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国学”热中话顾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702 次 更新时间:2005-08-05 23:1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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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 (进入专栏)  

  

  1994年12月,沈昌文兄听到我在寻找《顾准文集》,立即用特快专递送来一本,附带条件是写篇书评。在强烈的心灵震撼中,我交出的习作是:《你无法不面对顾准》,刊登在沈公主编的《读书》1995年5月号上。倏忽十年,重读顾准,我最大的感受仍然是:所有关怀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中国人,“你无法不面对顾准”!

  顾准(1915——1974)是193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当过显赫的官员;是1958和1965年两次正式戴上帽子的双料右派,经历过不少右派分子经受过的最痛苦的炼狱生涯。但中国编年史镌刻下的几行大字是:这位“思想犯”,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改革开放最早、最深刻的探索者;是21世纪研究中国问题无法绕开的高山!

  中国人都知道是市场经济挽救了中国经济。人们应该知道,早在1955年,顾准便谴责斯大林“以道德规范式的规律吹嘘、粉饰太平的理论来描写社会主义经济”,“这个理论体系,看来是注定要垮台的。”(《顾准日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北京版第73、71页),在此前后,他反复探讨利润、价值、价格等范畴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不但被誉为“中国市场经济第一人”;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各国,他也是探索市场经济的先驱之一。

  从那时开始,到天寒地冻的20世纪70年代,在癌症在身,只有几十元生活费,子女害怕与他见面等重重压力下,他依然在思想和学术的丛山峻岭中攀登,达到当时中国没有什么人可以相提并论的高度。为帮助中国人冲破思想牢笼,他严厉批评了闭着眼情说瞎话的“道德规范式的理论”,蔑视当时视若神明的黑格尔的“范畴”、“规律”,否定郭沫若、范文澜、李亚农等著名史家削足适履的史论,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作了大量令人叹服的探索。

  顾准的思想遗产是一座富矿,要在一篇短文中全面涉及是非常困难的。他的全部思虑的中心,是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就让我们的考察围绕这个中心展开吧。

  

  现代化的出发点是认识“中国国情”

  

  翻开最近五百年的人类史,一个触动人们神经最厉害的事实是:西欧、北美一些西方国家实现了现代化,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东方国家,则迟迟无法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像俄罗斯那样的半东方国家,曾经号称超级大国,却一夜之间就坍塌,露出纸老虎的真面目。面对这个严峻的事实,许多人作出了多种解释。以中国来说,1949年以后影响最大的是外因扑灭或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成长。于是,论证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文章和专著汗牛充栋,个中含义无非是憎恨帝国主义,增强对祖国文化传统的热爱。

  时至21世纪,余波激荡,旧酒新瓶,一些人又从西方的一些流派中找来根据,说是不弘扬本国传统就不能实现现代化。

  任何人都无力割断现代与传统的联系。问题仅在如何认识本国的传统。如何认识中国现代化从中起步的“中国国情”?顾准花费了大量时间研究中国和西方的历史,研究各派学说,在中西文化对比中努力探索和回答这个问题。

  “中国的劳动力和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则由来已久。那么,为什么马克思认为基本条件的东西在中国并不缺乏,而资本主义却发展不起来呢?这就是因为中国没有个人主义和私有权的传统。私有权是有的,但是不完全的,它没有足以抵抗专制主义的思想和物质的力量。”(《顾准笔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一切证据都足以证明,中国农村的交换经济老早(明末)就超出了同时代,例如十六七世纪的法国农村的交换经济水平了。至于自由劳动力,中国从来是不缺乏的。停滞的原因决不能从这里去找。原因就在于这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绝对君权的典章制度和意识形态。”(《顾准笔记》第7页)

  说得更简单一些是: “专制主义国家是动员一个幅员庞大的国家人民的粗疏、有效的办法。然而因为它窒息创造,所以它产生不出近代文明。”(《顾准笔记》第146页)

  显然,顾准这些论断是从社会的深层结构上解释历史。这个解释既一针见血揭示了专制主义是中国社会前进的主要障碍,又肯定了它在建构汉、唐盛世和版图辽阔的大清帝国中的作用。

  那么,中国人至今仍引以为傲的那些诸子百家著述、史籍、文学艺术遗产等等又应该如何看待呢?这些当然是弥足珍贵的应该妥善传承和保护的文化遗产。但他也毫不犹豫指出:“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强调中国文化传统是‘史官文化’是一点不错的。”“所谓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他问题的这种文化之谓也。”(《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版第243、244页)这样判断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质有些人也许认为太简单化了。其实,这样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质有利于我们在珍视这些遗产的同时,保持清醒的头脑。20世纪下半叶中国的知识阶层不是还为摆脱学术、文化、艺术从属于政治的僵化体制大声疾呼,并为之付出巨大代价吗?这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史官文化”!

  现在有些人提倡要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建立所谓“文明国家”。中国传统文化成了立国之本!这是建立一种制度的宣言,是关乎中国人未来命运的制度建议;这比某个大学办个“国学院”,培养一批“国学”生,是更加严重的问题。可是,他们立即面临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顾准对中国传统社会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论断。顾准当然不是无所不知的神仙,但是,他是“拆下肋骨当火把”为中国人探路的先驱,他的论说对任何冀图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安邦治国根基的人来说,都是无法绕开的。

  

  民主、科学与中国传统思想

  

  一个思想家必须有洞见社会现象的实质,预见未来发展的能力,。三十多年前,顾准就明确指出:“科学与民主,是舶来品。……现在人们提倡读点历史,似乎更着重读中国史。而且,古代文物成为悠久文明的证据和夸耀,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这种‘读史’其意图在于仰仗我们祖先的光荣历史来窒息科学与民主。所以,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是发展科学与民主所十分必须的。”(《顾准文稿》第368页)面对愈演愈烈的“国学”热,我们不能不佩服顾准有先见之明。

  以统治者承认“民为邦本”为基础,要求皇帝勤政、爱民的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与立足于维护公民权利的现代民主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这是现代公民的政治常识。19世纪的启蒙先驱“为俗人说法”,曾经以“民本”比附民主。一百多年的历史事实证明:这样的通俗演义,没能诱导统治者走上民主之路,反而让他们肆意鱼目混珠,并使中国人忽视了现代民主制度基础条件的建设。不正视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弱点,显然是不足取的。

  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发展的关系又如何?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不出科学,这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除了社会条件,就文化本身而言,“中国思想只有道德训条。中国没有逻辑学,没有哲学。”(《顾准文稿》第373页)这是十分不利于科学发展的。这不是顾准的创见,500年前,利玛窦已经发觉中国人“没有逻辑规则概念”。(《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北京版第31页)如果不讳疾忌医,有先贤“闻过则喜”的胸怀,中国人应该敢于正视自身传统文化的这个不容忽视的弱点。

  似乎预见到有些人会强词夺理地辩解,顾准特地申明:“逻辑思想,只要有文字,有语言,总是有的。”但是,“中国古代有修辞术(可是没有分析性质的、条理化的修辞学,只有‘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修辞术),然而没有文法学;有修辞统摄之下的逻辑,然而没有逻辑学。”(《顾准笔记》第147页)这是无法抹煞的事实。

  其实,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为教化子民服务的。而科学发展的首要条件是学术自由和相应的制度保障。求助于中国传统文化无异缘木求鱼。

  

  现代公民的精神依托与中国传统文化

  

  “国学”能不能成为安身立命之本呢?在现代社会,只要不侵犯他人自由,公民的人生选择是不能干预的私事。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文化当然可以成为有些公民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不过,有些国学的提倡者不满足在这个水平上,他们要求把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变为全民的精神支柱或者“准国教”!

  任何与政教(宗教或教化)合一的传统国家有别的现代国家,其基本特征必然是把维护公民自由权利作为立国不可或缺的支柱;公民个人权利不容侵犯的信念即国际学术界所说的个人主义是立国的基石之一。有位美国学者把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和个人主义概括为现代化国家的三大特征,已经成为多数人的共识。顾准的贡献之一,是在中断多年后,接续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本来的诉求,再次把个人主义能否确立看作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之一。他一再指出,正是由于中国缺少个人主义传统,中国自身无法生长出资本主义。

  “国学”的倡导者们关注的重点不是学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而是要把“国学”变为新的意识形态,变为“国教”或“准国教”。他们的主张有两个要点:

  一是以所谓集体主义排斥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

  二是冀图建构中国式的道德体系。

  顾准早就批评过这些观点了。“家族主义,是集体主义的根据。”“儒家学说,力求防止犯上作乱,于是一切进步都被窒息了。”(《顾准笔记》第112页)他进一步指出:不但应该清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还应该认真清理在中国影响极深的源于法国大革命的集体主义。为此,他从古代希腊斯巴达的“民主集体主义”到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总意志说”,都进行了认真的批评。他说:“斯巴达本身的历史表明:藉寡头政体、严酷纪律来长期维持这种平等主义、尚武精神和集体主义,其结果必然是形式主义和伪善,是堂皇的外观和腐败的内容”。(《顾准文集》256-7页)至于法国大革命以革命和集体名义侵犯个人自由的严重后果,更是不堪回首的祸延世界的灾难。

  那么,其他诸子百家又如何?

  “中国,除了伦常礼教没有学问,专心知识,探寻宇宙秘密不是出路,要逃避王权,只好走老庄禅佛一路。”(《顾准文稿》第372页)这些消极退让的信念,作为个人爱好,他人毋庸置喙。但是,就建设现代化国家而言,如果多数国民成了这样的顺民,那样的社会还有活力吗?

  中国人当然需要提高道德水平。但是,现代道德只能以公民个人在遵守法治基础上的自由为核心。其他道德范畴都必须附丽于这个最核心的价值。冀图以中国圣贤的教导修正这个核心是不利于社会发展和公民福祉的。

  顾准曾郑重引用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一句话:“普罗米修斯的自白:说句老实话,我憎恨所有的神,——也就是哲学本身的自白,哲学本身的箴言,是针对着凡是不承认人的自觉为最高的神的一切天神与地神而发的。”(《顾准文稿》第268页)是“人的自觉”即在法治基础上毫不含糊维护个人的自由和尊严,还是所谓回到传统的以等级和服从为特征的所谓“文化自觉”?一切关心中国之命运的人们必须三思!

  

  2005年7月24日星期日

  原载《外滩画报》(7月26日)、《新京报》(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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