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殷弘:现代国际体系的起源——从体系与单位双重视野出发的论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79 次 更新时间:2014-10-17 08:3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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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殷弘 (进入专栏)  

   【内容摘要】通过对中世纪欧洲国际秩序及其原则的追述,从体系和单位双重视野出发考察现代国际体系的起源,我们发现,随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国际体系的崩溃,西方国际构造的重心发生了从意大利和地中海西移到北大西洋东岸的转移,全球性政治经济初露端倪;而现代强国的最初浮现与形成,则明显地具有它们作为最初的领土集中的现代民族国家这一根本特征。运用体系和单位双重视野,我们还可以获得如下认识:(1)使得现代国际体系的起源具有重大复杂性甚而曲折性的主要因素,相当集中地寓于与西欧现代强国并立的哈布斯堡"传统型半旧帝国";(2)在这起源时代若干萌发中的新要素,很大程度上规定了现代国际体系未来长期演进的基本方向和主要特征。

   【关键词】现代国际体系 体系起源 全球性政治经济 现代强国

   事物的起源往往特别重要和意义深远,因为这起源一方面最直接地关系到现象系统的重大质变,另一方面创生了某些历史"基因",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事态未来演进的基本方向和主要特征。就现代国际体系的起源而言,前一方面涉及对当代绝大多数国际关系研习者来说相当陌生的欧洲中世纪国际秩序与其衰微,后一方面涉及若干对于把握现当代国际体系至关紧要的核心性范畴。已逝的往昔甚为久远,导致有关史料相对稀薄,兴趣或关切相对淡漠,而大有助于历史理解的同代情感和经验更是完全缺失。因此,在现今的国际关系史学者中间,对其研习的最大对象--现代国际体系--的起源,了解最为薄弱。

   在讨论现代国际体系起源方面,国际关系理论家大多从体系视野出发,对全局性的体系结构模式较有认识,然而不仅他们对这结构的认识过于抽象,而且他们对体系内的单位的具体性质和具体行为方式更是所知甚少或知之甚浅。另一方面,国际关系史学家大多从单位视野出发,形成的理解和展示的图景与理论家们的相比在单位层次上丰富和准确得多,但缺乏足够的对总体结构和总体机理的揭示。不仅如此,面对现代国际关系的起源这非常丰富和庞杂的现象系统,无论是国际关系理论家还是国际关系史学家,在需要并且能够做出对总体性理解必不可少的提炼、浓缩和概括时,必然有种种不同的取舍和侧重,从而提供种种不同的"大解释",其间往往蕴含历史眼界的宽窄差异和思想水平的高低之分。

   鉴于上述论题意义和认识现状,本文将从概论中世纪国际秩序与其衰微开始,继而分别从体系视野和单位视野概论现代国际体系的起源。体系视野出发的考察强调的是,随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国际体系的崩溃,西方国际构造的重心从意大利和地中海西移到北大西洋东岸,全球性政治经济初露端倪。单位视野的考察集中在现代强国的最初浮现与形成,侧重于它们的一个根本特征,即最初的领土集中的现代民族国家。与此同时,本文还将指明那些使得现代国际体系的起源具有重大复杂性甚而曲折性的主要因素。

   一 中世纪国际秩序

   现代国际体系诞生以前,欧洲通行的是中世纪国际秩序,其根本特征是:(1)大量异质的政治实体间交织重叠的权力关系;(2)"统一的基督教世界"[或曰"基督教共同体"(res publica Christiana)]观念。天主教会、神圣罗马帝国、王国、封邦、贵族领地、自由城市等虚实不一、规模多样的实体盘根错节,互相间有着主要源于传统习俗的错综复杂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其政治权力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中没有哪一个拥有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即对境内人口和领土的至高无上、不可分割的管辖权利和统治权利,连同对境外其他政治实体而言的绝对的独立权利。然而,与这幅支离破碎、混杂相间的政治权力图景相反,在欧洲通行的最重要的政治和道德观念之一是"统一的基督教世界"观念。借用一部国际关系史经典名著的描述说,"从外交的观点看,(中世纪与现代之间的)首要差异在于1400年时西方仍然将自己想成是单独一个社会。基督教世界被极严重的内部冲突弄得七零八碎,被宗教分歧、教义争端和经久不息的战争--阶级之间、族民之间、宗派之间和国王之间的战争--搞得分崩离析。但是,拉丁基督教世界仍然自认为一个整体"[1](p16)。

   这种关于持有共同的天主教信仰的统一感,这种对于"基督教世界"实际结为一体的信念,不管其感觉和表达方式如何各自不同,不管欧洲内部的各种争斗如何激烈,构成差不多所有中世纪政治思想和活动的一个基本条件。不仅如此,现代人不易想象的是,基督教各族还多少自认为是"罗马人",不仅在地中海沿岸,而且在德意志、法兰西、英格兰、西班牙甚而北欧和东欧都是如此。然而,这同样缺乏任何政治体制与之对应;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威从来就相当有限,而且几乎每逢皇帝试图张扬之就变得愈加有限,直到最后大致只能涵盖少数德意志封邦的狭窄的世袭领地。

   作为中世纪国际秩序的较为明显的规范,在中世纪的最后阶段形成了某种类似于欧洲公法的东西。它们与大多数中世纪法一样,不是出自正式立法、敕令或条约,而是源于确立已久的习俗和被广泛公认的原则。它们由神学传统、封建传统和帝国传统合成(或者换句话说,由基督教传统、日耳曼传统和罗马传统合成),体现在教会法、习惯法和民法之中。教会法的国际功能除了垄断性地管辖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知识精英"--教士外,主要在于通过遍布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各级教会法庭,跨国地支配涉及到教义的大量法律关系和司法事务。此外,自11世纪往后,宗教法规学者们研究了许多后来被认为属于国际法范畴的问题,包括萌芽形态的主权定义、条约的不可违背性、正当的战争("正义战争")的条件、和平的维护与保障、中立者和非战斗人员的豁免等。习惯法的国际功能主要在于便利欧洲各世俗社会的共处和交往,特别是为商人和海员、骑士和领主等提供某些共同规则,以便在相应的范围内规范贸易、航海、贵族交往礼仪和战时行为方式等。出自罗马法的、由中世纪大学教师们解释的民法普遍地影响渐增。"在我们所说的15世纪国际法中,罗马法是最重要的成分,是(欧洲)大社会的法律外衣在不断被织制所依据的经线。"[1](p21)

   欧洲中世纪国际秩序与现代国际构造虽然有巨大差别,但也有一项非常基本的共同性质,那就是保持政治分裂。恒久的政治分裂是欧洲的独特之处,也是现代欧洲得以兴起和腾飞的关键之一,而这有其特殊的地缘条件。欧洲地形支离破碎,众多山脉与森林将各个人口中心隔离,而其气候从南到北、从西到东都有很大变化。部分地有赖于这样一种地缘特征,欧洲在16世纪开始后能够超越和压倒中华帝国、印度莫卧儿帝国、波斯帝国以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全球力量分布中取得绝对的领先优势。具体地说,第一,欧洲崎岖多变的地形减小了外部势力入侵蹂躏的可能性;第二,欧洲不同的气候条件有利于产出适于交换的种种不同产品,众多可通航的河流又促成了不同产品之间的交换,而周边环海这一状况则刺激了造船业和促进了海上贸易,并且最终导致欧洲沿海新的财富中心的确立;第三,欧洲支离破碎的地形大有助于保持政治上的分裂,而这对欧洲的崛起有关键意义:不存在任何统一的权威可以有效地阻止这一或那一贸易发展,不存在任何中央政府可以因其取舍安排随意使得某一产业在欧洲大范围内兴盛或衰败,也没有无所不在的苛税体系来对商人和企业家进行系统、全面的掠夺--正是这样的掠夺严重阻碍了欧洲以外各个帝国的经济成长。不仅如此,为维护生存与独立,欧洲各个分散的和互相竞争的政治实体竞相加强军备,繁荣的武器贸易大大刺激了军事技术在各国的发展,这既阻止了某一个欧洲强国能凭借绝对的军备优势建立大一统的"普遍帝国",也使得欧洲地区在军事领域取得了对于其他文明和实力中心的决定性领先地位。[2](chapter 1,section 4)

   "统一的基督教世界"观念由教廷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势权威所促成和表征。然而,随中世纪历史的推移,这两大势力相继衰落。首先衰落的是神圣罗马帝国。中世纪初期,它代表了对于往昔统一强大的罗马帝国的广泛记忆,在使基督教西方逐渐挣脱内部的蛮族混乱和抗击外部的异族异教威胁方面起了重大作用。然而,内乱外患的消退和西方的重新巩固导致它丧失了自身的主要存在理由,成为名不副实的空洞躯壳。帝国的衰落有助于教廷的兴盛,后者的精神权威和世俗影响随西方基督教化的愈益广泛和深入而愈见增长。"它越来越成为统一趋势的唯一代表。它从人对灵魂得救的渴求中吸取力量,而且随西方世界将此认作人的最崇高愿望,天主教会作为负责促进之的唯一实体优越于政治当局,成了一切组织中最重要的组织。"[3](p20~21)经两者间的长期暗斗和几度公开冲突,教皇终于压倒皇帝,除统揽精神权力外差不多享有至高的世俗权威,以至在十字军东征时代似有将基督教西方转变为一个统一的神权国家之势。

   然而特别就以后的历史发展看,真正大得益于这一争斗的是地方性的封建世俗统治者,他们得以从急欲获取其支持的争斗双方索取让步以加强自主性,从而促成了欧洲政治分裂状况的继续维持,[4](p57)并且终于进展为对于教皇权威的愈益坚决和成功的挑战。这方面尤其重要的是两个事件:13和14世纪之交,法王腓力四世因向法国教士征税问题与意欲建立世俗世界统治权的教皇卜尼法八世公开对抗;约25年后,上巴伐利亚公爵路易为反对教廷干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选举,与教皇约翰二十二世激烈争执。这两场皆以教皇败北告终的斗争显露了时代的一大潮流,从中甚至产生了可以称为法兰西和德意志民族主义之最初流露的某些文献。[5](p251~252,272)

   二 现代国际体系的起源:体系视野

   与其他许多基本的历史大事态一样,中世纪国际秩序的瓦解和现代国际体系的浮现是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很难定出细致明确的时间上的端点。但是,如果有必要确定一个既便利又可成立的标志性年代的话,那么多数历史学家和国际体系演变考察者都倾向于将其定为1494年。现代国际体系最初始于1494年,首先是因为现代国际体系不仅理所当然地被普遍认做中世纪国际秩序的取代者,还被广泛地认为是文艺复习时代意大利城邦国家国际体系的后继者,而这一体系分明毁于1494年法国入侵意大利。

   在某些基本方面,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国际体系是现代国际政治的某种雏形。它有着明确的地理界限,即亚平宁半岛,又有着富有特征的文艺复兴文化和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经济/技术方式作为其基本环境;它的组成单位是各个独立的意大利主权城邦国家,就此而言(亦就其共同的文化而言)是同质的体系成员;体系的结构是多极的,在其存在的大部分时间内五大主要城邦--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那不勒斯和热那亚--相互间权势分布大致均衡;在各城邦国家的相互交往方式方面,有着以常驻外交使节为最著名特征和最重要创新的、由此带有现代色彩的外交,还有大体规则化的频繁的贸易,连同常见的有限战争和干涉内政(包括其当时并非罕见的极端形态即颠覆);多面的甚或比较精细的国际规范也发展起来,其中比较著名的不仅是关于常设外交使节和外交方式的规范,而且还有某些关于大国局部协调和限制大国间战争的规范。[6](chapter 2,section 3)[1](chapters 5,9)

就其对现代国际政治的肇始的意义而言,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国际体系内的如下基本事态至关重要,即首先由马基雅维利的著作得到了影响深远的思想提炼和传播:在基督教观念碎为尘土、古典观念脱颖复出的环境中,从宗教和道德分离出来的"政治--一种早先被驱逐了的艺术--上升到至高无上的优越地位"。"由于在帝国衰朽、教廷乏力的时候不存在任何一套压倒一切的法则,在各政治单位中间便兴起了一种无法无天、冷酷无情的斗争……这一可怕的自然选择过程导致了五大国,它们由于没有能力互相摧毁,不得不在一种平衡状态中容忍对方的存在。于是,希腊体系或无论如何希腊化体系崩溃后的第一个国际体系问世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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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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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开封)2007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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