亦不专门研究柏拉图的学者,可能大发狂言,说几千年来,谁都没读懂柏拉图。言下之意是,只有他才读懂了,也只有他才具有权威的解释权。

从接受者一方来看,其对权威的盲目崇拜,有时不过是一种偷懒的做法。表面上尊崇权威,其实不过是掩盖自身的懒惰。王路批评说:"不求甚解是一种不好的学风,说到底,这是一种懒惰的表现。因为要理解,就要学习,而且要不断学习。有时候,不仅需要学习许多直接需要的知识,还需要学习一些间接的知识。学习是无法偷懒的,只要你偷懒,就会在学习成绩上表现出来,你就会受到惩罚。在研究中诉诸权威则是掩盖不求甚解的一种做法,而且显得冠冕堂皇,实质上仍然是懒惰。学者是不能懒惰的,尤其是不能偷懒。"

文本之内的权威崇拜,主要表现为对经典著作的过度依赖。在一些哲学史的研究者那里,就有这种文本依赖症。但正如陈波所言,一流的哲学史研究,绝不能仅限于就文本谈文本,那样是什么也研究不出来的。他举达米特的例子说,"达米特的弗雷格研究与国内的哲学史研究有很大不同,他不仅关注弗雷格本人说了什么,是怎么说的,而且关注弗雷格应该说什么和不应该说什么;他在哪些地方说对了,说出了很重要的东西;在哪些地方又说错了,是在哪里出错的,如何纠正。因此,他所做的工作就不只是考辨、梳理、澄清和诠释等,更多的是引申和发挥,也包括批评。"也就是说,哪怕是哲学史研究,也应该将前辈哲学家作为平等的哲学对话者,而不应只将其作为文化偶像。

独立的哲学研究,反映到文本的写作上,即力求说一些自己的话。但相反的做法,却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中所在多有,且常常受到制度的鼓励。陈波分析道:"演绎论证中常常会要引经据典、广征博引、解经注经,但如果通篇都充斥这样的东西,则会窒息、淹没自己的思想,养成离开古人、洋人、权威就不会说话和写作的习惯,其写出来的文本也会缺乏新颖性、创造性和可读性。"

思想之创新的实现,不单是一项个人的事业,而有赖于思想共同体的培育。而这种培育的方式,其实就是上面已提及的思想对话。但因为缺乏自由而平等的交流环境,真正意义上的思想的共同体,在中国甚难成形。陈波指出:"我们的学术界还没有一群围绕特定主题在真正意义上一起工作的人,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交锋和论战,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派(有时候倒是有一些宗派),于是各个独立的研究者各自为战。而思想是需要相互砥砺和激荡的,缺乏批评、挑战的刺激,研究者的研究自然也就难以深入,难以形成气候。解决途径有两条:加强国内学术界的相互交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寻求国际的学术对话者。"这里的建议当然不错,但要认真实施,存在诸多限制。

关于思想对话,有必要对陈波提及的"宗派"问题,再说几句。真正意义上的学派,遵从理性的原则进行对话,在对话中相互促进。而宗派则不然,在许多时候,它不过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而且在宗派内部,往往格外强调权威的作用,对话也就成了相互吹捧。所以说,学术宗派的存在,与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对话无关,有时甚至起到阻碍的作用。

思想的创新,亦意味着遵从思想的本性,任其以自身的逻辑成长出来。但在一些看重体系的学者那里,却每以体系的框架来"规训"思想,结果扼杀了思想的生机。直到今天,在一些边缘学者那里,仍以建构宏大体系为其学术追求,尽管其成功的机率微乎其微。陈波指出:"哲学家们常常会有意无意地为了其体系的周全而扭曲、淡化、甚至牺牲思想,就像传说中的那张希腊魔床,矮个子睡上去会被拉长,大个子睡上去则有可能被砍头去足。为了体系而窒息思想,窒息哲学本来应该具有的质疑、批判、拷问功能,这种事情并不只是发生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在许多其他哲学家身上以及他们的思想体系中也发生过,并且还将发生。"从这个角度看,思想创新的实现,不仅意味着应认清该做什么,同时亦意味着认清不该做什么。

寂寞求真,不仅是一种学术态度,在真正的学者那里,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王路认为,"'寂寞'是学者的一种生活方式,'求真'是学者的一种思想境界。"而这里的"寂寞",绝不是一种故作姿态,而是一项职业要求,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品格;没有这样的品格,就算不上一个真正的学者,所谓"求真"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二○一四年一月八日

(王路:《寂寞求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陈波:《与大师一起思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本文原载《民主与科学》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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