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说国际战略及中国的选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17 次 更新时间:2001-04-01 15: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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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伟  

  国际战略问题,说白了就是一个国家在充满了复杂的利益矛盾中如何选择自己的朋友与对手的问题。既然是战略,就应该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这和外交官纵横捭阖,从不利中争取有利的具体的外交技巧和策略不同。这个稳定性,就体现在一定时期的国际战略与一定时期的力量分布格局相联系。西方学者称之为“国际结构”。中国学者用法比较混乱,主要用“国际格局”这个词。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一个国家的绝对力量,而是其所处的相对力量状态。为什么力量的分布对比这么重要呢?原因就在于在实力政治的国际社会现实中,战争还是解决利益分配矛盾的最后手段。但是,由于国际社会中利益关系的复杂性,利益分配又不是单纯的由力量的分布来等比例划分的。因此,各个国家通过推行自己的国际战略,主动的组成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于是,国家之争的斗争便进一步走向集团之间的斗争。

  

  在一种集团关系的国际政治斗争中,一个国家的国际战略往往要受到集团的国际战略的影响。冷战结束以来,由于制约性强的超级军事集团华约的瓦解,以及政治军事化趋势的减弱,政治经济化和政治文化化(包含民族化)的倾向日益增强。因此,国家之间的斗争更为复杂。既因为经济集团和文化集团的盟主对盟友控制力不如军事集团,也因为各种国际组织的大量产生。在国际组织中的斗争成为了一国国际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一个经常为国际政治学者都关注的问题就是由于全球化形成的相互依存问题。相互依存无疑使得一个国家要明确界定自己的国家利益,选择自己的朋友和对手的难度增加了。美国学界近年来掀起的关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大讨论就反映了这个问题。

  

  不过,虽然国际关系的日趋复杂,利益关系日益难以界定,作为一个研究国际战略问题的学者,却不能不在一个宏观的国际框架下来看问题。所谓宏观的国际框架,是指分清到底什么决定着一定时期的国家利益,而不是做一番关于全球化、一体化的泛泛之谈,更不是从某个国际政治的现象出发,认定已经出现了某种国际格局。科索沃战争后,我国的一些学者就认为多极化的潮流已被单极化的逆流所阻挡。之所以出现这些难以摆到正规的国际学术讲坛上进行讨论的观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些基本的学术概念、理论框架还没有搞清楚。为了能够比较清楚的说明国际战略和中国的选择问题,本文试图从比较浅显和符合中国人的语言表达方式的角度,运用有关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哲学框架来完成这个任务。

  

  维护国家利益的两个根本办法与国际战略的国际压力

  

  一个国家要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从最基本的角度来看,有两个办法。一是增强自己的绝对力量。如果自己的实力能够增长到其他国家可望不可及的地步,那么,别的国家是不敢来侵犯你的。美国现在就是这样。还没有听说过那个国家去侵犯美国的领海、领空或美国的主权利益。虽然某些国际经济组织的裁决不一定有利于美国,那并不是美国的对手的胜利,只是美国为了更大的国家利益而做出的一些小的让渡。何况美国凭借自己的实力,早已建立起符合自己利益的决策程序,大部分裁决都是对美国有利的。实在不行,美国可以用国内立法的方式来处理国际纠纷。这在国际关系史上也是罕见的。第一个方法主要依赖的是国内的发展问题。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的问题。可以说,一个社会的科技创新能力,可以使其突破原有的经济基础和资源基础的限制,迅速崛起为第一流的国家。这里要严格注意的是,本文所提的这种崛起,和通过兼并与反兼并的资源战略是不一样的。后者必然在实力对比的反复较量中,引发一场关于资源与市场的决战。西方有一派学说,叫做霸权周期论,讲的就是新老国家在力量趋近的争夺过程中爆发的决战。可能有的学者会指出,没有一定的资源,一个国家就不能成长为真正的世界大国。这句话实际上是有问题的。近代社会以来,没有一定资源的国家也可能成长为世界大国。英国就是如此。只能说,没有较为丰富的国内自然基础和较为强大的本民族人力基础,一个没有一定资源的国家的世界大国地位是难以持久和易于衰退的,如果它的创新能力没有保持下去的话。原因就在于,这种国家的经济发展对外界的依赖性太大,自立性不强。英国之所以保持了百年霸权,一方面英国本土在到19世纪末以前,其工业基础是非常雄厚的,又牢牢的掌握着殖民地的资源。也就是通常所认为的“帝国的生命线”。

  

  当然,上面说的是国家力量对于保护国家利益的决定作用。是比较直观,也是比较终极的。其实,在现代国际社会中,国家力量的作用往往被合法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主流学说新现实主义就认为,霸主通过制定有利于自己的国际制度使自己的统治地位合法化。人们所现在提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虽然在70年代中期就已经瓦解了,但是几个主要的国际组织却保留了下来。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三个组织被称为是世界经济领域的“三驾马车”。他们对成员国的影响力之大,不在联合国之下,表面上它们还是联合国的分支机构。在这些组织里面,决策的程序是不利于穷国的,所作出的决定也大部分反映的是美国的利益。一旦这种制度形成,就对新兴国家的成长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导致他们在不公平的国际交易中倍受损失。。原有的霸主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力量分布地位的。

  

  虽然我们认为,根本的决定一国力量的因素是该国的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的能力,但是,问题的探讨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一定的力量分布状态不仅对于国家能否通过威慑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起着很大的影响,而且对于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外交战略也起着重大的导向性影响。就有限的国际关系史来说,一般创立了霸权结构的国家,它一定在某些关键部门做得很出色。这些关键部门,很大程度上是体制的。对于别的国家来说,能否有效的掌握这些先进的东西,缩小和别人的差距,要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自己的国内体制对于有效吸收新事物的包容力;另一方面是与先进国家的关系问题。如果先进国家觉察到后起国家的危险,极力阻止这种“技术扩散效应”的发生,甚至在趁自己还占有优势的时候发动一场预防性的战争,和平的变革就难以发生。当然,这一点主要还是体现在霸权体系的国际社会中。在一般的多极社会中,主要国家的顾虑是不会有那么多的。因此,国家之间的分化组合也会相应的多起来。因此,与霸权体系相比,多极社会里,国家的国际战略往往更倾向于被集团关系的国际战略所代替。但无论如何,从某种意义来看,一定的力量分布状态极大的影响着国家之间的集团关系。举例来说,19世纪中期被誉为均势体系典范的“梅特涅体系”,尽管英、俄、奥、普大致组成的是一个均势的布局,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均势的天平是向英国倾斜的。由于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先走一步建立起来的巨大优势,使得每一个试图向它挑战的国家都不得不三思而后行。后来俄国推行大陆政策,试图联合反英的失败和德国推行的亲英政策正好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英国的地位之重要。

  

  以上说明,要增强一国在力量分配中的地位,本身所处的力量格局就已经对一国的国际战略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这就是不厌其烦的说明第一个看似与国际战略无关的办法的原因。要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第二个办法毫无疑问就是一个纯国际战略的问题了。也就是说,通过联合尽可能多的盟友,运用集团的力量来弥补自己力量的不足。集团关系的盛行从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力量分配格局对于利益分配格局的决定作用。在一定的国际体系中,一个国家争取的盟友越多,可以动员的力量就越多。这种盟友的争夺在多极体系中是最明显不过了。如果说,在霸权体系中,由于霸主所拥有的决定性的优势,这种争夺还受到很大的霸主权力的制约;在多极体系中,国家之间的外交空间就大得多。值得注意的是,冷战后国际关系的复杂化倾向日益加强。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不断涌现。可能在经济方面,两个国家互为盟友;但是在文化方面,又各属于不同的文化集团。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决定了力量组合方式的日趋复杂。不过,不管怎么样,经济利益的关系还是决定性的。相比以前,赤裸裸的政治军事集团的结盟现象少了,各个国家的外交普遍呈现出一种“韬光养晦”的趋势。应该说,这是一个好的现象,说明爆发大国冲突的可能性在降低。

  

  我们在前面已经探讨了力量分布格局给各国外交战略施加的国际压力,因此,下面主要想讨论的是关于国际战略至于朋友与敌人的选择对于利益分配所造成的影响。近代西方国际战略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欧洲列强在激烈的争霸角逐中,通过不同形式的结盟把联盟战略思想的运用推想了一个新阶段。一般来说,朋友是越多越好。但事实并没有那么简单。在国际政治理论中,有所谓的规模效应这一说。这个观点认为,在结盟的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之前,结盟的好处对于盟主来说是上升的;当盟友越来越多,逐步分去了大部分可能即将获得的收益的时候,结盟就成为一种不可行的东西。其实,在国际关系中,一旦敌我关系明确,利益的分配就更加激烈和更为明显。这样的话,随着盟友的增加,参与本方的利益分配的也就会越来越多。一旦成员觉得参加这个集团的好处超过它所承担的风险和代价时,它就有可能退出这个集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国际政治中,结盟和联盟的意义不是完全等同的。结盟一般是指条约意义的正式同盟关系,而联盟的范围则广泛得多。

  

  联盟作为一种威慑和改变力量分布固有态势的手段,却可以在平时发挥重要的影响。对于小国来说,联盟可以为它们提供安全保护;对于大国尤其是盟主来说,联盟可以成为它们增强对国际事务的控制权,增强自己作为世界大国的威望。如果一个大国没有取得较多的其他国家的拥戴,那么,这个大国的世界地位就是不稳固的。假如在两极体系中,很明显的一个例子是美苏两极对峙的体系。这两个体系中,苏联所控制的联盟国家远远少于美国,双方的力量和对于国际事务的影响力是不对等的。苏联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扮演挑战者,而不是建设者的角色。但是,美国也深深感到联盟耗费了美国的大量资源,夺走美国很多的利益分配份额。这里面包括美国所为了维持联盟西欧和日本提供的大量援助和优惠政策。有些政策甚至是不惜损害美国自身经济利益的。这也就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家所常探讨的“扩张过度”的问题。在尼克松时代,美国的收缩政策是很明显的。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想探讨尼克松的政策到底对美国起了多大作用。美国的重新崛起,毫无疑问,在于里根时代美国自身经济活力的增长,国际战略只是提供了一个环境因素。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联盟体系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和强化了。这里的原因是值得分析。在后冷战时代,军事政治的成分相对减少,因此,联盟的成本是在下降,而联盟的收益却在上升。因为政治联盟对于经济收益的影响是巨大的。一个很有趣的国际政治现象就是,是美国反过来利用政治联盟对盟友施加影响,换取经济利益,这和原来的情况恰恰相反。近年来国际政治舞台上出现的区域化、集团化的现象,其实可以说是联盟的一种松散形式。与原来的军事结盟的形式相比,这种形式的联盟在深度上不及,在广度上却大得多。随着合作的深入,各个领域的合作相互影响,在一体化上所取得的拓展却是军事结盟所不可拓展企及的。地区联盟的政治化无疑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一些比较弱小的国家试图通过“用一个声音说话”来增强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就连美国的老盟友欧盟也一直在向这个方向努力。中国和俄罗斯主要还是政治上的联盟,并从而为两国的军事合作打下了基础。

  

  因此,当今时代的联盟,除了受到力量分布格局的影响之外,还呈现出联盟规模扩大、成本降低和地区化、政治化倾向增强等特点。这些分析必须和我们在前面提到的两种联盟的格局联系起来。在多极的体系里,格局趋向于一种制衡的机制。一旦有国家可能成为霸主时,别的国家就会施加压力阻止这种崛起;在霸权的体系里,格局趋向于一种众星捧月般的方式。当然,问题远远没有这么简单,外交官的外交艺术,各个领域的联盟方式的相互作用,有时候起着很大的作用。争取最多的朋友,尽管不一定成为盟友,永远是最好的选择。一定时期的国际战略既要看到力量分布格局所施加的压力和对利益分配所造成的影响;也要看到各个不同的领域的利益分配以及联盟这种形式在后冷战时代的本质变化。搞清了上面两个问题,我们就可以深入的来谈中国的国际战略选择的问题了。

  

  冷战后的世界格局与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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