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中:欧美宪法社会学比较透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0 次 更新时间:2014-06-16 09: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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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宪法社会学是关于宪法的社会学研究,是宪法学与社会学交叉融合的产物,旨在发现人类政治生活中的真实规则。在欧洲和北美,宪法社会学已经形成了多元化的学术传统。其中,德国的宪法社会学侧重于从政治与历史的角度切入,偏好史论结合,思辨色彩浓厚。法国的宪法社会学具有客观的、旁观者的叙事风格。英国的宪法社会学打上了判例法或不成文宪法的痕迹,致力于素描一部活生生的宪法,仿佛人类学家的调查报告。美国虽然承袭了英国的判例法制度,但美国的宪法社会学透出强烈的现实主义意味,宪法背后的经济关系、利益格局得到了凸显。梳理欧美宪法社会学的学术传统,比较欧美各国宪法社会学的不同旨趣,有助于为当代中国宪法社会学的稳步发展提供理论与方法论上的启示。

   关键词:  宪法社会学;学术传统;法社会学;比较研究

    

   宪法社会学是关于宪法的社会学研究,是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宪法问题,是宪法学与社会学交叉融合的产物,是法社会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宪法社会学作为求真之学,试图透过宪法文本,在真实的政治生活中寻找政治运行的真实规则。近几年来,在中国宪法学的学术谱系中,关于宪法社会学的研究已经有了初步的学术自觉。一些学者已经开始把宪法社会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板块来探索、建构,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学术论文。[1]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欧美主流国家的宪法社会学进行学术述评,梳理欧美宪法社会学的学术传统,有助于为当代中国宪法社会学的发展提供路径、方法上的启示。

   在域外学术史上,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宪法的人并不少,甚至很多。但是,直接以“宪法社会学”命名的著作却很难见到。日本学者上野裕久的《宪法社会学》也许是难得的例外。这部由日本劲草书屋1981年出版的作品也许可以表明:宪法社会学的研究在日本已有相当的自觉。不过,从源头上说,日本的宪法社会学主要是欧洲的法社会学示范、牵引的结果,是欧洲的法社会学引入日本法学界的产物。[2]因此,宪法社会学的学术传统,还是要追溯至欧洲及北美,特别是德、法、英、美诸国的宪法社会学,它们各具特色的学术旨趣,有必要逐一予以述评。

    

   一、思辨色彩与历史意识:韦伯、哈贝马斯代表的德国宪法社会学

   先看德国。在德国学术思想史上,虽没有找到以“宪法社会学”命名的作品,但是,德语世界中关于宪法的社会学研究却是极为繁荣的。譬如,马克思论述巴黎公社的名篇《法兰西内战》,就对一种独特的政制进行了富有社会学意义的研究,其中关于“议行合一”、“地方自治”等宪法原则的阐述,就可以归属于宪法社会学。此前,恩格斯关于“英国宪法”的专题论文,则堪称标准的宪法社会学文献。[3]比马克思年长五岁的天才作家毕希纳的《黑森快报》,虽然只是一篇檄文,虽然其主要旨趣在于批判,却称得上是宪法社会学的重要文献—在这里,不妨摘引几句,看看毕希纳的叙述风格:“在德国,宪法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它除了像一堆被诸侯脱过粒的麦穰之外什么也不是。我们的邦议会是什么东西呢?它阻挠过一两次诸侯及其部长们的贪欲,但它除了像用过的慢腾腾的破车之外,什么也不是,人们永远也不能把这种邦议会建设成为一个德意志自由的坚固堡垒。我们的选举法是什么呢?它除了损害大多数德国人的公民权和人权之外什么也不是。”[4]

   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毕希纳带有批判色彩的宪法社会学论著之外,德国的宪法社会学还可以在韦伯、哈贝马斯等人的作品中加以体会。

   在社会学领域,一般把韦伯看做是与马克思、迪尔凯姆比肩而立的主要奠基人。但是,相对于马克思、迪尔凯姆的研究重心而言,韦伯在法律社会学方面的论述更为丰硕、详尽,其中关于公法的论述,关于若干宪法现象的论述,就可以归属于德国传统的宪法社会学。譬如,在《法律社会学》一书中,韦伯开篇即指出:“依照社会学的划分法,公法,就其在法秩序规定下的意义而言,可简单定义为:约制国家机构相关行动的总体规范。所谓国家机构的相关性行动,是指使国家机构的各种目的得以维持、伸张和直接遂行的行动,而这些目的必须是根据法规或基于共识方为妥当。”[5]这种关于公法的界定,立足于社会学的方法,着眼于国家机构的行动、目的以及社会共识,就体现了宪法社会学的趣味。

   韦伯的宪法社会学思想,还散见于其他的社会学著作。譬如,针对合议制这种具体的宪法现象,韦伯就在《支配的类型》一书中写道:“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看,合议制有两层主要的意义:(a)合议制里,同一职务有几个任职者,或者是由一群权限范围是直接竞争,而每一个又都拥有彼此否决权力的官员所组成。此型合议制主要是借技术上的分权,而达到尽可能缩小支配的目的。最典型的例子是罗马执政长官的合议制。其制度最重要意义在于:每个政务官的法令会受制于拥有同等权限的官员,因此大大限制了任何个别政务官的权力。政务官的职位仍然只是一个,只不过是同时有数人出任此职。(b)第二种类型是关系到合议式的决策的。在此类型中,行政法令只有依照无异议或多数决的原则—由大多数人合作通过的才有正当性。此型合议制目前最盛行,虽然古代世界也曾经有过。它可以划分为三种:(1)领袖支配的合议制;(2)行政机构的合议制;(3)咨询组织的合议制。”[6]这种关于合议制的论述,可以归属于关于合议制的历史社会学研究。

   以史论结合的方式论述宪法,还体现在施密特的宪法社会学著述中。与韦伯一样,施密特也善于从历史变迁,特别是思想史的角度,有纵深感地阐述宪法在历史过程中的存在形式。在《宪法学说》中,施密特认为,宪法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有一种根本的或在根基处涌动的力量或能量使政治统一体处于不断形成、不断被创造的过程中,宪法就是这个过程的原则”。[7]在《宪法的守护者》中,施密特又写道:“当前德国的具体宪政状态,在这里可以通过三个概念以简要地标举其特征:多元主义、多角主义与联邦主义。这里涉及的是三个彼此不同的,在国家生活的不同领域中以不同形式出现的,也是我们国家法上关系的发展现象。”[8]虽然,施密特的人生经历与纳粹政权有一些交集,颇受人诟病,但他阐述的宪法社会学及其理论价值却是不容忽视的。

   在当代德国思想界,哈贝马斯是代表性的思想家。在他的政治哲学、法哲学、宪法学论著中,不乏宪法社会学方面的贡献。他的《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一书,就区分了“宪法判决在自由主义的、共和主义的和程序主义的政治观中的作用”,他说:“决定性区别在于对民主过程之作用的理解”,根据自由主义的观点,“民主过程所执行的任务是根据社会利益为政府制定规划,在此过程中政府被看成是公共行政的机构,而社会则是一个按市场经济方式形成结构的私人间交往以及他们的社会劳动的体系。”“但是,根据共和主义观点,政治的内容不仅仅是这种中介性功能;它应当是对整个社会过程来说具有构成性意义的。”[9]在比较这两种不同的政治观的基础上,哈贝马斯对程序主义政治观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宪法判决在不同的政治观中,尤其是在程序主义政治观中的作用,得到了有效的说明。

   21世纪之初,欧洲是否需要一部宪法?针对这个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哈贝马斯论述了统一的欧洲宪法对于欧盟民主化的意义。他说,欧盟民主化需要三大功能条件,它们分别是:“第一,必须有一个欧洲公民社会;第二,建立欧洲范围内的政治公共领域;第三,创造一种所有欧盟公民都能参与的政治文化。”这三大功能条件都可以理解为“一个复杂而又相对集中的发展过程的出发点。制定一部宪法,可以大大加快这个过程,并使发展更加集中,因为宪法具有一定的催化作用。换言之,欧洲必须通过回顾,把当初民主国家和民族相互促进的循环逻辑再次运用到自己身上。首先要在欧洲范围内就立宪问题进行全民公决。因为,立宪过程本身就是跨国交往的特殊手段,它具有自我履行诺言的能力。一部欧洲宪法不仅可以明确潜在的权力转移,而且也将推动新的权力格局的形成”。[10]

   根据韦伯、施密特、哈贝马斯的宪法社会学思想,同时结合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论述,可以发现德国的宪法社会学存在一些共通性的特质,那就是注重从历史过程、政治现实的角度,揭示宪法的存在状况。这样的宪法社会学,或许可以概括为关于宪法的历史社会学与政治社会学。韦伯、哈贝马斯、施密特等人特别擅长的史论结合的叙述方式,又为德国的宪法社会学打上了强烈的思辨色彩和历史纵深感,使德国的宪法社会学在某种程度上又呈现出思想史的风格,使德国的宪法社会学文献既是法学文献,同时也是思想史方面的重要文献。总体上说,德国传统的宪法社会学具有强烈的批判性、思辨性和历史意识。此外,德国的宪法社会学还有一个形式上的特点:它主要是广义的思想家的产物。

    

   二、中立的旁观者的学术立场:孟德斯鸠、托克维尔代表的法国宪法社会学

   在德国的近邻,法国的宪法社会学又是一个怎样的情形呢?在法社会学这个谱系中,人们很容易想到的代表性学者是法国人狄骥。狄骥是社会连带主义法学的主要阐述者,法国因而也是这个法学流派的原产地。按照社会连带主义的理论逻辑,宪法亦是社会连带的规则化表达。因此,社会连带主义法学作为法社会学的一个分支,亦可以支撑一种具有“社会连带主义”风格的宪法社会学。

   何谓社会连带?按照狄骥的表达,“社会连带学说面临着这样一种促动,就是说明法治原则不是根植于那种关于先于社会而存在的个人权利的形而上学和自相矛盾的观念之上,而是来自于那些构成社会联结的相同因素。那么,这些因素是什么?”狄骥回答说:“在每一个集团中,有两个因素构成了社会联结;虽然这两个因素可能会以无穷无尽的形式出现,但是它的基础—那种被简化为社会联结的某些最简单条件的基础,总是一成不变的。它们是(1)需求的相似性,无论是对由于机械的相互依赖而形成的,还是对由于相互类似而形成的连带,这都是连带的基础;(2)在需要与能力方面的差异,这种差异导致和造成了各种服务之间的交换成为必要,并且既通过有机的相互依赖,又通过劳动分工建立起社会连带。这样一来,下面这条关于法治原则—它适用于某个社会集团中的一切个人,无论这一集团的规模是大是小、力量是强还是弱,也同时适用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规则便由此产生了,即不要去做那些可能损害社会的相互依赖的事情,无论这种相互依赖是由于相似性,还是由于劳动分工而形成的;而要在自己的权限范围之内,在自己现有的处境和能力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去做那些保障和加强社会的相互依赖的事情,无论这种依赖是由于相似性还是由于劳动分工而形成的。”[11]换言之,正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所形成的社会连带支撑了社会连带主义的法学及宪法学。

在《宪法论》中,狄骥论述了社会连带主义的宪法理论。他说:“公法的第一部分包括直接和专门适用于统治者本身的全部规则。它决定统治者的活动及其活动范围和限度,决定统治者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以及应该做什么。”此外,“归人公法第一部分中的还有按照习惯说法来决定国家组织的规则。”“在另一方面,直接的或代表的统治者自然要指定代理人来确保完成今天要求任何政府所作的一切活动。于是出现了许多规则来确定设立代理人的方式,确定这些代理人和统治者的关系,代理人的不同类别,以及他们的地位和他们服从统治者的范围。总之,公法的第一部分所包括的规则决定统治者的活动范围,统治者各种势力的代表方式,以及他们代理人地位,他们代理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代理人和统治者的关系。人们往往把国内公法的这个第一部分称为宪法”。至于宪法与公法的关系,“我坦率地承认,在一般公法和宪法之间我看不出有什么区别。”[12]在这里,狄骥把宪法与一般公法等同起来,并认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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