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五日在新疆出现大规模的暴力冲突。不论由什么原因引发，它都是通过民族矛盾的渠道渲泻出来。在它背后，有历史原因，有错综复杂的现实纠葛。

在七五事件之后，政府主要指控国外阴谋，鲜有对于多年来少数民族政策的检讨，反而有不少自我赞扬，其中之一就是“政策倾斜”，意思是中央政府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了许多优惠政策。可是事实上，即便是被认为是“优惠”的“政策倾斜”，都有深刻检讨修正的必要，因为它很可能适得其反。如非常知名的“两少一宽”政策，就是如此。

所谓“两少一宽”是《中发（一九八四）第五号文件》的规定：“对少数民族中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杀少捕’，在处理上一般要从宽”。从法理上来说，“两少一宽”显然在破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最根本原则：凭什么两个人触犯同样刑律，因民族归属不同就可以一抓一放？因此，没有一个现代文明国家会有这样明文规定的法律。哪怕退一万步，我们不谈法律原则，就从“维护少数民族地区安定团结”这样实用主义角度去看，它同样是有害的。

我到现在还是觉得十分奇怪，就是为什么“两少一宽”会被政策制定者看作是对少数民族的“优惠”。道理实在太简单了，在任何地区，包括汉民族地区，即便只是单一民族的小区，假如政府的司法执法，并非“一是一、二是二”，而是对犯罪分子“两少一宽”，该抓的不抓、该判的不判，不该放的都放在社会上。那么，这个地区的民众究竟是认为政府在对这个小区“优惠”呢，还是认为政府不负责任、戕害了地区稳定与安宁？

很明显，“两少一宽”优惠的对象是极少数刑事罪犯，而不是罪犯所伤害的广大良善百姓。假如这个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事实就是这样的“优惠政策”，在这些地区鼓励犯罪、贻害小区，无端制造社会不安定，也必定诱发民怨。在“两少一宽”的八十年代后，根据几年前汉、维两族记者的调查，“新疆自治区公安厅统计显示，二○○五年，新疆青少年违法犯罪人数占全部犯罪人数的比重由二○○○年的百分之十四点二，上升百分之十九点五”，“出现一些成年小偷离开新疆到内地‘发展’”，“一九八八年以后，有人直接组团大量拐卖小孩偷窃”，“特别是维吾尔籍流浪儿童违法犯罪案件屡禁不止，二○○五年立案数比二○○○年增加了一倍。”

“两少一宽”在全国推行。因而，随少数民族来到汉族地区工作的情况越来越多，这种民怨也在越来越多的地区引发。假如没有“两少一宽”，而是一贯严肃法治，韶关的谣言决不会普遍被相信，不会导致韶关民众认为必须以私刑替代法律，而韶关事件是这次新疆事件的直接诱发原因。

“两少一宽”看上去是一个简单政策决定，实际上折射了背后的各类问题。首先是它是一个决策程序不清楚、来路不顺的司法规定。一个如此重大的法律改变，却是以一个文件的方式通知，司法执法机关就必须无条件执行。这是一个扭曲的立法路径。假如是法治健全的民主制度，那么它必须通过立法机构产生，在立法之前必须由大量精深专业的法律专家提出意见，也应该事先知会民众参与讨论，整个过程应该是透明的。假如有这样的立法程序，荒诞的法律规定就可以避免，假如容许社会普遍质疑，它也不可能存在并且危害社会二十五年，而且到今天还被当作一种“优惠”。

我看到有文章否认少数民族地区真的有过“两少一宽”，因为可以举出许多从严失度的例子。其实二者并不矛盾，有从宽失度就必然有从严失度，这是一对双生子。因为“两少一宽”证明司法失去公平公正的本意而沦为政治衡量的工具，在刑事案件上放宽，是当作一个有利区域稳定的安抚政策出台；而一旦区域稳定受到威胁，又可能出于同样考虑而跳到另一个极端，以至从严失度形成冤案。最后的结果，是法律在过宽和过严之间振荡，失去起码的尊严和公信力。

在一个法治国家，遭遇恶性事件不是从严失度的借口，司法仍然必须严守既定程序，包括律师辩护、严格举证、公开审理、依法量刑。如何审理七五事件嫌疑人，将是观察中国法治的新窗口。

司法公正是中国已经忽视太久的问题，却是区域和国家稳定的首要条件，这是一个常识。更何况，在多民族地区，任何问题都可能首先演化为民族矛盾，而司法不公往往是民族矛盾的引爆点。

人们已经重复了无数次：中国的司法公正问题长期无法解决，和民主制度的缺失有关。如果在七五事件之后我们仍然拒绝在这个基本点上反思，更大的灾难或许就在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