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明:人格权法制定中的几个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54 次 更新时间:2014-10-23 08: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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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明 (进入专栏)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加快人格权法的制定对于完善我国未来民法典的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民法总则不能完全包含人格权法,侵权责任法也不能替代人格权法的功能,人格权法在我国未来的民法典中应当独立成编。同时,人格权法应当对一般人格权、隐私权、个人信息资料权等重要制度作出规定。

   【关键字】人格权法;独立成编;一般人格权;隐私权

    

   我国已经形成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民法典的制定工作已经提上议事日程,笔者建议当前民事立法应当加快人格权法的制定,并将人格权法作为未来民法典中的重要一编。人格权法的独立成编不仅是对传统大陆法系民法典体系的重大发展和完善,也是适应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保障人权、弘扬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下面笔者拟就人格权法制定中的几个问题谈一些粗浅看法。

    

   一、应该制定人格权法而非人身权法

   在立法过程中,究竟应当制定人格权法还是人身权法,存在不同看法。一些学者认为,未来民法典中应独立成编的权利应是人身权而非人格权,因而,我国民事立法应当推进人身权法而不是人格权法的制定。这种论点的主要理由在于:一方面,《民法通则》采纳的是“人身权”而不是“人格权”的概念,这已经成为我国立法的宝贵经验,未来民法典也应继续加以继受;另一方面,人身权的内容较之于人格权更为丰富,有助于建构比较丰满的权利制度,反之,如果仅规定人格权,则因条文过少而内容较为单薄,与其他权利编显著失衡。

   《民法通则》第五章第四节的确采纳了“人身权”的概念,其中有身份权的规定,但该节的重点是人格权,既列举了自然人人格权,还列举了法人人格权,既列举了物质性人格权,也列举了精神性人格权,内容包括生命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婚姻自主权等,从其实质内容来看,该节就是关于人格权的规范。而且,《民法通则》之所以采用人身权的概念,主要是为了与民法的调整对象保持一致,即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非财产关系,后者体现在权利上就是人身权。从民事权利的角度来看,作为与财产权对应的概念,人身权有其必要性,但它无法作为民法典的一编,因为除了人格权,人身权还包括婚姻家庭法编甚至知识产权法中的人身权内容,如果要规定人身权法编,至少在名称上不能分清本编与婚姻家庭法编、知识产权法的关系,而人格权编就无此困扰。再者,我国司法实践也针对人格权而非人身权积累了丰富经验,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全面总结了保护人格权的经验[1],不仅确立了一般人格权法律制度[2],还丰富了隐私等具体人格权的类型。

   可以说,《民法通则》有关人格权的规范体现了尊重与保护人格权的立场,它因此在海外赢得“中国的人权宣言”的美誉,面对我国对人格权的保护正日益受到注重的局面,我们不禁对立法机构和《民法通则》的起草者们的远见卓识及致力于中国法治建设的精神表示深深的敬意。而在我国未来民法典采纳人格权法而不是人身权法的概念,不仅没有违背上述业已形成的良好经验,反而是对它的秉持和推进,而且,还能消除不必要的麻烦,有助于建立科学合理的民法典体系。

   具体而言,人身权包括人格权和身份权,这二者虽然具有一定的共性,如非财产性,但差别个性更为突出,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与人身有关的权利是人民的人格法益,是人格权法规范的范围,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如果不牵涉身份关系则是契约法和侵权行为法的范围;如果是身份关系,则是身份法的范围。因此将民法分为人格权法、身份法和财产法三大体系{1}。这样的差异显然无法让其二者在人身权法中和谐并存。而且,人格权法自身独立的价值,即人文关怀,而身份法则有不同的价值,并存在一定的支配性,显然,用人身权法来统领人格权法和身份法,会产生立法价值的混乱。故而,只有撇开身份权,制定单一的人格权法,才会形成逻辑自洽、价值统一的完整体系,具体可通过一般人格权和具体人格权相结合的立法技术来构造规范体系。

   21世纪是走向权利的世纪,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民主法治逐步健全的历史时期,制定人格权法,强化对人格权的保护,较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具现实意义。这不仅能宣示国家对人格权保障的决心,也能引导社会重视人权的保障,加快推进中国法治化的进程。此外,在侵害人格权的案件数量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制定人格权法能为人格权的判断提供统一标准,也有助于法律适用和具体案件的解决,保障裁判的公正。

    

   二、侵权责任法不能替代人格权法

   《侵权责任法》第2条就所保护的权利范围列举了18项权利,其中近半数是人格权,并且置于财产权之前,由此表明了对人格权保护的高度重视,具有价值宣示的功能。而且,该法第15条规定的8种救济方式以及第22条的精神损害赔偿都可以适用于人格权的侵害。显然,《侵权责任法》通过扩张权利范围以及采用形式多样的的责任,强化了对人格权的保护,基于此,有无必要制定人格权法,并使其在未来民法典中成为独立一编,就引发了学界的讨论,不少学者认为,在人格权已经纳入到《侵权责任法》的保护之后,似乎已没必要再单独制定人格权法。笔者认为,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但也值得商榷。

   首先,侵权法对权利的保护无法替代权利自身的立法。《侵权责任法》第2条通过列举权利,以明确该法与相关法律调整范围的区分,特别是补充权利法在权利保护规则上的不足,并限制法官在立法者的预设范围之外自由创设新的权利类型{2}。但是,具体的人格权究竟有什么权能和特点,侵权的对象是否属于人格权,无法从《侵权责任法》中找到答案,答案只能由人格权法提供。换言之,侵权法只是从权利救济的角度来设定法律规范,人格权法则为其提供了基础素材。尤其应当看到,《侵权责任法》第2条所列举的权利范围十分宽泛,除了债权之外,各类绝对权都属于侵权法的保护范围;除了人格权和物权,还包括知识产权、继承权和股权等权利。如果认为《侵权责任法》已经保护了人格权,就不应制定人格权法,那么,将该思路推而广之,所得结论就是《侵权责任法》已经保护了物权等绝对权,《物权法》等法律就不应再制定,这将使侵权法将成为无所不包的法律,甚至替代了整个民法典,显然不符合侵权法自身的定位。

   其次,侵权法与人格权法有不同的功能,两者不能混同。侵权法作为救济法,旨在对遭受侵害的权益提供救济,本身并不具有权利设定的功能{3}102,它关注的主要是在各种权利和利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如何救济的问题,其主要规定各种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加害人应当承担的责任形式及范围问题{4}2。人格权法则是权利法,应规定人格权的意义、效力、限制等一般性规定,以及人格权的类型化及其权能,包括人格权的保护等{1}。只有通过人格权法规定人格权的类型和效力,才能相应地在侵权责任法中规定人格权的保护方式。而且,人格权法对人格法益的规范,不限于人格受到侵害的情形,还涉及姓名、名誉、肖像等协商利用,这些内容无法规定于侵权法{1}。就此而言,人格权法的功能无法被侵权法所替代。还应看到,现代社会应受法律保护的人格利益的范围日益扩大,如果人格权法不对此作出集中明确的规定,而由法官根据侵权法的决定哪些人格利益应予保护,将会使作为主体最基本的民事权益的人格利益难以得到稳定地、周密地保护。

   再次,侵权责任法与人格权法有不同的内容,前者无法替代后者。人格权法要确认具体人格权的权能,而不管是一般人格权还是具体人格权,都具有较为丰富和复杂的权利内容,只有这样,才能更充分地体现私权行使和保护的需求,而侵权法显然不可能具体规范各种人格权的具体权能及其行使。而且,人格权法要规范人格权的取得和转让规范,如名誉权等需要通过实施一定的行为才能取得,肖像权和法人名称权也能转让,这些内容也无法为侵权法所包括。再次,人格权在行使过程中,常常会与其他权利发生冲突,如肖像权与肖像作品著作权、隐私与新闻自由、名誉权与舆论监督、人格权与公权力的冲突{5}2,需要人格权法确立解决冲突的规则,而侵权法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最后,为了维护公共利益、社会秩序等,有必要对于人格权作出一定的限制,如对公众人物人格权的限制、人格权权利不得滥用等,这些规则也不能在侵权法中规定,只能由人格权法加以规定。

   概括而言,侵权法和人格权法不同的性质和功能决定了前者不可能替代后者,我国《侵权责任法》的颁行虽然强化了对人格权的保护,但这丝毫不应影响人格权法的制定和颁行。相反,人格权法还能配合《侵权责任法》,共同实现对人格权的确认和保护。

    

   三、民法总则不能完全包含人格权法

   尽管我国具有支架性的民事法律已经制定出来,但因缺乏具有普适性的总则,导致我国民法体系性程度不是太高,极大影响了民事立法的科学化和适用上的合理性。故而,加快民法典的制定步伐,首先应当尽快制定民法总则。在民法典制定过程中,一些学者之所以反对将人格权独立成编,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是,人格权与人格制度不可分离,应当为民法典总则中的主体制度所涵盖{6},更具体地说,“关于人格权的类型和内容的规范应该安排在总则编‘自然人’项下,关于人格权的救济则应安排在侵权行为法中,人格权法不宜独立成编。”{7}这种观点的合理性在于强调了人格利益对于人格实现的重要性,且符合许多国家的立法状况,如《瑞士民法典》就是在第一编“人法”中针对有关自然人的主体资格问题,首先规定了有关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然后规定人格权的保护,从而将人格权完全置于主体制度中予以规定。尽管如此,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首先,该观点未能解释人格利益是否能够作为权利,并应当受到侵权法的保护。人格和人格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要使人格权能够受到侵权法的保护,必须使这种权利与主体资格相分离,如果人格利益不能形成为独立的权利,仍然为主体资格的一部分,则一旦其受到侵害,侵权法就不能予以保护,则受害人遭受的损害就不能得到补救,因此人格权受到保护的前提是必须与人格相分离。人格受到侵害就只能是具体的人格权受到侵害,而不是人格受到侵害,因为现代民法中贯彻主体平等的基本原则,不存在人格减等等人格受限制的情况。

   其次,人格权作为一种权利类型,应当置于分则中加以规定。诚如我国一些学者所言,人格即法律人格作为一种主体性资格,是主体享有一切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的前提。从这一点上,人格既不属于财产权,也不属于人身权,而是凌驾于二者之上的统摄性范畴,它理应被纳入民法典总则;而人格权仅仅是主体对自己的生命、健康、姓名、名誉等事实人格所享有的一种民事权利,它和身份权、财产权一样,只不过是人格(法律人格)得以实现和保障的一个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格权是具体的民法典分则的内容,将其纳入民法典总则显然不符合总则的统摄性要求{8}。没有人格(能力)就不能成为法律上的主体,当然不能享有人格权。人格的独立和平等,要通过对人格权的充分保障才能实现。因此需要首先在分则中确认公民法人所享有的各项人格权,然后通过侵权制度对各项侵害人格权的行为予以救济。这符合人格权作为民事权利的性质。

再次,主体制度无法调整各种具体的人格关系,具体的人格关系只能通过人格权制度予以调整。无论是公民还是法人,作为一个平等的人格进入市民社会,就会与他人形成财产和人格上的联系。这种人格关系显然不是主体制度所能够调整的,主体资格是产生人格关系的前提和基础,但产生具体的人格关系还要依据具体的法律事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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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暨南学报》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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