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龙:梁启超的国家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14 次 更新时间:2005-08-06 21:1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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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小龙  

  

  梁启超思想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国家主义的阶段,他的这一段思想历程,决定了他后来对维新与立宪的思考,对改良与革命的态度,对国体和政体的选择,乃至对孙中山和袁世凯的看法与分合关系。作为在中国思想界有巨大影响的人物,他的这一选择甚至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现代思想界的探索趋向。

  

  一

  

  梁启超的这个思想变化过程产生在他流亡日本的这段时间里。这个变化首先来自于他在日本所接触的现实对他的刺激。他曾在自己的文章里记载了令他感触很深的一次所见:

  “冬腊之间,日本兵营士卒,休息瓜代之时,余偶信步游上野,满街之红白标帜相接,有题曰欢迎某师团步兵某君,某队骑兵某君者,……其本人服兵服,昂然行于道,标则先后之,亲友宗族从者率数十人。其为荣耀则虽我中国入学中举簪花时不是过也。其标上仅书欢迎某君送某君等字样,无甚赞颂祝祷之语,余于就中见二三标,乃送入营者,题曰祈战死三字,余见之矍然肃然,流连而不能去。日本国俗与中国国俗有大相异者一端,曰尚武与右文是也。中国历代诗歌皆言从军苦,日本诗歌无不言从军乐。”1

  这与中国大不相同的民风民俗引发着梁启超的思考。中国为什么缺少这种激昂豪迈的民风和国魂呢?梁启超认为原因在于中国缺少尚武的“兵魂”——而这种兵魂,这种尚武精神,本应来自一种强烈真诚的爱国心和自爱心。国魂和兵魂当然来自民众对于政府、国家的认同和责任感,来自一种国家主义的精神。梁启超的国家主义思想的起点处,是对日本人“祈战死”的兵魂的感触,是希望唤起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思考。

  其次,除了现实的刺激之外,对梁启超的国家主义思想的形成起了更大作用的是他在日本期间的大量阅读和认真思考。梁启超到日本以后,以流亡兼留学的积极态度对待自己的新生活环境。因此,他极为关注日本这个国度所能够提供给他的思考材料和信息。张灏指出,“在本世纪的最初十年,梁生活在明治时代的日本。日本的思想和政治环境对梁思想的发展必定会产生某些影响。”2 这种影响,从一般意义上说,是他可以把日本“设想为一个社会实验室,在那里可以直接观察到西化的价值观以及固有传统与西方冲击之间的各种互相影响。”3 在具体意义上,这种影响还在于,“日本大规模吸收西学比中国早数十年,……积累了大量西方译著”,大大方便了梁启超的研究和思考;同时,日本思想界的“某些具体思想人物或学派对梁思想的发展会产生明显的影响。”4日本学者狭间直树也指出,“梁启超自己曾强调赴日之后‘思想一变’,那种‘一变’无疑是置身于日本、体验和摄取了明治时代的文化状况后的结果。正是通过对日本所摄取的西洋文明进行吸收,梁启超才迈出了新的一步。”5 而在受日本思想影响的诸各个方面中,国家主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国家主义是明治维新期间以及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学术界、思想界的一大思潮。在明治思想史中,“国家主义精神”与“进取的精神”和“武士的精神”被并称为明治精神脊梁的三个支柱。6 这是有其历史原因的。这种国家主义思潮的产生,起于日本对西方列强入侵压力的回应,并促使日本通过明治维新的变法改革,走上了近代国家的发展道路。但是,它在此后的迅速膨胀和畸形发展却把日本一步步带上了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的不归路。而在这个过程中,甲午战争是一个转折点。从明治维新到甲午战争是日本国势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但是在甲午战争之后,经过西方国家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日本举国上下经历了从虚骄狂妄到失落悲愤的震撼。这个震撼在日本国家主义迅速膨胀以至于走向帝国主义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刺激作用。要而言之,国家主义思潮在此际的日本思想界几乎成为主流,有这么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危机意识。日本本来就是个本土资源极为短缺的蕞尔小国,明治维新之前的西方威胁和甲午战争之后的三国干涉还辽,更使日本意识到自己的国力还不够强大,意识到世界格局的东弱西强和西方列强对东方侵略的迅猛势头,也意识到自己的国力还不足以对抗西方列强。这些在日本人心中产生了很大的危机感。

  第二,明治维新又是一个成功的社会变革历程。改革的成功使日本在亚洲各国之中脱颖而出,迅速从一个封建国家一跃进入了资本主义强国行列。用梁启超的话来说,日本当时在甲午战争之后感觉到自己已经是“亚洲之先进国”,“东西文明之总汇流”7,甚至于急切地要“脱亚入欧”。因此在那个整个历史时期中,日本的民族心态处在乐观的激荡之中,甚至于自负虚骄,强烈地渴求不断的迅速发展,并且在其潜意识中,将战胜对手视为解决所有问题的出路。

  第三,这种心态走向急速膨胀的国家主义,也与日本思想界的素质有关。应该说,日本思想、学术界是比较缺少自身的学术传统,民族也缺少思辨素质的。因此他们对所引进的西方理论侧重于获得解决现实问题的参照系,并且经常为这些理论所左右。甲午战争和三国干涉还辽,使日本在作为亚洲大国的自负感之外,也产生了与欧洲列强相比较时作为弱者和后进者的急躁感。有的日本学者指出,“这种情感的交织”是“日本国家主义的特色。”8 在三国干涉还辽后,配合着明治政府提出的“卧薪尝胆”的口号,种种新的国家主义思潮产生了。其中有高山樗牛的“日本主义”、德富苏峰的“大日本膨胀论”、山路爱山的“适者生存”论,以及浮田和民的“伦理帝国主义”等等。

  作为这些理论迅速涌现的心态背景的这种急躁感实际上也是一种忧患意识。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中日两国思想界似乎都躲不开这种急躁感和忧患意识的宿命。其起因是一样的,都是出于西方列强的压力,但是它们的内容实质上并不一样。在完成了明治维新的日本人那里,是未能与列强平起平坐的焦虑,而在中国人这儿,是面临亡国灭种威胁的忧心。这种急躁感的根据也不一样,一是寻求完成了变法和社会转型后的新的进境,一是无法实现变法宏图的失望和失落。这里还有一个重大的不同:日本作为一个岛国,资源严重不足是其潜在的远忧。这种国力、国势、战略和地缘方面的问题,在那个时代的科技水平和国际政治的运作模式之下,导致对外扩张的欲望和必要,导致穷兵黩武和战争掠夺,这基本上是一种时代的必然。而当时中国人的急躁感,更多的政治性的,是在一种民族的存亡危机面前不可遏制的心态波动。梁启超此际的思考也明显带有这种底色。

  在日本思想界对自己面临的现实的思考中,由于种种原因,有些心态、思维方式和判断是与中国的思想界大不一样的。例如,对于西方文明,日本明治维新的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就表现出他一种独特的理性,把西洋区分为“现实之西洋”与“理念之西洋”。对于“现实之西洋”,他主张“为了不让国家蒙受耻辱,日本国中即使一个人不剩,抛弃性命,也不能有损国威。”9 而对于“理念之西洋”,福泽谕吉则以完全开放的心态,主张学习西洋文明的本质和精髓,吸收西洋文明的内在的精神,用西方文明的精神和本质来提高自己、武装自己,与西方列强抗衡。他甚至从这个角度批评中国的洋务运动是只学了西洋文明的“皮毛”。而于此同时,日本思想界的另外一些人则对东西方文明的关系作出了不同的判断。如中村正直,其观点与福泽谕吉迥然不同。他认为学习西方文明必须有东方学说的基础,“洋学进步之迟疾,全视其汉学得力之深浅”,也就是说,如果对于东方得儒学有深刻的认识,那么对西方文明就能有更深刻的理解。于是他提出“儒学始终是一种通于天人之际的普遍原则”的“汉学不可废论”。10 中国在洋务运动期间也有过在言辞上颇为类似的议论,并且彼此之间形成了尖锐的对立。而在日本,这两种思想看起来相反,实际上却起着一种相反相成的作用。如果说福泽谕吉“现实之西洋”与“理念之西洋”区分,和他对这两个“西洋”的截然分明的迎拒态度,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说法还有某种程度的近似的话,那么中村正直“古今东西道德一致”和“汉学不可废”论则与中国的保守派对于“国粹”的观点相似。但是在与中国人类似的议论的表面相似之下,福泽和中村的观点却体现了一种汉人所没有的开放和自信的心态。中国人之论中西相同,目的在于证明“万物皆被于我”,至多学学西洋人的“技”则足矣——文物典章制度方面,精神文明方面,则仍以中华为优。这是一种价值排拒。而在中村正直的议论当中,侧重点却是在于价值认同和接受。但是由于他强调则东西方文明的共同点,就“减少了异质文化相接触时所引起的紧张感”,11 回避了自己民族内部因不同意识形态和利益的冲突而产生的内耗。以这种观念和心态,明治时期的日本思想界既可以坦然迎入西学又回避了激烈的思想冲突。于是中村正直和福泽谕吉的思想则可以在变法维新和文化转型中构成同一价值向度上的互补,使得日本人在面对现代化转型时的思想、心态大致平衡,缓和了紧张感和危机感。这使得日本的近代化转型过程避免了紧张和内耗,也避免了太大的冲突和动荡,“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富国强兵’而跻身于西方列强行列。”12 而在中国的思想界,主张“师夷长技”的洋务派和国粹派之间却一直形成对立和紧张。这也是中国的改革实践和改革思考都面对更大的困难的原因之一。

  在日本的种种国家主义理论中还应当一提的是浮田和民的“伦理帝国主义”说。他的理论很大程度上受高田早苗所翻译的《十九世纪末世界之政治》一书的影响。这部书的观点是将帝国主义的出现解释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认为从民族主义发展到民族帝国主义,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这种观点对于浮田和民起了很大的启发作用。他认为“现今之帝国主义是民族膨胀的自然结果”,这个帝国主义有两个层面,其一是带有侵略性质的侧面,“其经营原则带有政府和军事的性质;其二是带有自然性质膨胀的侧面,其原则是带有人民及经济的性质。”而与此相对应,“帝国主义有两种,其一为侵略之帝国主义,其二为伦理之帝国主义”——“过去的帝国主义,专属于前者,而当今的帝国主义则专属于后者”。13 他进而提出:“在今日,日本欲行具有侵略性质的帝国主义,无论朝着何种方向,都甚为不可,唯有始终保持伦理帝国主义之一途。吾人于此再欲重申,日本今日应当提倡的唯一之帝国主义,是在国际法范围之内,向欧美各国充分扩张自国人民的权利,同时扶植亚洲各国之独立,为扶植其独立,开发和诱导亚洲各国的改革,而唯在使日本人民在世界各国享有产业上的利益。”14 在这里,浮田和民似乎是在用着一种理论性的语言,试图思考并表达在当时国际格局中日本兴起的方针和谋略。他上述那段话后半部分所说的意思,今天看来似乎有点象是一种亚洲的地区联盟。但是,不管这种“在国际法范围之内”的“伦理帝国主义”的初衷是否真诚,它在后来的历史实践中,给日本“自国人民”和亚洲人民带来的结果,却是在“国际法范围之外”的深重灾难。

  将国家主义、帝国主义解释为历史的必然,解释为不可抗拒的潮流,是当时欧洲的一种理论。论者主要着眼于当时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以推测其后果,算不上什么高论,但却也比较实在。这些理论到了日本人那儿,就有了一种更为露骨的表达,诸如“民族膨胀”说或者所谓“伦理帝国主义”。梁启超能够自然而然地接受它并且借此理论申说自己的观点,希望中国就此尽快走上“民族主义—民族帝国主义”(他这里所说的民族帝国主义也还只是民族主义而已)的发展道路,其原因恰如前述,很大程度上出于一种危机感,正与中国人易于接受进化论一样,接受的是它那“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震撼和警告。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梁启超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来看世界大势和中国命运,不得不承认“弱肉强食”已成为当代世界的“天经地义之公德”15。这对于中国人来说提示的恐怕不是象日本人那样虚骄的自信,而是沉重的心忧。因为很明显,我们这个“大汉民族”从来就不擅于对外族弱肉强食——即使是在它最为强大的时候,它对外也是“修文德以来之”。至于民族膨胀所形成的压力,它已在自己数千年的农业社会的进化中,形成一种自我消释的“动荡-调整”机制。这样一个民族怎能指望在梁启超的一番大声疾呼之下幡然醒悟,学得“大和民族”的危机意识、形成“祈战死”的兵魂与民风?更何况偌大的疆土和习于常态的国民,如何调动、激励都不易为之所动,要把他们动员起来,从意识上到技术上都是极为困难的,所以梁启超在指出效法日本人之“伦理帝国主义”“民族帝国主义”为出路之际,实际上隐约之中,似乎已经预示了做不到这一点时的结局和悲哀了。这从梁启超的一段话当中就可以感受到。他说“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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