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招生，近来逐渐成为一个公共话题。去年的北大甘德怀事件，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余波未消，今年清华美术学院陈丹青的辞职，又将此事提到大众的“议事日程”，成为相当一部分人街谈巷议的内容。

研究生招生之被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扩招后，考研逐渐成为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的首要选择，考研的基数徒然增大，考研热潮所及，连历史、哲学这样过去门庭冷落的学科，也变得很有人气了，不再发愁没人报考。大家的感觉是，现在的研究生考试招生，跟过去的高考高招差不多了。这样一来，研究生招生这种原本各个学校很个性化的行为，其公正性自然会受到各方的质疑。事实上，为了对应这种质疑，从教育主管部门到各个有权招硕招博的学校，一直在进行考试和招生制度的改革。比如，出题从原本的招生老师都参与，变成专门的出题组出题，出的题还要求提供标准答案（对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也是如此，意思这种学科的题目也必须有唯一的答案），以方便教学行政人员对判卷活动进行检查。考卷从过去的不糊名到糊名，再到连考生的一切资料都严格保密，老师判卷也由过去各系自己组织实施，到由研究生院统一组织，判卷人从始至终处在研究生院工作人员的严格监控之下。复试也由研究生院统一制定复试表格，由复试老师按项提问，最后按规定填写。最后录取更是由教育部统一按学科划定录取分数线，各个学校按线录取。

这种改革其实只有一个思路，就是逐步扩大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加大行政部门对于教师的监管力度，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考试越来越程式化、客观化，恨不得有一天像托福考试一样，实现机答机判，最后由工作人员统计整理公布就可以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思路的改革目前随着大众对招生的质疑升级，也大有升级的趋向。

但是问题是，这种改革能够保证研究生考试招生过程的公平公正吗？考试招生里的坏事，即使都是教师做的，那么把权力放在行政人员手里，让他们防贼一样防着参与考试招生的教师，是不是就可以太平无事？当然，人们可以说这种改革可以使得教师和行政人员互相监督，压缩作弊的空间。不过，无论是理论上还过去的实践中看，这种监督实际上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事实上教师和行政人员在考试招生上的权力，在制度上就是不平衡的，行政部门是主导者，而教师的权力仅仅是技术上的，只要行政部门可以实现考试的题库化，客观化，甚至机答机改，教师的参与就可以减少到最小，甚至完全成为不必要。不平衡的权力结构，监督势必是不完全的，甚至可以被优势的主导者一方，凭借技术手段轻松瓦解，就像目前各个学校所存在的现实。

教师为什么要招研究生？从理论上讲，是为了培养学生做学问、做研究，同时也推进自己的研究，增益自己的学问。所以，他们应该有权利挑选那些他们认为合适跟着自己做学问和研究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生的招生，是个非常个性化的行为。一个导师，如果贪图世俗的利益和好处，刻意招收根本不适合做学问和研究的人来做他的学生，如果入学以后的考试和毕业论文答辩，是按规矩严格进行的话，那么这个导师肯定会因此而蒙羞，甚至为学界所不耻，当然，他也无法让他招来的混子实现得到学位的愿望。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高校显然无法实现这种理论状态，招进来的研究生，无论是硕士还是博士，只要招进来了，就差不多能混出去，混上一顶方帽子戴。研究生毕业答辩，不仅有人情面子的因素，也有权力、意识形态的干扰，关键是，在很多情况下，答辩导师也并不以学术为重，不存在学术共识，甚至连起码的学术标准都没有，答辩事实上成了师生共同参与的一场热闹的仪式。

所以，研究生考试招生的改革，应该改的出口，而不是入口。在入口上做文章，加强本来已经很强的行政权力，不仅容易诱发行政部门的作弊，而且非常不利于真正的优秀人才的选拔，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尤其如此。越来越程式化客观化的考试，最终便宜的只是那些平庸考生和滥竽充数的导师，对于真正想做学问的学生和导师，都意味着灾难。很难理解，西方高校的行政部门的职能只是为了教学和研究服务，而现在中国也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口号，但是高校里却只监管的强化，再强化。其实，只要我们在研究生出口上，多一点制度的限制，多一点监督，让那些东郭先生混出去的成本提高若干，导师在入口上作弊的顾虑就会增大几倍甚至几十倍。我们在制度设计上，监督诸元素中别忘了学生的存在，更别忘了导师的存在，事实上，对于读研的过程来说，真正休戚相关的人是他们，只有他们才最有监督的内在动力，他们不仅可以监督东郭学生，更可以监督东郭导师，最终让我们高校的东郭先生少些，再少些，让我们的高校，别像一个衙门。

张鸣：把研究生培养过程放在阳光下

我们的研究生尤其是博士好混是有名的，不管阿猫阿狗，只要进了门就不愁出门。读研，真正的竞争实际上只有入学这一关，而对于博士研究生而言，这一关键性的关卡，事实上是变成了如何通过外语考试和赢得导师垂青。也正是因为如此，研究生招生的腐败问题才如此地被人关注，当然，这里面也的确越来越多地充斥了贿赂和交易，许多原先口不言钱的书生，就是在做了导师之后，逐渐变得身上书香之中夹带了些铜臭味道。

实际上，研究生教育的公正，关键在于培养过程特别是出口是否严格。事实上，直到今天，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界研究生的培养过程，离严格还差得很远。虽然各个学校的研究生院采取了某些改革措施，比如按比例抽取论文匿名评审，比如不是由导师，而是由研究生院组织答辩等等，这些措施虽然不能说没有效果，但并不能根本改变这种出口过宽的状况。因为在同一个区域内（如果全国甚至世界范围找人评，成本太高），符合评审条件的同行就那么多，大家早就是故识，而且彼此之间的学生早晚都要相互评的，你今天毙了别人的学生，明天说不定你学生的命运也会落到别人手里，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断不会轻易动杀机。实际上，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主要是靠自己学校来掌握，不可能期待别人为你把关。想严格，关键是自己严。

严格首先要严肃。现在我们培养的过程，实在是太随意了。以我自己所在专业为例，博士生综合考试（即国外的博士候选人资格考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考这样两个问题，一是问你一个跟你想要研究的题目有关的问题，其二则是让你谈一下自入学以来的体会。显然，面对这样的考题，考生基本上是不用准备的。其次，严格是要讲点学术性。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长期以来一直都没有统一的规范和准则。总是有人以意识形态上正确，来遮掩自己学术上随意和武断，甚至以这种武断来评判他人，以学界法官自居。不少学术刊物，不仅有定时的宣传任务，而且还必须留出一定的版面，发表那些一开口就指导别人应该怎么做的文章。事实上，我们的学术和政治宣传一直是搅在一起的难兄难弟。学界如此，自然，我们的研究生培养，也就难以免俗。在我们的研究生论文，尤其是博士论文中，时不时地会出现某些理应出现在人民日报社论上的题目，比如经济学的论文有“如何搞好国有大中形企业”，政治学的论文有“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国际政治的则“如果防止某国对我国的和平演变”等等，不一而足。

造成这种不严格的培养过程，原因有很多，但至少有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因为这个过程不公开，基本上属于暗箱操作。比较而言，研究生的招生，由于考生以及家长的关注，算是公开多了。每年告到教育部的研招案子不知凡几，近来，我们的网上，有关研究生招生的揭底和讨论也大有年甚一年之势。以我所在的学校和专业为例，过去博士生的培养过程，综合考试和开题报告，就是几个博士生导师说了算，其中资格最老的导师更是一言九鼎，说过就过，别人根本别想置啄。后来我们成立导师组，把本专业所有的教师都放进来，培养过程让大家参与，讨论投票通过或者不通过，由于非导师的教师没有导师之间那种互相牵制的利害关系（即我如果毙了你的学生，担心你毙了我的），说话就很胆大，而且大家都竞相比着拿学术来说事，规范、标准，问题意识等等都出来了。我这时候才明白，其实经过开放以来这么多年的熏陶，大学里的人们至少对于什么是学术其实是清楚的，以前是因为没有机会公开说，大家都在私下里嘀咕。事实上，不仅教师，就是学生对于什么是学术，老师中那个是做学问的，哪个做得好，也是十分清楚的。像孙立平先生说的那样，在一个系随便问十个学生，肯定知道这个系教师中谁学问最好。那些安心混的学生，其实不是不知道什么是好，只不过如果能偷懒混过去，当然就会偷懒。所以，在这种近乎公开化的“过关”过程中，不仅被“枪毙”的学生的导师没有话说，就是学生本人，也基本上是口服心服。

人文社会科学界长期以来缺乏学术共识，规范标准混乱，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学术不公开，总有那么些人有意拉着大旗，遮蔽着阳光，使学术讨论有名无实，让南郭先生得以混迹于学界，甚至攀爬上去，当上学官，以学界意识形态看门人自居，从此自定规则，自做法官，弄得整个学界乌烟瘴气。只要把学术放在阳光下，大家充分讨论，南郭先生就混不下去，先生混不下去，学生自然也就混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