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龙:文化价值和史家的心志——读《余英时文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57 次 更新时间:2004-09-13 21: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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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小龙  

  

  余英时这位在海内外史学界已经独领风骚若干时日的著名学者,最近看来在大陆学界又在升温。三联书店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最近分别推出了“余英时作品系列六种”和四卷本的《余英时文集》。前者包括《朱熹的历史世界》、《论戴震与章学诚》、《方以智晚节考》、《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现代儒学的回顾展望》等六部专著;后者则以某论题为中心组织余英时专著、论文中所有文章的编排方式,编辑了四卷本的《余英时文集》,四卷的主题分别为:《史学、史家与时代》、《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中国知识人之史考察》等。余英时的不少重要文章,都结集在这四卷本的《余英时文集》里了。 而且,该社获得了余英时的独家授权,准备接下来把余英时的专著、论文陆续全部出齐。这对于了解和研究余英时是一个很大的方便,对于更为系统深入的探究余氏的学理也将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说到余英时,我们就不能不提到他的一些与当代中国的学术思想的演进历程非常相关的往事。比如,他和“冯衣北”就陈寅恪晚年诗文展开的论战——在当时的“弦箭文章”成为一段过去了的历史之后,当陈寅恪对“我中华文化”的沦落所表达的“奇哀巨痛”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的时候,我们应当承认,余英时在他那时的文章里对陈寅恪“晚年心境”的解读是这种理解的一个重要开端。还有,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的《士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等论著也为中国大陆的学术界思想界提供了不少颇具启迪的言说话题。而在一场时局动荡的前夕他的演说《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又曾经引起了不尽的反响与回应……

  

  “史学、史家与时代”,是《余英时文集》第一卷的标题,它似乎也是余英时比较注重的一个问题。文集中余英时的一篇同名文章,是他在新亚书院研究所举办的中国文化讲座的演讲记录。余英时在演讲中以洋洋长论,详述了史家与史料、史家与价值判断、史家与其所置身的时代的关系。而其中,我以为最有意思的是他评论朗克和王国维的一些话。朗克是对中国近代的新史学影响很大的一位西方史学家,陈寅恪、傅斯年的治史路数中明显看得到他的影响,尤其是傅斯年的“史学就是史料学”这一曾经颇为人诟病的名言,更是逃不开朗克的历史主义学派的干系。余英时也指出,朗克“有一句很有名的话:What really had happened ? 这句话……就表示说,史学家不应该有主观的判断。”但是余氏却又更强调指出一种相反的情况: 几乎所有“大的史学家,他对于时代的感觉是很紧密的。”------朗克“反映时代是很深刻的,如果他对于当时的时代没有感情,没有对时代的密切关心,他便不可能创造出自己的历史来。”说到王国维,则更是如此,“他研究甲骨文,与现实好像没有多大相关,可是他的《殷周制度论》,大家要是看过的话,便可看出这是他在清末民初之际,在社会大变动之际,他所受的感觉的一种反应,决不是与时代没有关系的。……我们要从学术史的观点来看,这却反映了他对于时代的敏感。王国维的自杀,也是由于他对于时代的敏感。”余英时的这个判断道出的既是实情,更是一个我们习惯于回避的道理: 史家对于自己时代的感受和参与,未必一定要直接以政见、时评的方式来表达,而很可能是曲折地以与时局毫无关系的论著来寄托。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是这样,陈寅恪的《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等等也是这样。王国维著《殷周制度论》,实际上是曲折反映了自己感受到的时代之变,并对此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陈寅恪的许多论著亦然。“时代的敏感”以过去的时代为寄托,以史迹和古人为论题来表达、宣抒,而这种言说和书写竟然能够成为经典巨著,这就是一个史家的天才和学力所在,是其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所在。

  

  我们曾经爱说“以史为鉴”,而以史为鉴的最高极致,恐怕就是要以“史”给人的睿智、理性和激情来面对现实。可是在上个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却是从史学为政治服务的套路上来致力于以史为鉴的。在那个时代的大批判式的喧嚣中,不能说没有这以史为鉴方面的一点点意思和努力,但是这种努力最终却几乎全都蜕变成了影射史学。如今看来,真正能做到给人的睿智、理性和激情来面对现实这一点的,看来反倒是一些被认为是躲在象牙塔里的史家的“纯学术”著作,是他们那些与现实拉开了相当距离的,论题与时下的现实相去甚远的严肃史著。恰恰是这些鸿篇巨著所给人的史实和启示、它所造成的人在某一历史氛围中的沉浸、所令人感受到的历史人物在历史变迁中的“奇哀巨痛”、所传达给人的书写者在反思这一切之际的深沉的悲剧感——正是这一切,才能在读者掩卷沉思之际终于得到一种历史智慧和价值确定。而这样的史著才是史学和史学家对现实的最有分量的参预。

  

  余英时曾经这样叙述过陈寅恪的史著所深切透露的时代悲情及其对余氏自己所产生的精神震撼:“一九五八年秋天我在哈佛大学偶然读到《论再生缘》的油印稿本,引起精神上极大的震荡。……这一精神震荡和自己当时的处境很有关系。……终一夕之力细读《论再生缘》之后,我不禁深为其中所流露的无限沉哀所激动。这首为中国文化而写的挽歌在以后几天之中都萦回在我的胸际,挥之不去。我在香港住了五、六年,对于当时大陆上摧残文化、侮辱知识分子的种种报道早已耳熟能详。但在那个冷战高潮的时期,报章上的文字都无可避免的受到政治意识的侵蚀。我平时读这些文字,终不能无所存疑。《论再生缘》是我第一次听到的直接来自大陆内部的声音,而发言的人则是我完全可以信任的陈寅恪。他一生与政治毫无牵涉,但就其为中国文化所化而言,则可以说是王国维以来一人而已。《论再生缘》中并无一语及于现实,然而弦外之音,清晰可闻: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正在迅速地随风逝去。”这个对于余英时个人的心路历程非常重要的阅读经历对于我们整个民族的阅读史的意义是过了很久以后才逐渐显露出来的——在久经磨难之后,国人终于怅悔无及地发现,“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正在迅速地随风逝去”,学界也终于对一些前代学人如王国维,梁济和陈寅恪等人对这种文化价值的失落所表现出来的痛心疾首产生了同感。而与陈寅恪不曾有过任何因缘的二十来岁的余英时,很早就凭着他那年轻人的敏感和直觉把握到了陈寅恪文章中的那种对于民族文化的忧思和悲切,当时在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泱泱大国之中,竟然没有一个知识分子能够这样解读陈寅恪的这一篇文字。无怪乎陈寅恪在看到了余英时的评论文章之后感慨:“作者知我”。这是一代宗师和一个青年学者之间的“心有灵犀一点通”,而这“一点灵犀”,就是对于民族文化的那种拳拳之心和一片深情。作为当时以“无国籍”身份居留美国的年轻学者,余英时于是深感到“我已失去国家,现在又知道即将失去文化,这是我读《论再生缘》所触发的一种最深刻的失落感。‘天末同云黯四垂,失行孤燕逆风飞,江湖寥落尔安归!’王国维这几句词恰好是我当时心情的写照。……一个‘无国籍之人’想要在自己的文化中安身立命似乎只是一种幻觉。”一种巨大的历史悲情和时代悲情相互激荡,使你无法确认,自己是在为古人悲慨,还是在为今人忧思,还是在为自己叹息。但是,如果把这种悲情看成纯粹是一种消沉无奈的悲鸣就错了。在这种悲情之中是能够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的,它能够使一个人终身不懈地去为自己的家国、民族和文化做一些事。陈寅恪是这样,他在悲悼王国维、悲悼因时代的巨变而失落的传统文化的价值之际,也从王国维与这种文化价值“共命而俱逝”的奇哀巨痛中获得了精神力量,认清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终其一生,他都在捍卫和倡扬这种文化价值。余英时看来也在做着相同的事,在中华文化“花果飘零”的世纪,在“江湖寥落”的孤悬海外之中,他也在用自己的学术不懈地为中华文化做着一些事。好在,他在今日的理解和同情者看来会大大多于当年默默而逝的王国维、陈寅恪。

  

  实际上,这种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价值的认同,深情,守持和传承,不单是史家的事,也是每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余英时借着阐述“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指出了在中国有着一个延绵不绝的知识分子传统:“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近乎“一种宗教承担精神”的知识分子传统。从孔子的“士志于道”,“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到汉儒的“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到东林党人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乃至为此“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这些都证明中国的知识分子“自丛孔子以来便形成了一个延续不断的传统”,这使得中国的“士”能够类似于西方近代的知识分子,在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进程中作为“社会的良心”,作为“人类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他们“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之中,中国知识分子(士)的这种作用是大体上保持和延续了下来的。从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自始至终都是士的中心任务。”中国的知识分子,数千年来一直是以此为心志,以此作为自己的认定的。然而,如果忽然有一天,他们自愿或者被迫地把这种“传承与创新”变成了“批判与决裂”(哪怕用了“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或者“扬弃”之类的动听说词),那么,不能够再传承自己文化,被从民族的传统思想资源上剥离开来的知识分子恐怕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无所皈依的一个阶层了,他们就将面对生存危机,他们——以及他们所附着于其上的民族,“文化创新”也就成了一句空谈。我们在自己的历史上见证过这种价值失落的历史变局,见证过在这种变局中士的心志扭曲的尴尬困境——他们在这种价值失落中虽然尽力想延续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但是在那种截断历史长河,斩断思想资源的情况下对“士”的“文化创新”的要求,就只能沦为为某种政治权威作诠释。五四以降,中国现当代的“士”们,就是在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太强烈的心志和渴望之下,经历了一次空前的历史悲剧。他们在抛弃“传承”,抛弃历史和思想资源,以决裂求创新的尝试上与政治势力有过一次遇合和共谋之后,就意想不到地使自己陷入了只能为权威作传言和诠释的劫运。看来,心志,使命和承担,如果离开了某种文化价值和历史传统,也可能遭遇意想不到的厄运。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余英时对知识分子的角色所表达的某种忧思不无警示意义:“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具有超越一己利害得失的精神;他在自己所学所思的专门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对国家、社会、文化的时代关切感。这是一种近乎宗教信持的精神。用中国的标准来说,具备了类似‘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才是知识分子;‘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则只是知识从业员。但我们不能说,知识分子在价值上必然高于知识从业员。事实上,扮演知识分子的角色的人如果不能坚持自己的信守,往往会在社会上产生负面的作用;知识从业员倒反而较少机会发生这样的流弊。” 作为一个学者和一个知识分子,余英时都已是一个具有规格和气象的模式,而他关于知识分子和“知识从业员”的区别的这些话,尤其是对于“扮演知识分子的角色的人”所应有的某种守持的强调,却恰恰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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