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倩:维特根斯坦的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76 次 更新时间:2014-11-12 21:5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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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倩  

   一、哲学与科学

   哲学起源于古希腊,是哲学史的一般看法。而且多数人也认为,在古希腊,哲学与科学未分,它们是连在一起的。用今天的话说,在古典时代,一个哲学家同时是一个科学家。而且在诸科学之中,哲学格外看重数学(几何学)、逻辑学的成就,因为这两个学科的普遍性诉求,与哲学有更深的联系。将数学的方法,应用到对宇宙诸天体的研究中,形成天文学。而且事实上,天文学确是最早运用数学方法进行研究的学科。推而广之,将数学的方法应用于广阔的外部世界,则成为成就近代物理学的一个必要条件。如此,则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成为康德哲学的反思对象。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功,使不少哲学家认为,数学化的方法,不仅适用于自然世界,对人世间诸问题的研究,亦当有积极作用。斯宾诺莎采用几何学的方法,证明伦理命题,正是此一思路的展开。今天,我们很容易会批评说,这种证明的方式,其实不必要,甚至是一种误用。但反过来想一想,如果斯宾诺莎不采用这样一种证明方式,其《伦理学》一著是否能在哲学史上有今天这样的地位?

   科学研究有其基础性的一面,它是科学家自由探索的领地。在此之外,基于科学成就所带来的技术进步,极大了改变了人们看待世界的观念。当此之时,不少学科相继从哲学的母体中脱离出来、走向独立。哲学的地盘越来越小。伴随这一进程的思潮,是哲学科学化的要求。而哲学的科学化,则首先就意味着对形而上学的拒斥。这一主张的有力表达,体现在维也纳小组的宣言之中。汉斯·汉恩、纽拉特和卡尔纳普在《科学的世界概念:维也纳学派》一文中写道:"形而上学和神学家们相信,因而误以为他们的陈述说了某种东西或指谓了某种事态。然而分析表明,这些陈述并没有说任何东西,而仅仅表达了一定的心境和情感。表达对生活的这些情感可能是一项颇有意义的任务。但这种表达的合适手段是艺术,例如抒情诗和音乐。选择一种理论的形式来代替艺术的手段有一个危险,即把虚无冒充为理论的内容。如果一个形而上学家或神学家要保留这种惯用的语言外衣,那么他自己就必须清楚地了解并使人们知道,他并不是在描述,而是在表达;并不是在提出理论或传达知识,而是在写诗歌或讲神话。如果一个神秘主义者声称他有凌驾和超越一切概念的经验,人们无法否认这一点。但这个神秘主义者不可能对这种经验有所说,因为说就意味着用概念来把握和还原到可在科学上加以分类的事实。"(陈波、韩林合主编《逻辑与语言--分析哲学经典文选》)

   基于拒斥形而上学、寻求统一科学的理论总体主张,使维也纳学派的中国传人洪谦相信,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是爱因斯坦。

   维特根斯坦尽管在根本的意义上,不满于卡尔纳普等人拒斥形而上学的激进主张;但早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写作,正如前面已提及的,确与其关于数学基础、现代逻辑的思考有着内在的深层联系。我们可以说维也纳学派成员在一定程度上,误读了维特根斯坦。当然这也是事实。但不应否认的是,之所以有这种误读的可能性,至少在一个表面的意义上,《逻辑哲学论》多少呈现出与维也纳学派主张相似的一面。当然,也仅仅止于"相似"。

   除对形而上学抱有最深切的同情之外,在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上,维特根斯坦始终不认同将哲学科学化的主张,而是致力于在哲学和科学之间,划出必要的界限。尽管这里的界限,并不一定是明晰的。但无论如何,哲学不是科学,也不应该是科学,这一点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始终是清楚的。

   但哲学不是科学,并不意味着它有自己独立的地盘,能以某种形式单独存在。维特根斯坦对物理学、数学、逻辑学、心理学、人类学、音乐、建筑、文学等领域有着广泛的涉猎,并能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哲学意义上的反思与批评。这一点可以告诉我们,哲学探求必须与诸学科保持一种对话关系,而不应闭门造车、以思辨的方式营构宏大体系。

   一种常见的理解认为,说维特根斯坦的早期哲学,与科学有密切联系,大家都承认;但要说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仍与科学有密切的联系,则不见得有道理。甚至有不少人对《哲学研究》一书,做了一种过分文学化的解读,以支持某种相对主义的观点。这在我看来,是对维特根斯坦的一种曲解。

   关于科学的理解,自近代以来,人们多以"数理-逻辑"范型为主导物理学为其典范。但在这一经典范型之外,还有一种科学,以博物学为其典范。两种科学之间,有相当大的差异。物理学的基本概念,是高度抽象化的,依此种概念建构出的物理学世界,必然具有高度理想化的特点。当然这种理想化并不表明它脱离了经验的"约束",而是意味着一种脱语境的普遍性。维特根斯坦早期哲学的风格,与此有极大的相似性。而以博物学为范型的科学,则不具有这种高度抽象化的特征;它更多强调到真实的自然世界中去做实地考察,而非基于一种理想化的实验条件建构数学模型。在我看来,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与这种以博物学为范型的科学观之间,存在一种类比的可能性。这种知识观更尊重真实世界中存在的诸事物,以及它们本然的存在方式,而不以某种外部的标准,做一种强求一律式的切割或规划。因此我认为,与博物学考察真实世界中诸生物及其存在方式相类似,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考察了诸语言现象及其使用情况。

   关于这一点,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一书"序"中有清楚的说明:

   我数次尝试把我的成果熔铸为这样一个整体,然而都失败了;这时我看出我在这点上永不会成功。我看出我能够写出的最好的东西也不过始终是些哲学札记;当我违背它们的自然趋向而试图进一步强迫它们进入单一方向的时候,我的思想马上变成了跛子。--而这当然同这本书的性质本身有关系。这种探索迫使我们穿行在一片广阔的思想领地之上,在各个方向上纵横交错地穿行。--这本书里的哲学札记就像是在这些漫长而错综的旅行途中所作的一系列风景速写。

   上面一段话,维特根斯坦指出,与"这本书性质本身有关系"。这就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将此段话视为对《哲学研究》的一种总体性说明。维特根斯坦指明,他之所以无能将这些哲学札记做一种整体性的整合或安排,原因在于他不能违背这些思想的"自然趋向"而做某种单一化的处理,因为那意味使自己的思想变成残疾。而一旦放弃了那种非分的企图之后,其哲学探索反而获得了更开阔的视野,并"使我们穿行在一片广阔的思想领地之上,在各个方向上纵横交错地穿行。"当此之时,哲学家所能做的,就不是做某种不切实际的抽象或概括,而是应像一个风景画家一样,在思想的旅途中随时作一些哪怕是凌乱的"风景速写"。

   经如上简要分析之后,我们似乎可以问:维特根斯坦反对科学吗?而之所以有此一问,主要基于这样一个问题,即科学能带给我们人生的意义吗?如果不能,是否意味着科学是有罪的?一种可能理解是,科学不仅不能为我们的人生提供意义,亦是摧毁我们传统价值观的罪魁祸首。如此,则我们是否就有足够的理由,来反对科学本身?

   在我的理解中,维特根斯坦的确说过,科学的进步并不能解决人生的意义问题。这是相当理智的认识。但在此之外,维特根斯坦对人类在现代性处境中的意义问题,即心灵归于何处,确有深度的困惑与焦虑。但从上面的考核中可以看出,维特根斯坦并不反对科学,但他反对对科学进步的盲目崇拜。而且在我看来,维特根斯坦清楚地认识到科学有其限度,而这也正是科学自身所承诺的。因此,相对于那种基于表面的浅见而崇拜或反对科学的鲁莽之举,维特根斯坦对科学有更深刻的理解。

   二、哲学与历史

   这里所谓"哲学与历史",主要讨论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问题。

   关于此问题,有一个现成且讨巧的说法:没有哲学的哲学史是盲目的,没有哲学史的哲学是空洞的。表面看来,此一说法相当"辩证",似乎也很有道理。但问题在于,这样一个说法,对我们深入理解两者的关系,并无多大帮助。而且,即使我随口就能背出这句话,于实质性的研究,仍无多少助益。而我们之所以有必要讨论这一问题,一是出于认识的需要,即想对两者的关系,能有一个更为深入的理解;二是在此基础上,反思一下我们的哲学教育,其主导性思想或观念,是否真有道理;三是对此问题的探讨,可能有助于我们展开积极而有创造性的哲学研究。

   从日常性的观念出发,一个流行的似乎也是普遍接受的观点认为,哲学即哲学史。此一观点的来源,当属黑格尔。我想这样一种对哲学的理解,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可能今天的确很少有人像黑格尔那样,写一部哲学百科全书,把以往的哲学都纳入到自己的逻辑框架之中。但说很少,也不是没有。事实上,在一些学者那里,把能否建构出属于自己的哲学体系,视为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但即使不一定建构宏大体系,人们多认为哲学研究的正路,应从研究哲学史入手。具有典范性意义的,是冯友兰式的哲学研究,先以写哲学史的方式"照着讲",之后才有所谓"接着讲"。当代的美学学者之中,叶朗的整体研究思路,也是沿着这一路线。先研究中国美学史,写一部《中国美学史大纲》,在此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探索,力求有所新见,写成《美学原理》一书。

   在我们的哲学教育中,也渗透着这样的理解,即格外看重哲学史教育,而对哲学问题本身,反而关注不够。徐友渔谈过,在国外学习,英美学生和中国学生,在一些方面相当不同。英美的学生,多能抓住问题本身,争个高低,而他对哲学史上的相关争论,可能并不一定非常清楚。但这也没关系,因为他讨论的是问题,而不是专门的哲学史研究。而中国学生则不然,他在读一本书的同时,喜欢将其他人很多本书的意见,密密麻麻抄在这一本书上。这种学习方法的好处在于,我们能获得比较渊博的学识,但这与哲学那种求真的内在精神,的确相距遥远。相当清楚的是,中国学生在国外的学习状态,大半是国内学习状态的一个延伸。而与中国学生的学习风格相近的,还有德国学生。此种尊崇权威而不是理性的研习方式,在国内,格外鲜明地体现在一些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身上。

   文献考订、训诂式的研究方式,严格说来,不仅不能算是哲学研究,甚至不能算好的哲学史研究。韩东晖在《哲学史研究中的分析史观与语境史观》一文中指出,哲学史研究中的分析史观就认为:"哲学史编纂不能仅限于钩沉文本,阐明事实,推究因果,还要分析概念,重构论证,彰显意义。"我比较认同这一思路,当然这绝非唯一正确。韩东晖在上引论文中提到,"对于历史文本中主题思想的不一致之处,分析史观往往直指为矛盾,称之为缺陷,语境史观则探本穷源,务求同情之了解。"我不能说语境史观没有道理。但在中国当下的历史研究中,似乎"务求同情之了解"的呼声甚高。在一般的历史研究中,苛责古人的确没有意义,强调一种同情之理解的研究态度,可能是有益的。但在哲学史的研究中,以同情之态度代替真假判断,则不一定是一种好的研究进路。

   在如上论述的基础上,我们看看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实践,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众所周知的是,维特根斯坦研究哲学,并没有先按部就班地写一部哲学史出来,然后在先贤们的基础上"接着讲"。而且,传记资料显示,维特根斯坦对哲学史根本就不熟悉。在哲学史上,他比较熟悉的哲学家,可能只有柏拉图、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按我们哲学教育的标准,维特根斯坦可能因不怎么读经典原著,而被视为浮躁、不读书的典型。但问题在于,维特根斯坦真的不读书吗?不是。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他读弗雷格,罗素,康德,尼采,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詹姆斯的《宗教经验种种》,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魏宁格的《性与性格》,还有大量的侦探小说。而且,维特根斯坦的读书方式,并不以学科或哲学史上有定评的经典著作为准,而始终以解决问题为目的。当然,这里的问题既有哲学意义上的,亦有生命意义上的,而且,我们很难说这两种意义上的问题在他那里能做出清楚的切割或划分。

我并不是说强调读原典有什么错,而且事实上也应该强调,因为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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