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徒手:六七十年代北京地名修改内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00 次 更新时间:2014-09-05 21:3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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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从现存的档案来看,1965年已经开始显露修改地名的苗头。其中最为瞩目的一件是,曾长期潜藏在国民党军队的中共秘密党员、率部起义将领张克侠时任林业部副部长,他具名向中央建议更改北京市以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三人名字命名的街道名称。张克侠与张、佟、赵曾有西北军同僚之谊。中央内务部接信后,召开部办公会议研究,以1951年12月19日政务院“不应以人名做为街道名称”的指示为由,同意张克侠的意见。1965年2月10日内务部发函致国务院周荣鑫秘书长并转呈周总理,指出上海市已将此类街道名称改掉,北京、天津市仍保留未改,拟请总理考虑批示北京市和河北省人民委员会予以更改。

   周荣鑫2月22日将此报告批转给北京市常务副市长万里阅处,万里25日转给副市长吴晗:“吴晗同志,此意见我同意,请酌定。”吴晗即在28日此公文上批道:“同意更名,请规划局提出意见,报人委决定。”市城市规划管理局接报后,与相关部门研究确定,将三条路均恢复原名或委婉改名,“张自忠路”恢复原名“铁狮子胡同”或与“地安门东大街”合并,“佟麟阁路”恢复原名“南沟沿大街”或因紧挨民族文化宫拟改为“民族大街”,“赵登禹路”恢复原名“北沟沿大街”或因南段有政协礼堂拟改为“团结大街”。此份报告还是谨慎地提醒到,“这三条街名是解放前已有的名称,据了解是国民党西北军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阵亡的三名军官的名字,改名后是否对统一战线的部分人士有影响,我们考虑不好,报请审查批示。”

   报告送上后,市规划局还去信询问市人委主管文教事务的副秘书长李续刚,李答复说:“暂不复,现还没定下来。”市委宣传部部长李琪表态说:“先不改。”此事在文革前是不了了之,各单位借故拖延,没有下文。涉及统战问题,高层领导下决心前难免有些含糊。

   但是1966年8月文革火热展开之际,新市委和市委机关群众组织马上向中央汇报:“据初步查证,张自忠、赵登禹、佟麟阁等人均非抗日英雄。”一夜之间,“张自忠路”改名为“工农兵东大街”,“赵登禹路”改为“中华路”,“佟麟阁路”改为“四新路”。直到1972年初整顿街道名称,又借机降低了相应的革命色彩,恢复原本的地理特征,“张自忠路”不用“工农兵东大街”之名,并入“地安门东大街”。主事者又嫌“赵登禹路”之后的“中华路”路小名大,拟改为“白塔寺东街”,而由“佟麟阁路”变身为政治色彩浓郁的“四新路”,这回就直接改为“民族宫南街”。

   二

   1964年起,北京市花费一年多时间,曾经进行过全市范围的街道名称整顿活动。对四个城区的三千五百九十条街巷逐一考评,整合后四城区街道名称留有二千九百九十四条,对带有封建迷信、庸俗及重名的街道更改了约百分之四十,意在清除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的毒害,修改了诸如思王庵、缠脚湾、狗房庙、八王坟等名称,并登报公布,立柱树牌,汇集整理成册。

   即使在那样严酷的形势之下,市委对街道名称的变换还是持慎重的态度。李琪在1965年2月30日一次会议上表示:“旧东西适当保留,有好处……忠孝之类的名称我们也用,孝顺父母,忠于人民。丞相胡同可以不改。”他还明确认为:“红旗、跃进、人民、东风、火炬、向阳等空洞的抽象的政治口号、政治名称不要用,革命的节日、革命的事迹也不要用在街巷名称上,用不好倒麻烦。”

   李琪等领导的适时表态一时降低了修改地名的热情,但是更换地名的请求还是经常发生。譬如1965年6月市整顿门牌工作组刘生鑫向市道路命名领导小组组长吴晗、副组长李续刚汇报,建议把“石驸马大街”名称改一改,但吴、李以“石驸马大街是纪念三一八学生运动的地方”为理由,不同意更改,也不让提交市人委行政会议讨论。提意见者愤怒地指责说:“我们北京作为现代马列主义的中心、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为什么要给他们这些寄生虫立碑?这难道是政治挂帅的思想表现吗?不是,分明是对抗。”他们建议把石驸马大街改成“三一八大街”或“黎明街”,甚至取邻近的“鲍家街”谐音,更改为“报佳街”。

   对于此次整顿地名的效果,成立于1966年6月的新市委评价极低,认为是“敷衍了事”:“前市委修正主义者,慑于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形势,曾于1965年采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对城区街巷名称进行了一次换汤不换药的‘整顿’。虽然在广大群众的舆论下也改了一部分名称,但很多并未脱离原来基础,仍将原来的名称体系保留下来。”

   对地名的政治挑剔,对吴晗等市领导不作为的不满,已经是北京主事机构内部酝酿已久的一种情绪,到了文革爆发之时已是按捺不住。1966年6月1日市整顿街巷工作组李如琴、张祖恩、程惠兰、常宣琦写信给市人委办公厅,揭发了李琪、吴晗的罪状,信中写道:“千万不要让封建迷信的东西继续阻挡我们人民前进,继续影响下一代,千万不要花了这么多经费,动员那么多人力物力,整顿了街巷名,仍然是为封建反动的残余势力服务。”

   三

   1966年6、7月间,新市委执掌大权后,北京市文革运动汹涌奔流,新起的学校红卫兵组织、单位造反组织都不约而同地要求改革不适合时代潮流的已有地名。市人委在1966年9月14日致国务院、市委的请示报告中,回溯了当时的狂热氛围:

   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首都的红卫兵和广大革命群众,在破四旧立四新的革命风暴中,对北京的街巷名称提出了许多革命倡议和意见,要求把一些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色彩的街巷名称,改为具有革命意义的名称,使首都的街巷名称充分反映出社会主义时代的精神面貌。

   报告中称,在讨论街道名称的活动中,红卫兵和广大革命群众认为城区四个区是首都的心脏,应该“红满城”,拟将西城区改为“红旗区”,东城区改为“红日区”,宣武区改为“红卫区”,崇文区改为“红光区”。海淀区大专学校最多,是文革的起源地,改为“文革区”。丰台区是二七大罢工策源地长辛店所在地,改为“二七革命区”,石景山办事处改为“井冈山办事处”。唯独没有改动的是最符合时代精神的“朝阳区”,这是五十年代刚刚起名的东部新建工业区,这也意味着除朝阳区之外的所有城区名称都要面临变动。现在坊间流传,当时要把北京市改为“东方红市”,但从现有开放的档案中尚未发现此议。

   涉及城区二十三条主要街道名称的改动,市人委宣称已有了全盘的考虑,报告中不断重申是“经过红卫兵、工农兵和革命群众的广泛讨论”,从城区的方位一 一对应了中国革命历史的关键词语。将横贯首都中心的东西长安街、建国门与复兴门内外大街拟统一命名为“东方红大道”,以体现新中国首都的政治地位;东方红大道的东边道路拟定为“长征路”,西边道路因军队大院居多而叫“解放军路”;沿东方红大道的两侧道路,将依中共党史中做出特别贡献的地方来命名,如瑞金、遵义、延安等,报告强调将以此“构成为一条革命历史的红线”。最为宏大的提法是,要把前门至南苑的道路命名为“共产主义大道”,市人委做了如此高昂的阐述:“显示广大工农兵群众和红色革命接班人,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沿着共产主义大道奋勇前进。”

   报告中附有图示,清晰标明环绕中南海的一些主要街道的拟定名,如鼓楼至景山北墙为“总路线路”,府右街为“韶山路”,西什库大街为“集体化路”,景山东街为“代代红路”,西四至新街口为“红旗路”,东四至雍和宫为“红日路”,珠市口至马连道为“红卫路”,王府井大街为“人民路”等。图例中还留有几条线路空白,表示“尚在征求意见之中”,如“大跃进路”(地安门东大街)、“人民公社路”(地安门西大街)、“必胜路”(西交民巷)、“大庆路”(东环南路)等。

   这个送达国务院的报告只是集中关注了中心街区的变动内容,全市更大面积的地名整顿情况并没有得以及时呈报。更为混乱的修改地名的趋势还在延续,狂热之中的领导机构和红卫兵组织对路名修订之事投入极深,市委一再强调“要进一步充分依靠和发动群众做好命名工作”,竭尽全力要“路名大革命,全城一片红”。事件达到高潮时,市人委会于1966年9月23日正式上报国务院,转告红卫兵和来访的革命群众的两条紧急建议,一是请毛主席给“东方红大道”和“共产主义大道”两条新命名的大街题字,要求能在国庆节以前把毛主席题字的路名牌制作安装;二是请国务院迅速批示北京市9月14日报送的“第一批主要街道命名方案”,以便在国庆节前安装一批新命名的路名牌。

   从事后来看,毛泽东并未答应题写路名牌,而且国务院也没有彻底同意北京市第一批命名方案的全部内容,像西城、东城、宣武等区名还是照常保留下来。

   四

   据1974年11月14日《关于整顿城近郊区街道名称的材料》透露,文革初期红卫兵把北京412条街道胡同改了名,占全市街道、胡同总数的8.6%。对这样的举动,市人委部分领导还是多少有些担心,新市委处理之时也有几分踌躇。

   1966年6、7月,在红卫兵的参与下,主事机构一边批判前市委的不作为,一边加快整顿路名工作的进程。李续刚对此颇感忧虑,认为办事过于仓促反而会使工作难于圆满,他于7月2日致信新市委牛连壁、万里:“这项工作很复杂,北京的庵、观、寺、院、旧官署、古人命名的街道很多,划清又更改是一件好事。但是工作量很大,拟出这么多街道的新名颇不易,需要开很多会,征求很多人的意见,还要有个强有力的班子。原来办公室的人(主要是公安局交通处的人)也不完全胜任。我的意见,这件工作时间关系不大,是否:(一)尚未进行的制定路牌的工作先停下来(免得需要再改时造成浪费);(二)等待运动高潮过去工作一切就绪后,腾出手来再搞。”新市委相关负责人牛连壁同意此意见,他在信上批阅道:“暂时停下来,待以后有力量时再搞。”

   但是,修改地名的气势已经无法阻挡,李续刚自己觉得近期拟出成千上百个新地名“颇不易”,事实恰恰与此相反,各城区纷纷上报修改材料,争抢热门的红色用语做地名,以致于重复的名称大量出现。市人委1966年12月7日称,截止11月7日止,各区共上报街巷名称一千一百零七个,经过平衡,发现各区相互重复的有四百一十七个,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市委甚至为此提出,各区要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协商处理。市人委在当年年底致国务院的一份工作报告中也透露,由于有不少街巷地名,群众已经自动命名,重复甚多,目前正在忙于统一平衡。

   最受人们推崇的街巷名称应是具备红色、东方、蓬勃、群众等特征的革命性词语,各城区争先恐后地申请标注,根本不考虑历史缘由、地理方位信息及群众习惯,谁先抢注谁就占先。下列这些街道名称都是文革初期政治风云的快速产物,由政府部门先后批准发布,可以涵盖北京全城新地名的种类和特点:“育红路”(景山东街)、“四季红路”(大羊房路)、“宇宙红路”(百万庄大街)、“红光路”(珠市口东大街)、“东红路”(酒仙桥路)、“红电路”(广宁路)、“普红胡同”(西老胡同)、“永革路”(台基厂大街)、“永进路”(黄寺大街)、“霞光街”(东黄城根北街)、“光明路”(夕照寺街)、“向东路”(车公庄大街)、“赞东街”(东马尾帽胡同)、“曙光路”(天坛路)、“志远路”(北洼村路)、“炬辉路”(北蜂窝路)、“智勇路”(晋元庄路)、“秋收起义路”(马家堡路)、“大寨路”(东环北路)等等。

最为省事的办法是以一个革命化的新名称替换一大片胡同名,譬如东城区决定从东单二条到前炒面胡同,按顺序改名为瑞金路头条至三十条;从大甜水井胡同到菜厂胡同、锡拉胡同、东厂胡同,列为人民路一至九条;从交道口南头条开始,相隔分司厅、谢家、车辇店、灵光等胡同,一律改为大跃进路头条至十五条;从南锣鼓巷、福祥胡同、蓑衣胡同到帽儿胡同、黑芝麻胡同,一连串最具老北京风味的胡同名统一变更为辉煌街头条至八条;西银丝胡同到缎库、飞龙桥、灯笼库、文书巷、骑河楼、草垛胡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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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炎黄春秋201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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