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伟: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56 次 更新时间:2020-03-04 09:5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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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伟  

  

   摘要: 本文首先分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现实基础。这一理念的提出,不仅是对全球性问题日益严峻的回应,也是对崛起的中国如何处理与国际体系关系的回应。论文进而分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阶段定位,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原则和主要依据,最后初步设想了在全球、区域和双边层次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路径。论文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必须遵循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基本原则,依据不同范围的复杂性,采取不同的秩序目标和合作形式,不急于追求高水平的一体化和制度化,而是着眼于建设具有高水平互信和相互认同的国家间共同体。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 现实基础; 阶段定位; 基本原则; 主要依据; 具体路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所提出的中国外交新理念和新原则。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如果说胡锦涛时期的“和谐世界”思想在于缓和和消除国家间的各种利益冲突、推动国际合作,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则是一个更加鲜明的国际秩序理念,体现了中国致力于改善全球治理、建构新型国际关系的决心。那么,为什么中国的新一代领导集体要提出来如此宏大的一种国际秩序理念,又如何能够分步骤、分层次地实现这一目标?毕竟,目前各国之间依然存在着复杂多样的利益冲突,反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方兴未艾,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国际政治中并未退潮。人们也容易发出这样的疑问,在当前中国和美国贸易摩擦凸显、中国和日本等国家仍然存在领土争端的条件下,如何能够建设中美命运共同体、中日命运共同体乃至亚太命运共同体? 本文并不奢望能够完全回答这些问题,但是致力于从学术的角度探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行性与具体路径,从而推动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学理研究。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

   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现实基础或者说现实要求是什么? 这个可以从国际社会和中国自身两个方面进行回答。从国际社会的角度来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及人类技术的进步,各国之间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全球性的公共问题日益增多,独善其身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能;而从中国自身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日益离不开世界市场,国际社会呼吁中国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崛起,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后的外交理念也变得日益关注。鼓吹“中国威胁论”、限制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正在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常态。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应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也是应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一系列误解和猜忌,旗帜鲜明地表明中国希望建设一种什么样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由于经济全球化以及工业化和技术的发展,以往相对独立的地区国际体系逐步融合为一个统一的全球体系和世界市场。马克思对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作了精彩的论述:“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的航线的发现,交往扩大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从那里输入的新产品,特别是进入流通的大量金银完全改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劳动者;冒险的远征,殖民地的开拓,首先是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所有这一切产生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发展到今天,各国在经济上已经高度相互依赖,全球产业链、跨国公司、跨境电商等,都在成为塑造全球经济的核心因素。以大豆贸易为例,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出口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进口量占全球大豆贸易量的60%,90%的大豆需要进口。中国是美国大豆的第一大出口市场,而在贸易摩擦之前,美国约有62%的大豆销往中国。中国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在2019年2月就明确表示,“中美肯定是大豆贸易的重要伙伴。”

   因此,中美贸易摩擦是在两国经济高度相互依赖的状况下发生的,强行的脱钩必然会对双方都造成巨大的贸易成本。除了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以外,工业化、技术的进步、恐怖主义的外溢等,也使得国际社会在安全领域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上升。仅以各国十分关心的核安全为例,核污染、核扩散以及如何阻止核武器流入恐怖分子手中,这已经是需要各国去共同努力应对的全球性重大安全问题。除此以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对边界的控制日益减少,恐怖分子以及其他犯罪分子的流动变得更加容易,而且他们能够更加方便地从互联网获得作案的技术和工具。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人类社会已经是具有共同命运的整体。习近平主席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也指出,“全球化是一种我们面临的生活时空转变的现实,发生在遥远地区的种种事件,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直接、更为迅速地对我们发生着影响。反过来,我们作为个人所做出的种种决定,其后果又往往是全球性的。”

   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于一个崛起的中国奉行什么样的外交理念十分关注,而发展中国家则热切希望中国能够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物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对这些疑虑和呼声的回应。从中国自身的角度来讲,一直致力于做负责任大国。按照习近平主席在 2015年联合国发展峰会上提供的数据,“60 多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发展合作,向16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近4000亿元人民币援助,派遣60多万援助人员。其中有700多名中国好儿女,为他国发展献出了宝贵生命。”尽管美国在2017年12月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把中国定位为头号战略对手,声称大国地缘政治竞争正在回归,但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崛起的中国要建构的恰好是一种新型国际关系,而不是这种“旧型国际关系”;尽管中国和美国很难短时间内建成命运共同体,但是中美之间存在共同命运以及从长远来看两国建设命运共同体,仍然是符合现实情况和两国利益的。同时,参与国际合作是中国做负责任大国的有力证据,但是国际社会显然希望看到中国作为新兴国家在建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方面提出更多明确的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中国所提出的新国际秩序主张,这一主张的核心是定位了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一直以来,中国都把自己定位为负责任大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则表明了中国致力于建构新型国际关系、不走国强必霸老路的决心,也表明中国不会追求独善其身,而是会继续做负责任的大国、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物品。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阶段定位

   那么,究竟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呢? 显然,除了共同利益、共同命运这一必要条件之外,共同体意识、共同价值是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关键部分。按照社会学家鲍曼(Zygmunt Bauman)的说法,“共同体是一个温馨舒适的场所,我们可以相互依赖、互相帮助,更多呈现的是一种情感上的寄托。”也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所有共同体都是为某种善而建立的。既然共同体都在追求某种善,那么所有共同体中最高的且包含一切其他共同体所追求的善一定是最高的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宏伟的道义目标,但是,也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所强调的,“普遍的道义原则在抽象的普遍形式下是无法适用于国家行为的……因此,现实主义认为谨慎———即对不同的政治行动的后果进行权衡———是政治中至高无上的道德。”在当前各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存在巨大多样性、冲突性的情况下,不太可能短期内就建成一个包含所有国家的世界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一定是分阶段、分层次的渐进的发展过程。

   从历史阶段的角度来看,首先出现的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部落社会形态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这种原始的共同体包含“家庭和扩大成为部落的家庭,或通过家庭之间互相通婚而组成的部落(或部落的联合)。”部落成员之间互相帮助,共同占有生产和生活资料。但是,随着国家的出现,原始的共同体不复存在,阶级统治成了政治生活的本质。尽管奴隶制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试图将国家打造成为“共同体”,但实际上是虚幻的共同体,“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国家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

   到了资本主义时代,全球性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开始形成,但这也不是一个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按照马克思的描述,“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所期望的是一个国家消亡之后的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在达到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世界理想之前,我们仍然面对的是一个民族国家体系。即便是无产阶级,也还远远没有到“自由人联合体”所设想的阶级先进性。正如恩格斯在 1882年的一封信中所提到的那样,“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们(指资产阶级)共享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国家间的冲突、对抗继续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要障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一定要采取超国家的形式,相反,在达到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条件成熟之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一定是基于主权独立和平等、不干涉内政的民族国家体系而展开的。《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原则能够一定程度上约束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实现国家间和平与合作的基础。在世界各国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之前,通过建立世界政府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可行,因为“中心机构的权力越大,各国要卷入一场斗争,控制该机构的欲望就越强烈。”“机构的影响力越大,别的组织想要控制它的欲望就会越强烈。”尽管各国内部不能在短期内都建成真正的国内命运共同体,但是这并不妨碍国际社会打造一个国家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向“自由人的联合体”过渡的推动力和必经阶段。

在构建国家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时,在不同的范围、层次,又可以谋求建立不同水平的“命运共同体”,例如1957年法德等六国签订《罗马条约》,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进而于1965年,签订《布鲁塞尔条约》,将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统一成为欧洲共同体。欧洲共同体本质上是一个经济共同体,它构建了一个统一的欧洲大市场,资本、技术、商品和人员都可以自由流动。但是,欧洲建构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进程进行得并不顺利。英国“脱欧”、民族主义的兴起,都意味着欧盟并未真正建成命运共同体。这其实也说明,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不能盲目追求高水平的一体化和制度化。国家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就是要设计合理的秩序和制度,适合不同层次的具体情况。美国学者迈尔斯·凯勒 (Miles Kahler)认为,国际秩序可以分为“消极的秩序”和“积极的秩序”。“消极的秩序”是避免最坏的情况:大国之间的战争,或在国际经济领域中的类似情况:在主要经济大国之间爆发经济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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