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少明:经典解释与哲学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2 次 更新时间:2014-10-08 11:4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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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少明 (进入专栏)  

  

   经典解释学不一定是哲学史研究,但时下推动这一学术方向者,则多同哲学有深刻的渊源。至少,从汤一介先生的呼吁到《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等刊物发表的相关专辑,可以加强读者在这方面的印象。这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疑惑:难道以往“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对象就不是经典?虽然我仍未读到对此进行质疑的文字,但这种怀疑很好理解。事实上,即使支持经典解释学发展的人,也未必都对这一区别或转变有自觉的意识。这从经常有人在新名词下重复老套路这种现象就看得出,毕竟学术也有时髦的问题。

   要理解经典解释学与哲学史研究的区别,得从"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史说起。现在大家都知道,作为一个学科的"中国哲学史"不是传统文史或经子之学的自然延伸,典籍中连"哲学"这个字眼都难找到。它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近代中国学者在西方哲学(特别是其近代哲学)的示范下,对中国传统的经子之学进行剪辑、改写的产物。其作用在于,从深层次上找到比较或沟通中西文化的学术途径,以及在现代性的条件下为中国文化的前景进行定位提供论说的方式。至于如何通过哲学史的学习来推动哲学创作的问题,则不是它的初衷。结果是,在以认识论为主题的"自然之镜"的对照下,中国传统中没多少值得称道的东西可发现。从胡适、侯外庐到任继愈等的著述,很难让人感受到古典中精彩的一面。任何读流行教科书的人,再读原著时一定会有对不上号的印象。这导致"中国有哲学吗"的疑问的重新提起。从哲学史研究走向经典解释学的人,具有摆脱上述困境的意图。两者的差别,不是体现在阅读对象,而是思考方式上。

   那么,是回到传统经学吗?也不然。传统经学指关于儒家经典的学问,范围不包括在中国文化中影响深远的道家与佛教,以及诸子之学。其研究方式依历史的发展而形成三种不同的学术或形态,分别为经世、考据及义理之学。在"五四"之后的后经学时代,以今文经学为代表的、对传统政治进行合法性论证的经世之学急剧衰落,而以乾嘉汉学为代表的考据之学同以讲义理为专长的宋明理学,则分别汇入现代史学中的古典文献学及现代新儒家哲学。今日兴起的经典解释学,从视野上看自然不应局限在儒家经学的围墙之内,儒道释及诸子都是这个传统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在方法上当然包括,但又不应停留在古典文献学上。如果经典解释学只是古典文献学,那"五四"以来,在胡适派的影响下,又得益于考古学的不断发现,这一方向从未中断,从而也就无须专倡。同时,古典文献学以经典为文献、史料,不一定得回答经典的思想意义问题。现代新儒家如牟宗三致力于诠释儒家经典文本的思想内涵,方法是借助于西方尤其是康德哲学框架对之作新的表述。这是把经典解释同哲学研究结合的重要创获,但是,这也只是心性论的翻新而已。

   用经典解释学代替传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不是(或不应)疏离哲学,相反,如果出发点在于从中挖掘新的思想,那更需要哲学。不过,那得在另外的层次上理解哲学的涵义。我们可以从外部与内部两个层次,观照经学的思想蕴涵。从外部看,则要把经典解释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来反思。进入内部,则可以研究经典文本所体现的生活方式。

   经典文本是那种提出人类精神生活中某些根本性的问题,同时给予某种原创性的论述,从而启发后人不断去领会或讨论其思想含义,由此形成重要的思想传统的作品。但是,单有原创性论述的文本,并不能保证成为经典,只有不断被解释、特别是被进行同样有原创性的解释,由此而被传播、被尊奉,才有经典的地位。如果没有被讨论与解释,无论《论语》还是《老子》,都不会是多少人顶礼膜拜的经书。中国思想史上许多重要的思想创获,就是通过对经典的解释而实现的。而对经典进行原创性解释的作品,本身也可能成为经典,如魏晋玄学中王弼的《老子注》、郭象的《庄子注》,宋明理学中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皆是例证。中国文化中,经典不是单数,而是群经,经与经的功能不一样,地位也有差别。但这种关系却不是固定不变的,汉人重五经,宋人则重四书,经典地位的变化,正是解释的力量造成的。因此,研究经典解释的传统,注意力不能只集中在对原典的诠释上。解释这一现象,包括经书与解释的关系,解释的创造性如何体现,解释对文化传统形成的影响等等,更是值得探讨的问题。用黄俊杰教授的说法,这是"第二序"的研究。

   中国文化中,无论儒道释,不仅经不是单数,而且体裁是多样的,有诗、有史,有言、有论。从解释学的观点看,不同的文本类型需要不同的解释方式。诗、史有别大家都知道,言、论之分则得分说。言指对话体,如《论语》(包括各种语类或传习录之类),论则指论说体,如《大学》、《中庸》或《荀子》。区别在于,论是作者观点的系统表述,同时没有特定的受众,而言则是对话者之间的问答或辩难,对话者的身份与语境是理解语义的重要条件。从言语行动的观点来看,对话就是处事。故言与史相通,都有人物、有情节,都是"事"。经典所记述的事,就是古典生活方式的直接呈现。把言归入事而非归入论,表面上看,是移离哲学的视野,其实不然,这是对哲学的古典形态的一种贴近。平心而论,如果从近代西方哲学那种系统论说的眼光来读《论语》,其感觉即使不是不成体统,也是卑之无甚高论,但这种读法当然不得要领。《论语》作为儒门第一经,其要义在于"教",它是孔子与学生对话的记录。经验告诉我们,教养的形成不是从理论入手,而是在尊者、贤者的言传身教下耳濡目染的结果。而教养的目标,有深度的高尚或有魅力的人格所包括的各种道德特质,也不是一个原则中演绎出来的,无法形成像当代规范伦理学那样的理论,而规范伦理学并不能代替传统德性伦理的思想功能。因此,研究《论语》的思想意义,同研究其中所体现的生活方式是分不开的。对其它立言的经典作品也一样。从记事经典中研究生活方式的哲学问题,是另一层次的哲学研究。

   研究经典解释的传统与作为生活方式的经典,是我在展望经典解释学的前景时特别想提出的期望。不是说,传统的经史之学就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内容,但它缺乏一种系统的论说,从哲学的立场上也可以说,没有完整的理论。严格的学理说明,当在对它有充分的研究之后,但先把它提出来,以示努力有自觉的方向很重要。

   不消说,今日经典解释学的兴起,有西方哲学特别是解释学近20年传入中国的背景。西方也有它的经典解释传统,包括宗教与哲学两方面。怀特海就说,一部西方思想史也是柏拉图观念的注释史。与中学相比,西学不仅同样有经典解释的实践,更有丰富的解释理论。西学有深厚的述理的传统,解释理论本是为解释实践服务的,但顺理论的逻辑,附庸蔚为大国,竞变成自立的学科。不但有方法论,而且有本体论,哲学解释学即循此而来。西方解释学是多种多样的,近日刘小枫引介的施特劳斯的政治解释学就别具一格,大异于伽达默尔或利科的路向。以西方解释学为参照而发展着的中国经典解释学,究竟要发展到那个层次,现在无从断定。也许不同的学者有自己不同的心愿,不过有一点需要我们警觉,就是已经出现望文生义侈谈解释学的现象。弄不好,它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大箩筐,什么东西都可往里面装。

   提倡经典解释学不是排除哲学,而是放宽哲学的视野,赋予它新的含义。从西方哲学史看,哲学从来就没有固定的研究对象,也未必有套各家各派都首肯的知识系统。用近代理论哲学的眼光衡量古希腊哲学,也可能很成问题。哲学的灵魂在于寻根问底的态度及相应的理智探索的思想方法。一种学问是否是哲学,不在于它是否使用现成的哲学概念或讨论了既有的哲学理论,而在于它是否具有深刻透视经验现象,激发思想的热情的作用。现代西方哲学中的许多流派,其实就是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学、历史学,以及自然科学的深入而激发起来的。显而易见的,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托马斯·库恩的科学史观点,等等。如果我们对经典解释的传统,对古典生活方式有足够深刻的反思,同时展现出足够精深的分析、论证能力,也有机会在此开辟新的哲学论域。如此看待哲学,既表达了哲学在经典解释学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信心,也意味着哲学不能垄断经典解释学。在古代文史不分的传统中,文载道、史也载道,如果道也是现代哲学关切的目标,那么,这样的经典解释学正是提供恢复文史哲对话、协作,从而激发人文学术新的活力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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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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