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灵魂上市——哲学家也炒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8 次 更新时间:2020-03-08 19:4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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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万伟  

  

   贾斯廷·斯密斯 著,吴万伟 译 

  

   在博物馆,我和妻子站在一幅荷兰虚空派[Vanitas指一种象征艺术的绘画风格。单词来自拉丁语中vanitas, 意即“虚无”。圣经中曾使用这个词语——“Vanitas vanitatum omnia vanitas。”(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这些画通常表现为,摆放有骷髅头骨的静物,一般画作中还会有“Memento Mori”这句话,意思是:“记住,你终将死亡。”——译注]画作的面前。画面上有个老人,他正弯腰驼背盯着账本看,周围是金币和珠宝;桌子上有个骷髅头,他根本没有注意到死神就在身后盯着看他呢。我问妻子,这样的画面要告诉我们的“要点”是什么?她说,开始思考自己灵魂的人应该做得更好些。我没有说出来的想法是:我思考审视自己的灵魂已经40多年,从来没有搞清楚金钱到底是如何起作用的。与青年时代相比,现在的时间更短暂了,虽然我已经成功积蓄了一些金钱,但我担心如果不幸离开人世让你独自一人留在世上,还是应该为你留下一些可支配的财富,因为我们就像穷学生一样不停地搬家,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公寓换到另一个公寓。亲爱的,我害怕去想象你孤独凄凉的样子,现在我来数数自己有几个铜板,关心关心账本的收支状况,这难道有什么错吗?我是在拿灵魂做交易妥协吗?这是一场虚空一场梦吗?

  

   去年11月,我开了一个经纪人帐户。在此之前几个月,获得有关金融股票方面的知识,我一直在阅读专门为我这种菜鸟准备的简单的列有要点的操作手册,如果他们的话题是拉丁语或者新教徒的宗教改革运动,我会根本不屑一顾的。经过这段时间的学习,我认定自己已经准备好要把我名下的大部分金钱投资到股票市场上,总共大概有15万美元左右(这个数额足以把我送上断头台了,因为有些人还穷得不名一文,但这笔钱也少得可怜,即使烧掉或者丢掉了也不会产生任何可怕的后果,有人拥有的钱可多太多了。)我之所以拥有这么多钱是因为官僚机构犯下的错误。我曾经在加拿大一所大学工作了九年后决定辞职,当时人力资源部的人关闭了我的退休帐户,直接将里面的所有钱一次性结清了。因为我换了工作,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我在41岁的时候很不明智地获取“退休金”,因为过早取出来是要付高额手续费的。加上我过去一些年积攒下来的一些如出版社签约后的预付款等,我当时希望将这笔钱作为种子基金投入股票市场,像炼金术般大赚一笔资本收益,现在仍然希望如此。

  

   这是作者选择的股票。请注意(NB用于书面注意事项,译自拉丁语nota bene):发表这张图片不能被视为向其他哲学家提供炒股建议,本刊对根据这张图片显示的信息投资这些公司而招致的任何损失概不承担责任。

  

   除了在荷兰虚空派画家所理解的意义上追求财富是否有罪的问题之外,我创建投资战略的早期努力一次次地让我意识到,聚敛财富几乎可以肯定是不道德的和难以获得救赎的。风险相对较低的指数基金是可靠的投资组合的基石,这些基金都是将投资分散在很多种不同的公司上,人们不可能跟踪了解每个公司是否侵犯了雇员、客户或者环境的权益和神圣性。即使你投资于个别公司(同时维持健康的多样化以缓冲风险),你也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作为股东,你赚钱的唯一方法是公司继续增长壮大,即使它们对社会可能做出的贡献已经达到临界点,假设它们从一开始就在为世界做贡献。这正是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超越任何自然的必要性,无休止地不断扩张,这将导致资源耗尽和地球的毁灭。现在,我成了该毁灭过程的组成部分。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购买的每一样东西,每天晚上打开电灯开关,我一直都是帮凶。但是,就像合同天生就有一种庄重性一样,成为积极的投资者就让它变得更加正式。

  

   11岁的时候,我了解到,如果你没有其他货币形式的话,支票是一种你能使用的货币形式。当时我母亲刚刚离婚,试图开办家族的法律事务所,经济压力很大,手头现金不足时,她常常带我们到肯德基炸鸡店,因为那是城里唯一接受这些奇怪的期票作为支付方式的快餐店(当时没有办法即刻验证基金的可靠性)。我们小心地记录城里肯德基炸鸡店的位置,记住哪些已经接受过我们的空头支票,为避免麻烦,找饭吃的时候就前往离所在街区更远一些的店。这是我现在能够想起来的最早的金融教育和的最栩栩如生的教训。到了18岁,在根本不了解利息如何运行的情况下,我拿到了第一张信用卡,刷暴了这张卡之后,就获得第二张信用卡,接着是第三张信用卡。等到我本科毕业,被若干研究生院录取之后,我决定只进入其中一家信用卡公司,它不给我包括学费减免在内的财务一揽子计划。相反,我办理了学生贷款。在20岁和30岁期间,我一直都是在讨债公司经常性的经济压力下生活的。常规性的自动拨号播放录音信息的电话总是令我心惊肉跳,在线呼叫中心打来电话后,我常常要么涕泪滂沱,哀求宽限一些时间,要么用荒谬可笑的威胁进行反击,要么既装可怜又耍横同时并用。我可以证明,这种状况有些类似于犯罪,有时候则类似于患上了疾病。我身上一直带着这些特征,就好像在小时候患上了小儿麻痹症,如今走在大街上仍然有些膝关节反屈,总是宣称因为我的自由被延迟了,我从来无法享受充分的自由。

  

   道德哲学家中有一项运动,鼓励其支持者捐出尽可能多的收入,尤其是对技术世界的情感心有戚戚焉的人,就是所谓的“有效利他主义”(effective altruism):后期资本主义或许出现了众多形式的“夸富宴”[potlatch其词义是“散尽”(give-away)的意思,举办一次夸富宴很显然会带给他一定的声望,这种声望是与慷慨的程度成正比的。“千金散尽”的夸富宴行为是一种“妄想自大狂人格”的结果——译注]那是更高社会地位的最伟大标志。我认识学界有些哲学家定期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他们给慈善机构的捐款数额(有些更愿意显示简单的百分比),其前提是这种开放式记账簿有助于这项运动的整体成功。在我看来,他们捐出了似乎令人吃惊的巨额金钱。在此,我不愿意说公开宣称给选举活动捐款的学界哲学家,但在每个我能想到的案例中,我知道的是这种哲学家是靠在待遇优厚的职业领域工作的配偶所提供的资金。当我看到公众认可这些行为时,我总是忍不住想,如果也看到有效的利他主义者的总体经济状况如何的信息,就更好了:他们拥有什么样的不动产,有什么样的投资,配偶赚多少钱,继承下来了多少遗产等。既然要公开信息,那就把所有信息都公开好了。否则,就算你透露说刚刚向美国非营利权威慈善组织“葛武威尔”(the GiveWell organization)捐了一万美元,也不会我们带来多少有实际意义的规范性压力。

  

   我可以非常明确地表明:我的下一笔一万美元和此后的一万美元和再下一笔一万美元都不会捐给葛武威尔慈善组织。我也决不会给任何一位政治候选人一毛钱。在可预见的将来,我的税后收入和生活成本都将进入制造半导体、电动汽车、量子计算机、视频游戏、垃圾处理设备公司。有些将会流向标准普尔500指数(S&P 500)、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和巴黎CAC40指数。其余的将被分散进入美国国债、货币市场基金和黄金等。我不知道若要不再担心小时候穷得叮当响的旧病复发,我需要积累多少钱或投资多少钱,但我很清楚自己还没有达到不差钱的地步呢。在过去10年里,我已经迈过了从欠债到不用欠债的门槛,接着进入虽然少但已经比较可观的“净收益值”阶段,这个过程让人感觉非常类似病后康复,能够相信它在道德上完全是值得谴责的。我的行为和外貌越来越像荷兰虚空派画作中的老人,但我感觉如果死神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将向他提出抗议,不,这决不是虚空的一场梦,也是关照灵魂的举动:认识到就金钱而言,你在世界上的位置;认识到金钱是什么,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期望值,无论是财富还是债务;并且能够不受美国征信机构巨头(Equifax)成群结队的恶魔打扰的生活。

  

   我试图说明的是,两条道路是朝着不同方向大分叉的罪恶道路。没有人比债务人更遭人嫌弃的了。在我父亲令人好奇的漫无目的生活中,他犯下的每个错误都由我们家来承担,他总是要占别人的便宜,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呆很长时间,主人对他都有些不耐烦了,他也从来不能维持长久的友谊,这都源自贫穷的事实:他无法支付确保不犯这些错误所需的资金。没有人比吝啬鬼更遭人鄙视的了,他们有钱,却担心失去钱,因而变得乖戾和内向,不愿意为人类的共同事业做贡献。这两种状况我都体验过,虽然我已经读过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不会想象我能够拥有任何长久或长期持续的高尚手段确保处于这两种状况之间,但我将永远处在纠正错误和重新平衡的状态中。

  

   一个常见的滑稽描述是这样说的,哲学家不会也不应该关心金钱。因此,斯宾诺莎是真正的哲学家,他默默地依靠磨镜片为生,一直过着贫苦的隐居生活,根本不关心世事;莱布尼茨(我喜欢的人)则是出卖灵魂的哲学家,愿意向任何愿意花钱购买的皇室提供他的服务和思想威望。这种认识并不妨碍哲学机构在过去千百年来相当密切和连贯性地沿着和全球最重要的金融机构同样的道路前进。很多被统计为哲学的东西来自罗马、巴格达、伦敦、阿姆斯特丹、纽约都会区和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的城市帕罗奥多(Palo Alto),在亚马逊森林或格陵兰岛或者南达科塔州的社区学院也有很深刻的思想,但它们通常会被称为其他东西而不是哲学。哲学家无论是作为宫廷弄臣还是作为隐居者,他们就像最腐败的政客一样都是追逐金钱的家伙。

  

   更加高雅和更加体面的职业其实并不比其他粗笨和卑贱的职业有更多抵御财富诱惑的免疫力,这自古以来就是人们熟悉的讽刺话题。因此,在公元前1500年写成的印度教古老经典《梨俱吠陀》(the Rig Veda)中,我们发现一位年轻的知识分子的如下反思:

  

   我是诗人,父亲是医生

   母亲是拥有石磨的磨坊主

   我们拥有的思想不同,但我们都追求财富,

   就像牛吃草一样。[1]

  

   同样,我父亲搞计算机,母亲是在乡下开办家庭法律事务所的律师,以接受贫穷客户家的鸡和羊作为法定货币而著名。我研究哲学。我们的生活都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都追逐那甜如蜜的金钱。

  

哲学家即使应该蔑视无用的财富,但他们对作为概念或者问题的金钱至少是感兴趣的,这并不应该让人觉得吃惊。毕竟,金钱像其他任何东西一样很有意思,在横跨存在和不存在的边界这点上,它或许更有意思得多,而这种临界性特点正是作哲学研究对象的最典型特征。同样不应该让人觉得吃惊的是,对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的工作原理的讽刺性对话就出现在离斯宾诺莎在莱茵斯堡(Rijnsburg)的隐居之所不远的地方,这个对话中就隐藏了早期现代哲学的精华。在阿姆斯特丹的西班牙犹太人作者约瑟夫·德拉维加(Joseph de la Vega)在1688年出版《乱中之乱》(Confusión de confusiones 中译本《乱中之乱:股市三人谈》刘建 译 经济管理出版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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