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顺:从认识论到意志论——西方近代哲学简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11 次 更新时间:2005-08-01 01: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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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顺 (进入专栏)  

  

  一

  

  关于西方哲学的历程,流行一种说法:古代哲学是本体论哲学,近代哲学发生了“认识论转向”(Epistemological turn),现代哲学发生了“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此说虽很时髦,但却未必确切。我们认为,西方哲学的两次大转向应该是:第一次是近、现代的“意识论转向”(包括近代的“认识论转向”、近现代的“意志论转向”及现代的“潜意识转向”三个阶段),第二次是现、当代的“符号论转向”(不仅有语言哲学,尤其是有更具一般意义的符号学)。简单说来,古代哲学的基本对象是客观存在,近、现代哲学的基本对象是主观存在(意识、精神),而现、当代哲学的基本对象则是处于主观与客观之间的一种“中介存在”——符号、尤其语言符号。哲学对象的这种“客体-主体-介体”的演变,可以简要列表如下:

  

  1.古代:本体论哲学………以自然客体为对象

  2.近代-现代:意识论哲学………以心灵主体为对象

  (1)近现………“认识论转向”………有意识

  (2)近现代……“意志论转向”………有意识

  (3)现当代……“潜意识转向”………无意识

   3.现代-当代:符号论哲学………以符号介体为对象

  

  本文尝试对其中第二次转向、即“意识论转向”的前面两个阶段——即西方“近代”哲学、包括“认识论”阶段和“意志论”阶段——进行一些初步的讨论。为此,有必要先对意识、精神或“心灵”进行一番简要分析。对人的心灵、意识或精神生活,可以依据心理学范畴二分法[i],分为“认知活动”、“意向活动”两类。认知包括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种,即经验的“感知”与逻辑理智的“思维”;意向同样包括感性和理性两种,即“情感”(情感是一种“感”)和“意志”(所以康德称意志为“实践理性”)。

  

  就西方哲学看,古代哲学的任务是“把握客观实在”,而近代、现代哲学的任务则是“把握心灵能否以及如何把握客观实在”。但是,这种“把握”并不仅指“认识”亦即认知的把握,还有意向的把握;也不仅指“有意识”的把握,还有“无意识”的把握。所以,这种转向与其说是“认识论转向”,毋宁说是“意识论转向”,也就是说,哲学从外向的对客观存在的探究,转变为内向的对人之自身意识或者精神、心灵的探究,这种探究绝不止于认知方面,而是涉及了意识的所有方面。

  

  西方哲学的认识论时代是从笛卡儿、培根开始的,他们研究人类意识的认知部分,尚未顾及意识的意向方面及潜意识方面,仅此而言,才可谓“认识论转向”。然而自康德开创了德国古典哲学,中经意志主义、生命哲学,一直到存在主义,则是一种意志论哲学或者意向论哲学。再者,此前哲学研究的基本上是心灵的有意识领域,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则是研究心灵的无意识领域的。至此,西方近代以来哲学把人的心灵或整个意识检索了一遍。

  

  本文试图说明:康德哲学结束了认识论时代,开辟了意志论时代;意志主义在德国的兴起决不是偶然的,此前的整个德国古典哲学本身与其说是理性主义的,不如说是意志主义的。

  

  二

  

  西方近代哲学直至德国古典哲学为止,确实是认识论哲学。我们知道,这个哲学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大流派。

  

  近代经验主义哲学是由培根开创的。在其著作《新大西岛》中,培根描述了一个科学技术主宰一切的理想社会。为了这个理想,他锻造了一种“新工具”,即经验归纳法。这本书的全称应该是:《新工具或关于解释自然的指导》。可见,如果说古代自然哲学的着眼点在于“解释自然”,那么培根的着眼点则在于“如何解释”;此即哲学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然而,与其说在培根心目中“知识就是力量”,不如说在他看来“经验就是力量”,因为在培根看来,“一切自然的知识都应求之于感官。”[ii] 经验归纳虽然意在提供一种从感觉经验中导致知识的“逻辑”方法,但其本身也是对人心灵的经验感知方面进行深入分析的结果。这就意味着他抓住了科学的两大支柱(即经验与逻辑)之一:经验或实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培根才被称为“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iii]。然而很有意思的是,培根的经验主义哲学是从批判怀疑论和不可知论开始的,但他开创的这个哲学派别后来却以怀疑论和不可知论告终。其实不仅培根本人,就是今天的论者也没有意识到,他的“四假象”说,正表明了感觉最终是靠不住的东西。经验主义企图通过感知去把握实在,到头来却发现实在并不买感知的账。这就是从培根开山、中经霍布斯、洛克、贝克莱、直至休谟的近代英国经验主义的滑稽故事。

  

  曾任培根的秘书、后成为经验主义一大代表的霍布斯,继续探索心灵的感知方面。但霍布斯在破除其师培根的“二重真理论”方面是彻底的,而在坚持经验论立场方面却是不彻底的:他虽然直捣唯理论祖师笛卡儿的先验“自我”,但自己也陷入了几何演绎法的唯理论;他对事物的“名称”之符号论性质的天才觉察,也是偏离经验主义立场的;他对物体性质所作的两种“偶性”(纯客观的广延和形状,带有主观性的感知“影象”)的区分,已预示了经验主义走向不可知论的方向。不过他基本上还是一个经验论者,例如,他那本著名的论证专制制度之合理性的《利维坦》也是从“经验”出发的(但也有一点值得一提,就是他注意到了“意志”问题,认为国家是“由人们的意志和契约造成的”)。

  

  洛克的《人类理解论》是经验主义、乃至于整个认识论研究领域的空前巨著。他第一次明确意识到了认识论的“问题”所在,是反思人的心灵的认识能力,“看看什么物象是我们的理解所能解决的,什么物象是它所不能解决的”。他首先进行“扫清道路”的工作,即对天赋观念论(“普遍同意”论、“理性发现”论)展开批判,由此导出其著名的“白板”说,为把一切知识置于感知经验之上“打定基础”。接下来,他详论自己的经验主义哲学:一切知识都是建立在经验上的;这些知识不外来自“内外两种感觉”;感觉提供“简单观念”,心灵把它们组合成“复杂观念”(从具体的感知到概括的“抽象观念”),进而把它们联接成表现为判断句的“知识”。然而,通过划分知识的三种等级(直觉、论证、感觉)、考察“知识的范围”,洛克不但偏离了经验立场,而且已经打开了通向不可知论的大门:“我们知识的范围不但达不到一切实际的事物,而且甚至亦达不到我们观念的范围。”我们只能获知事物的“名义本质”,而无法获致其“实在本质”或其“实体”[iv]。这种作为一切性质之支撑者的实体,颇似后来康德所说的不可知的“物自体”。

  

  贝克莱主教那个意在传教的“百慕大计划”虽以失败告终,但他通过哲学论证上帝的“百慕大计划”却相当成功;而实现这个“百慕大计划”的思想工具,正是直接继承于洛克的经验论哲学。人们过去总以为他是别有用心地利用了经验论,殊不知他的哲学实乃经验论发展之合乎逻辑的结果。作为宗教神学家,他敏感到“物质的实体从来就是无神论者的莫逆之友”,“我们如果把这块基石一移掉,则全部结构只有垮台了”[v],所以他首先致力于对“物质实体”的解构,证明那不过是一种“假设”;同时作为经验主义者,他进一步证明了“对象和感觉原本是一种东西”、“物是观念的集合”的命题;他那著名的“存在即被感知”的命题,最终宣告了由感知经验以通达客观实在是不可能的。

  

  贝克莱经验论的直接继承人是休谟。但是,如果说贝克莱的不可知论是要论证上帝的存在,那么休谟的不可知论则是怀疑经验以外的任何“实在”的,这种彻底的怀疑论,连“上帝”乃至“自我”这样的存在都在怀疑之列。这种彻底的怀疑论,其实正是彻底的经验论;相形之下,过去的经验论都是不彻底的。可以说,休谟才是最早一个“拒斥形而上学”的哲学家。实际上,休谟所提出的下面这个问题,从此成为哲学史上最引人入胜、以至于成为此后哲学发展的一大动力的课题:“我们借什么论证能够证明人心中的知觉是由和它们相似(如果这是可能的)而实际完全差异的一些外物所引起呢?”[vi] 许多哲学家力图回答它并自以为回答了它,其实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问题(关于“实践”是否证明“实在”,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康德后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其实没有完全超出休谟当初的思路,就是:关于“实在”或者“上帝”之类的问题,不是一个认识的问题,而是一个信仰的问题。

  

  从培根到休谟,经验论哲学对心灵的感知能力进行了越来越深入的分析,但最终却宣告了由感知经验以达至客观实在的不可能。另外一条可能的思路,则是由理性或理智以把握实在的路线,那就是唯理论的方式。这一派对心灵的理知能力进行探索,但最终也不能解决把握实在的问题。

  

  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由笛卡儿开创。笛卡儿称自己的哲学为“实践哲学”,但他的“实践”却不是肯定、而是否定自己的意志的,“只求改变自己的欲望,不求改变世界的秩序”[vii]。他把这种“形而上学”视为人类知识之树的“树根”,并把它植根于“理性”之中;为此,他对心灵的理性认知方法进行了深入的探究。他用数学式的精确的逻辑演绎法,由“自我”心灵的存在,推演出一切实在的存在,充分展示了人类理性的力量。然而从笛卡儿开始,一切理性主义其实都是建立在非理性的基础之上的,尽管他们未必意识到或愿意承认这一点:他们的逻辑推演确实是很理性、严密、精致的,然而这种逻辑推演的最初前提却是一点也不理性的;准确的讲,他们的逻辑前提是直觉的。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这条所谓“不证自明”的公理,不是不愿“证”,而是无法“证”;它是直觉的产物。他从怀疑一切开始,找到了那条唯一无可怀疑的命题,这说明什么?说明唯有直觉才是无可怀疑的。“除了通过自明性的直觉和必然性的演绎以外,人类没有其他途径来达到确实性的知识。”[viii](笛卡儿认为“自我”的存在是“清楚明白”无须证明的,但这一点对于正在“梦蝶”的庄子来说则是大成问题的。)由于直觉比演绎更根本,这种理性主义毋宁说是一种直觉主义。这就是一切唯理论的永远不可抗拒的宿命。进一步说,“直觉……是由澄静而专一的心灵所产生的概念。”[ix] 可见直觉的结果其实本是“先验”的东西或曰“天赋观念”。 这就需要上帝出场了,难怪笛卡儿首先合乎“理性”地推出的是“上帝”的客观实在,这与中世纪神学家安瑟伦的“本体论证明”绝无两样。

  

  斯宾诺莎的唯理论比笛卡儿的更极端,他是用严格的几何学的逻辑演绎法来建立他的“伦理学”体系的。他申明志在“尽力寻求一种医治理智并且纯化理智的方法,使理智可以正确圆满地认识事物”[x],并为此首先写成了《理智改进论》。这表明他的哲学是要为认识自然而首先认识、改进理性本身。而在他看来,“理性”思维的典范就是几何学的方法。然而就对心灵的理智能力的考察而言,斯宾诺莎较之笛卡儿并没有根本性的突破。他仍然是把认识建立在理性基础上,进而把理性建立在直觉基础上:“除了真观念(即直觉—引者注)外,还有什么更明白更确定的东西足以作真理的标准呢?”[xi]

  

  微积分和数理逻辑的创始人莱布尼兹对“单子”或“灵魂”的“知觉”和“表象”能力的探究,实际上也就是对心灵的理知能力的研究。单子相互之间的这种“知觉”虽有一定的经验主义色彩(所以他有所谓“大理石纹路”说),但本质上还是理性主义的;例如他称构成人的灵魂的“第二级单子”为“理性灵魂”,就是继承了伯拉图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单子之间的那种“前定和谐”,表明理性能力不是经验的结果,也就是说,那是一种先验的能力(此乃是上承笛卡儿、下启康德的观念)。总之,莱布尼兹的思想有如他的一篇名文的标题:《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然和神恩的原则》。所以,他与经验论者洛克展开论战;贬低经验论的“事实的真理”,推崇唯理论的“推理的真理”。然而“单子”作为真正的“实在”,恰好不是“推理的真理”,而是一种预设的“信念的真理”(首先相信实体应具有“能动性”或“力”的能力)、乃至“类比的真理”(与当时列文虎克等人的生物学结果类比)。

  

  总之,唯理论对心灵的理知能力进行了精湛的分析;但也同经验论一样,未能通过理性达至客观实在;他们所达到的,原来是某种先验自我的直觉(对于理性主义的最终必然导致直觉主义,人们尚无明确的意识)。经验论与唯理论对“实在”的证知的最终宣告破产,表明了对实在的把握本来并不是一个认识的问题。对此,马克思《费尔巴哈论纲》评论道: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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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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