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龙:咸、同之际的文化定位——对陈寅恪的一种解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61 次 更新时间:2005-04-10 12:5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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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小龙  

  

  几年来,“陈寅恪热” 一直持续不衰,研究、议论、推崇,文章、著作连篇盈箧。对于抱着不可化解的悲情冷落终生的陈寅恪来说,这应当至少是一种告慰吧。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理解他的悲情,和他在这种悲情中的思考,还有他在这种悲情和思考中的坚定的信念和持守,那么,这种告慰,恐怕也还将是陈寅恪所不需要的。

  

  陈寅恪的悲情是对整个中国近代以来历史进程的思考的结果。这一段历史确实无法令人振奋,虽然人们不止一次真诚地振奋过。在国人一阵阵地振奋、乃至狂热时,陈寅恪一直冷落地独处一旁,冷静地旁观、思索,他的悲情在国人的这种狂热中加深,这是他的过人之处;然而就在这种悲情终至不可化解之时,他仍以其对中国文化的信念顽强地守持着,坚持着他那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坚持着他对中国文化复兴的一个“大因缘”的等待,这是他更可贵之处―-―尤其是当我们看到国人从往昔的狂热中出来后,再三再四地拒绝反思,只是在竭力制造新的狂热中自得、自虐,或者放弃一切信念和守持而在趋潮中放纵,我们更感到这个孤傲的老学者确实可敬、可佩。

  

  现在人们爱说解读陈寅恪,我以为,要真正读懂他,就要真正理解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理解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思考和真正态度;还有,就是他对于决定性地关涉到近现代中国文化的命运的两个政权∶清廷和共产党的态度的真切意味——把他看作前清遗老或反共人物都是迷于一些表面现象的简单化的结论,并不准确,而且那样看问题,无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陈寅恪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刻思考和他真正的精神所在。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虽然是陈寅恪晚年为柳如是作传时才完整地提出来,但它准确地表达着陈寅恪一生的价值认定,而这一认定表明,陈寅恪无疑属于五四那一代人。表面上看,陈寅恪和曾与他在清华国学院共事过的王国维一样,是个坚持站在传统文化立场上的守旧派,坚守的是传统文化的价值立场,然而他用来表达传统文化的根本的这所谓“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却恰恰不是“我民族”的,它是来自西方的,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所引进和弘扬的西方思想。虽然陈寅恪和王国维一样,总是被划在五四主流知识分子群体之外,他也确实不曾说过正面肯定和赞扬五四的话,但他所认同和标举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却分明是五四的精神遗产。以守持传统文化精神为职志的陈寅恪在出这句话时没有半点的扞格和勉强,这是一件很有意味的事。一般看来,我们的传统文化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是并不相容的,然而在陈寅恪这里,在具体化到作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的问题上时,它们就并不抵触和对立了。在我们传统的修身、做人的要求中不但没有这两条,连相似的都没有,有的只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的只是忠、孝、礼、义、廉,这些原则都与自由思想无关。倒是在人格境界的追求中,我们有气节、风骨之说——似乎就是在这一点上,在其落实到人生实践的层面上时,中西两种文化相通了。在西方知识分子那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应当是他们为人、行事的基本原则,而对中国的“士”来说,或许他必须先遵守上面所有的那些道德伦理规范,行有余力,在此之上,再追求一种个人的精神境界——气节、风骨、神韵 ?这是不是两种文化的差异所在,我不敢妄下断论。但不管怎么说,陈寅恪用自己的始终傲然而立的一生至少证明了一点∶中国士大夫传统中的某些东西,是能与西方近代兴起的知识分子传统统一于真正的知识分子的道德人格实践的。甚至于,士的传统中的某些东西更能支撑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时局剧变时的立场守持。五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原来的那些自由知识分子,争相改造、学习,跟上形势,跟上运动,甚至一些“泰斗”级的人物也竞相表态,自辱、献媚,陈寅恪不为所动,他至死未有这种表态。是传统的气节,还是西式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在支撑着他?我想,两者都有。

  

  可以说,陈寅恪是属于五四精神熏染出来的那一代人,而且,他始终坚持了清醒的知识分子立场。因此,他反对任何形式的思想专制,虽然他能够做的只是拒绝合作、冷眼旁观。一位老学者提到,早在1949年,陈寅恪就几乎预见到了十年浩劫,他那年写的诗里有这样一句∶“竞作鲁论开卷语,说瓜千古笑秦儒” ,头一句,是指《论语》开卷的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是挖苦当时大家抢着“学习”;第二句,说的是“坑儒”的事:传说秦始皇派人在山上种了瓜,又安装了机关,然后让那些儒生们去看瓜,当这些儒生们正兴高采烈地“说瓜”、高谈阔论的时候,机关翻下,把他们全都活埋了。这两句诗真如谶语,其意含令人惊骇。如果说陈寅恪当时就能够准确预料到“文革”,当然绝无可能,但他凭着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敏锐直觉,点出了思想整肃和焚书坑儒两者间的那种必然。陈寅恪这一类诗句还很多。从50年代起,他一直拒绝参与那种以统一思想为目标的“学习”、改造,哪场运动,他都不跟上凑热闹,他的批判态度,从他当时写的诗里隐晦地、却也相当清楚地表达了出来。“八股文章试帖诗,遵朱颂圣有成规”,“改男造女态全新,鞠部精华旧绝伦。太息风流衰歇后,传薪翻是读书人”,“墨儒名法道阴阳,闭口休谈作哑羊,屯戍尚闻连浿水(即今朝鲜清川江,这里指朝鲜战争),文章唯是颂陶唐”(1953) ,“江安淮晏海澄波,共唱梁州乐世歌。座客尚讴君莫讶,主人端要和声多”(1954)。对于1957年(丁酉年)夏秋之间的鸣放、整风和其后的反右运动,陈寅恪更是有过两首绝妙的七律:

  

  “照影湘波又换装,今年新样费裁量。声声梅雨鸣筝诉,

  阵阵荷风整鬓忙。好扮艾人掌傀儡,苦教蒲剑断锒铛。

  天涯时节鲥鱼美,莫负榴花醉一场。”

  (丁酉五日客广州作)

  

  “万里重关莫问程,今生无分待他生。低垂粉颈言难尽,

  右袒香肩梦未成。原与汉皇聊戏约,那堪唐殿便要盟。

  天长地久绵绵恨,赢得临邛说玉京。”

  (丁酉七夕)

  

  这两首诗,大体的调子是冷嘲的,既冷嘲着“换装” 出“新样”的“汉皇”、“湘波”,又冷嘲着“鸣筝诉”而“言难尽”、“梦未成”的人:他们因为轻信了“不打棍子、不扣帽子”的“聊戏约”和“阳谋”,真的想帮助党整风,这“右袒香肩” 换来的是“天长地久绵绵恨”,知识分子鸣放的“蒲剑”是“断”不了专制的“锒铛”的。50年代起的这一场场学习,改造运动最后不是顺理成章地引出了“主人”自称超过秦始皇“焚书坑儒”一百倍的“十年浩劫”吗?应当说陈寅恪当年的感觉是对的,成了不幸言中的预见。这更说明他坚持的原则“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对的,可惜当年中国知识分子们都或被迫、或自觉地放弃了它。浩劫降临不是没有由来的。一位当年曾积极投身于这种学习、改造的过来人痛定思痛,在回顾和反思中说出了真理∶“这种从强迫性灌输马列主义一家之言,到强迫性改造思想,最后必然发展到思想专政、政治专政、政治迫害,不可能不是政治迫害。”这是我们不应忘却的一段历史。

  

  当然,我们亦不必即据此认为陈寅恪持有反共立场。陈寅恪作为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对政治持一种疏远的态度,对国、共两党亦然,在政治上并不反共。共产党主政大陆后,对陈寅恪一直是优礼有加,尤其是在广东的领导人陶铸,更是曾经力排党内众议,始终给陈寅恪以大陆知识分子难以奢望的特殊待遇;而且,在鼎革之初,在共产党治理下,中国大陆很快消除了旧中国那种黑暗、腐败、民不聊生的状况,初现国泰民安的治局。这些,足以使陈寅恪对共产党带来的新气象产生一定的期待,因而谈不上与共产党之间存在任何“家国之恨”。他对共产党的态度是合作而有保留。他所不能接受共产党的,是此后步步进逼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控制,和有计划地摧残知识分子心性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他为此也曾明确表达了“义不能辱”,不止一次作过抗争,甚至于提出他当历史研究所所长的条件就是不学马列,并点名要“毛公、刘公”为他出具“证明”,即对他的态度“表态”——解放以来敢于这样做的知识分子,没有第二人。他还借颂柳如是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等于揭起自己的抗争之帜。陈寅恪这样做并不是要反共,而只是明确表达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立场,一个坚信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又接受了西方先进思想、继承了五四一代追求思想启蒙与民主科学的精神遗产的知识分子的立场∶不能搞思想统制、文化专制,那会摧残民族文化,戕残民族心性,导致历史倒退,使我们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难道现在不应当把这些观点当作一种常识来接受吗?

  

  我们再来看看陈寅恪的“文化遗民”心态。人们常把陈寅恪看成遗老式的人物,或者用胡适的说法,“遗少”——因为清亡之季,他还年少得很,够不上称“遗老”。想来,他的遗民心态也许与他的家世有关:他有个在湖南巡抚任上力行新政,在戊戌政变后被革职“永不叙用”,后来又被慈禧赐死的祖父陈宝箴;有个绝意仕途,以诗名世,自号“神州袖手人”的父亲陈三立;有个诗画名家的兄长陈师曾(衡恪);如此仕宦诗书世家的家风熏陶,不可能对他的性格心性没有一点影响。也许,这又与他的毕生学术事业有关:他学贯中西,在许多领域有常人无法企及的造诣,如在宗教史、西域民族史、蒙古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等领域;又精通多种文字,除蒙、藏、满文外,还有现在纯属古董的梵文、突厥文、回鹘文、西夏文、吐火罗文、巴利文等等。(为此,郭沫若后来曾号召青年学生要用集体的努力,“在史料占有上超过陈寅恪”,成为那个荒唐年代留下的笑话之一)但陈寅恪的这些学识,与其说使他与世界有更多的联系,不如说使他对现实世界有更多的疏远。他也确实正是终身躲进了他为自己所营造这个学术天地之中。另外,遗老形象的形成,恐怕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晚年的处世态度:对现实和政治抱一种疏离和不合作的态度,却又讥评时政,借着“颂红装”,倡扬着时势所不能容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寄托着自己的兴亡感慨和沉哀隐痛。无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还是在解放后,他的诗作中总是满溢着悲凉气息,谁也不会认为他对当下的时政和现实是认同的。然而若由此推断陈寅恪对中国的哪个政治党派有明确的好恶偏向,则又大谬不然。他只是出于他所感受到的一种历史悲情、生命悲情的奇哀隐痛而憔悴忧伤,似乎是无端地,在那儿吟咏他的兴亡之恨。因为这在他,是超乎党派之争之上的兴亡感慨,是一种文化悲情,是在凭吊一种逝去了的、在他看来是那样美好的文化。这其实是一种永远难以消解的历史悲情。

  

  陈寅恪的这种情绪,恐怕至少形成于二三十年前,乃至形成于清末民初;至少在他为王国维的自杀而写的一系列文字中,这种悲情已经有了集中的表达。1934年,当王国维的遗著结集出版时,陈寅恪为其作序。在他那不太长的《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陈寅恪写下了这样一大段沉痛的话:“今先生之书,流布于世,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论。寅恪以谓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然则先生之志事,多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之论者,又何足怪耶? 尝综揽吾国三十年来,人世之剧变至异,等量而齐观之,诚庄生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者。若就彼此所是非者言之,则彼此终古未由共喻,以其互局于一时间一地域故也。呜呼:神州之外,更有九州,今世之后,更有来世。其间傥亦有能读先生之书者乎? 如果有之,则其人于先生之书,钻味既深,神理相接,不但能想见先生之人,想见先生之世,或者更能心喻先生之奇哀遗恨于一时一地,彼此是非之表欤?”这番话,现在读起来,与其说是悼亡,不如说是自白,差不多就是陈寅恪的夫子自道。看得出,其间凝聚着一种“奇哀遗恨”的文化悲情,几乎已是不可化解了。在陈寅恪这一番慨叹很深的议论中,实际上,多少有点将王国维的“奇哀遗恨”泛化和哲学化了,在这种泛化中,陈寅恪欲进而探其更深的隐痛,但是,这种泛化固然能超脱局限于“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未由共喻的“事”、“故”,却也使其部分地失去沉哀。或应反过来说,超时空的理性之悲情固然有之,但令人“憔悴忧伤继之以死”的,却总还是其所处之具体的时、地、事、故。因为普遍意义上的历史悲情本来正是应给人以超越当下时空和现实事、故的睿智和清醒的;使这种悲情不带来超越情感,而带来奇哀沉痛的,恰恰是所置身的时代的时局和事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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