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寻寻觅觅五十年 从学思考到不读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00 次 更新时间:2014-07-16 19:4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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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经济解释》全四卷要合并出精装收藏本,本文是收藏本序言的前半部。)

    

   “经济解释”一词在百度的中文世界出现过一百一十万次。是“精算”,即是那四个字要一起相连才算。在中文世界的经济学术语中,此词出现的频率是遥遥领前了。鱼沫吹秦桥,老人家大声疾呼了多年终于见到一点效果。

   一九七三年,我在西雅图华大提出Economic Explanation这个书名,同事们一致说好。一九八九年在《香港经济日报》以该名写书,直译为《经济解释》。写了十二期,母亲病倒,停笔,二○○○年初续笔,写了两年,得三卷,因为事忙写得不称意。二○○九年底再写,四年多后得四卷,字数多了一倍——这次是称意了。

    

   思想传世非常困难

   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但为了创作一个人有时愿意付出很大的代价。说要满足科斯的一厢情愿,把他认为是好的经济学在中国搞起来,可能只是托词。感受上,彷佛要尝试一下,自己可以做到的最好的学术作品究意是怎么样的。《经济解释》全四卷,这里合并出版的,回答了这个问题。

   经济是老人的学问,从事者可以写到很老。然而,到七十八岁才写出自己最重要的经济学论著应该是个纪录。熟知我的经济论著而又懂中文的朋友,一致认为这四卷《经济解释》是我最重要的学术作品。他们又说这作品超越了古人。我的回应,是经济思想究竟有多重要很多年后才知道,自己不会活那么久。历史无情,思想不是实物,要传世十年八载也艰难。经济思想的传世机会比不上画作因为后者是值钱的实物,比不上小说或音乐因为一代一代的人喜欢听同样的故事或曲调,比不上李白或苏东坡因为经济学者没有他们的文采。有创意而又有用途的足以传世的思想很难遇上。

    

   有天时地利的协助

   话得说回来,如果一个经济学者希望自己的思想传世,他不可能找到一个比我遇上的更有利的时代与更有利的地方。斯密的《国富论》写于英国工业革命发展得如火如荼;马克思的《资本论》写于该革命惹来贫富分化;凯恩斯的《通论》写于举世经济大萧条。然而,从人类历史看天下大势,这三段时期皆比不上中国开放改革那么重要。

   时来风送滕王阁,一九七九年我开始跟进中国的改革发展,该年写下自己第一篇给同胞们读的关于产权与竞争的中语文章。从那时到今天,跟进中国的发展我没有中断过,用中文下笔写了几百万字。从来不敢说我对国家有什么影响,但国家的发展影响了我的经济思想是肯定的。比西方的同事多看了一个世界,尤其是中国经改初期,新奇古怪的现象天天有,每隔几天思如泉涌。这些不断的冲击使我为修改经济理论与概念的细节天天到处跑。不知就里的朋友说我放弃了学术,但结果是这本厚达千多页的《经济解释》。

   阿尔钦对我影响最大

   如果要我举出一个对我的经济思想影响最深远的人,那是非老师阿尔钦(Armen A. Alchian)莫属了。是阿师的教诲,1964年我蓦然惊觉,除了解释现象或行为,经济学的整体没有其他好去处。阿师看世界永远像小孩子那样看,对琐碎事物的提问永远本着小孩子的好奇心,提出的问题永远是浅得像一个脑子没有发育得好的人。我是因为答不出他的浅问题而知道做学问要从最简单的层面入手,然后一层一层地加上变化。

   当年洛杉矶加大每年只有两个学期,我重复地听了阿尔钦七期。他从来不用讲稿,不分题材,极少在黑板上画些什么,只是行来行去地自言自语。只有一次他给同学们看一纸残破不堪的读物表,但几分钟后叫同学们不要读。每有同学问及某名家的大文时,他喜欢回应:你相信他说的吗?

   是我之幸,聆听阿师之课时我已经选修了研究院教的所有理论课程,技术性的,成绩冠于同窗。我是因为听不懂阿师的“浅说”而知道学问的真谛是另一回事。

    

   际遇神奇学思考

   想当年,在加大苦学之际,那里的经济系是最强的时期;后来一九六七年到芝加哥大学作博士后,又是该校经济系的最强时期。我不是个懂得尊师重道的人,但这两家大学的大师都喜欢教我。没有其他学子,不管是美国的还是外国去的,曾经有像我那么幸运的学经济的际遇。跟大师交往而学习与读他们的作品是两回事:前者我可以远为容易地学得他们怎样想。科斯曾经说我吸收了多位大师的思考、推理方法,不是仿效,而是占为己有。科斯又说我也学会了他的思考方法。就是历来少写文章的戴维德的思考方法我也学会了不少。

   往事依稀。记得在加大时,某晚旁听赫舒拉发的课,他突然问:“史提芬,你旁听了我那么多个学期,难道我的经济学你还没有学会吗?”我回应:“你的经济学我早从你写下的文章学会了。不断地听你的课是要知道你怎样想。”赫师显得很高兴。

   可以这样说吧。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对古典与新古典的多家论著不仅读得熟,更为重要是得到多位大师的指导,对传统经济理论的不足处也有了相当的体会。好比私下间从几位大师听到传统的公司理论一无是处,有时简直破口大骂,但在课堂上他们不会那样说。这样的学习经历,加上一九六九年回港渡假时发觉自己学得的,对很多琐碎现象没有满意的解释,我于是决定不再读他家之作、专注于在基础的理论与概念上作修改与加上变化。

   这里要顺便一提。不少人认为我在经济学上的创意超凡,应该不对。我的所谓“原创”思想大部分是从师友的闲谈中“偷”回来的,虽然喜欢感谢来源,但往往感谢不了那么多。可幸的是,师友们没有一个介意我“盗”用他们的思想而大事发挥。我不是个先知先觉的人,但后知后觉得快,可以在几分钟内推到很多没有人想过的地方。可能因为有这种胡思乱想的本领,当年的师友喜欢跟我研讨。

    

   不再读书的原因

   一九六九年起我不再读他家之作。这行为八二年回港任教后多受批评,反映着中、西为学之道有别。在此之前的西雅图华大,诺斯、麦基、巴泽尔等人知道我选择不读不仅同意,且往往鼓励。他们知道传统的经济理论有很多问题,认为我是个可以全面革新该传统的人选。我自己当时的想法,是书永远读之无尽,求学有读书的时候,也有思想的时候,思想时可以不读最好不读。市场与非市场的不容易解释的琐碎现象无数,我要多到真实世界观察才可以把学会了的有无数问号的理论修改。我也察觉到虽然科斯因为解通了「外部性」的密码而名扬天下,但事前他没有听过外部性这回事!再者,以我自己的佃农理论为例,要是读过前人之说我不会想出自己的分析。

   一九六九是四十五年前,那么久还在经济学打转的行内朋友中,读他家之作最少的应该是我:基本上我一概不读。这不是说我不知道经济学发生着些什么事。美国的朋友常有联系,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们总要知会一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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