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倩芳 袁光锋:“国家”的分化、控制网络与冲突性议题传播的机会结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17 次 更新时间:2014-02-04 20:36:42

进入专题: 冲突性议题   国家治理   权利分化   媒体  

夏倩芳   袁光锋  

    

   内容提要:在冲突性议题的传播中,“国家”是主导性的控制力量,但又不是铁板一块的整体,其内部存在着权力的分化,这为冲突性议题的传播提供了空间。国家对媒体采用的是属地化管理的体制,地方政府控制了媒体的财政权,冲突性议题难以获得本地媒体的传播机会,国家内部存在的纵横交错的关系网络则又进一步压缩冲突性议题传播的空间。冲突性议题的传播主要有“报道对象位于权力体系的底端”、“突破属地管理”和“政府有治理需求”三种机会结构,媒体在进行冲突性议题报道时,也往往采用脱离属地的权力体系、“用合作换取自主”等行动策略。在政治权力成为主导性权力的背景下,其他权力或群体也可以借助于政治权力的交换而控制冲突性议题的传播,这对国家治理和社会风险的化解是不利的。

   关键词:冲突性议题 “国家”的分化 国家治理 属地管理 关系网络

    

  

 夏倩芳: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Xia Qianfa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袁光锋: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Yuan Guangfe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一、导言

  
 

   媒体上的各种“冲突性议题”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新闻传播领域重要的现象。我们所讨论的“冲突性议题”所指的范围较广,包含群体间的冲突(如消费者与厂商、业主与开发商、劳资双方等)、官民冲突(如公安机关与民众、政府与百姓、法官与民众、律师与司法部门等)和民族冲突等类型,不同类型的冲突性议题在传播上受到的控制是不同的(夏倩芳、王艳,2012)。有的被控制的程度较弱,有的被控制得较强,尤其是涉及公权力的冲突性议题。“批评性报道”、“舆论监督”等都属于广义的冲突性议题范畴。在当前的传播生态中,冲突性议题获得了一些传播的机会。但零零散散的传播机会背后是否有某种结构性的力量?或者说,冲突性议题的传播是否有某种“机会结构”?这便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我们的讨论将围绕着两条线索,其一是媒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其二是国家内部的权力结构。这两条线索都涉及“国家”这一重要的影响因素。

   事实上,现有的关于当前中国冲突性议题传播的解释一般也都会涉及“国家”,主流的解释框架是把冲突性议题的传播置入国家、市场、社会、新闻专业化等多元权力关系之中,认为这些权力之间的相互博弈塑造了冲突性议题的传播形态。在当前的媒介管理体制下,“国家”一般被视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权力主体,是影响冲突性议题传播的最为关键的力量。可以说,这一解释框架是符合中国情境的,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但这一框架在使用“国家”的时候,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国家”被“去历史化”,对“国家”的分析缺乏一种历史的视野,由此“国家”成为一种静态的权力,这样一来就没有看到在不同的年代,“国家”也有不同的权力运作特点,媒体与“国家”也有不同的关系,而这恰恰是影响冲突性议题传播的关键变量之一。

   其次,“国家”也被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抽象的整体,混淆了“国家”的名与实。这样的研究视角和概念使用的优势在于能够简化相关的分析,但却因遮蔽了“国家”权力的纵横交错的复杂性,而可能阻碍我们对于权力丰富多彩的博弈方式和运行方式的观察。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不少冲突性议题可能在地方上无法传播,但却可能被中央媒体报道出来;或者是可能在某地无法传播,却在其他地方的媒体上被报道出来;还可能一些“大”的事件被报道出来,而“小”的却不能报道。那么,就这一情况来说,“国家”是什么?是控制冲突性议题传播的“国家”,还是允许冲突性议题传播的“国家”?哪一个“国家”才是真正的“国家”?显然,它们都能代表“国家”的真实面孔。这就意味着“国家”并不是一个抽象的、铁板一块的权力主体,它是分化的、有着多元利益的主体。可以说,“国家”的分化为冲突性议题的传播提供了一些结构性的机会。

   既然“国家”是影响冲突性议题传播的最主要力量,如果我们能够对“国家”的面孔做出更为详细和准确的描述,那么就更容易理解当前各种冲突性议题传播的机制,这也是本研究的旨趣。在本文的研究中,我们首先把“国家”视为历史性的主体,对国家与媒体的关系,以及两者的关系对冲突性议题传播的影响,做历史性的考察;其二则是在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探讨在当前分化的“国家”中,冲突性议题传播中的控制力量和机会结构,以及媒体的行动策略。

   二、“国家”、媒体与冲突性议题的传播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总体而言,“国家”还是一个笼统的和抽象的概念,没有形成像现在这样多元的利益主体。中央在意识形态、财政、人事等方面都有着强大的控制能力。“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理采取中央各部委的直接计划管理的形式,形成以‘条条’为主的经济管理体制。全国大型国营企业均由中央专业部门直接领导,地方和企业的基本建设计划绝大部分由中央部委集中统一管理。”(周黎安,2008:72-73)可以说,在行政权、人事权和财政权上,中央政府大权独揽。在中央高度集权的模式下,国家的权力结构是比较统一的,国家对媒体的控制上,权力来源是统一的,控制目标是单一的,即意识形态目的,媒体的自主报道空间很小。

   这并不是说媒体没有任何批评性报道。因为无论多么高度集权的体制都存在着权力和利益的分化,媒体可以代表上一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对下级政府或具体的政府机构展开批评和监督。比如,1950年《人民日报》曾发文批评南京东善桥林场遭破坏的事件,指出“因领导机关与地方政府轻视农林工作,不注意保护林场,连续发生七次大规模的破坏事件,损失树木二十二万余株,并造成伤亡事故。”(柏生,1950)还有对山西存粮损耗严重的批评。(新华社,1950)对地方政府官僚主义、作风问题的批评更是常见。但在1953年3月4日,广西宜山地委机关报在一篇社论中批评宜山地委,广西区委宣传部将此事请示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和中共中央宣传部,3月1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给“广西区委宣传部并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宣传部”做出明确指示,党报“不能不经请示擅自在报纸上批评党委会,或利用报纸来进行自己与党委会的争论”,这就是常说的“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靖鸣,2004 & 2008)之后,媒体的舆论监督受到很大的限制,并影响至今。而在这之前,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曾作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要求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党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的错误和缺点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童兵,1988),并没有对媒体的监督对象级别做出明确的规定。

   80年代,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媒体与国家的关系开始发生重要的变化。国家需要依靠媒体进行改革道路的探索,需要借助媒体对一些事件、思想领域的批评,推动改革的进程,一些开明的领导人也积极支持媒体的舆论监督。在这种情况下,媒体拥有比较大的业务自主权。

   另一方面,“国家”自身也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之前比较笼统的“国家”开始分权,俞可平(2008)将80年代以来的分权概括为三个维度:中央向地方的分权、政府向企业的分权和国家向社会的分权。在市场经济改革的大背景下,不同政府机构、职能部门的权责关系不断细分,并出现一些新的政府机构。国家为了促进现代化的发展,不断将一些经济发展、政策制定的权力下放到下一级政府和一些具体的政府机构,各政府机构的自我利益动机日益强烈,这可能会威胁到上级政府的权威。一些新兴的企业也成为比较重要的利益实体。

   这一时期,媒体进行了一些比较典型的批评性报道,比如双城堡火车站野蛮装卸事件、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事故、山西昔阳县“西水东调”工程、商业部长在饭庄吃饭不付款、福建晋江假药、北京东郊火车站野蛮装卸事件、衡阳县领导干部大建住宅、雪花冰箱质量下滑等。批评的对象包括交通部门、商业部、地方政府、石油部门、国有企业等。赵鼎新的研究(2007:274)也指出,1989年之前,官僚腐败、经济危机、知识分子待遇等问题已经成为大多数正统官方报纸所关心的核心问题,至少在80年代末期,在负面新闻的报道广度上,大陆媒体并不逊于西方。

   在“改革”的话语下,媒体的报道带有很强烈的激进色彩,甚至对一些制度和媒体纪律构成了挑战。比如,1985年深圳蛇口工业区党委机关报《蛇口通讯报》发表了青年“甄明尼”批评区党委第一书记的一封信:《该注重管理了——向袁庚同志进一言》,这一事件很快引起了全国新闻界的关注,《人民日报》也发表文章,称其为“蛇口的第一声春雷”。背后的原因就在于:它是一家党的机关报第一次公开向党委第一书记进行的指名道姓的批评(童兵,1988),冲击了“党报不能批评同级党委”的纪律。

   媒体在进行舆论监督的时候,也常常使用一些冲击制度的激进改革话语。我们以“商业部长在饭庄吃饭不付款”事件来分析当时媒体的话语特征。1980年,当时的商业部长王磊在丰泽园饭庄吃饭,菜价为124.92元,但只付19.52元,青年厨师陈爱武写了揭发信,寄到中纪委。《中国青年报》在第一版头条刊登了这一事件,并配发社论《改革者,鼓起你的勇气》,指出:

   我国社会生活中存在的搞特权、走后门、官僚主义以及整个经济体制、领导制度、干部制度上的缺陷和弊端,对于四化建设事业的危害十分严重。大家都希望能早一天把它们革除掉。现在,党和国家已经下了全面改革的决心,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青年都行动起来,做不屈不挠的改革者。对于搞特权、走后门、官僚主义等现象,大家都起来揭发,起来斗争,我们就一定能把这些东西革除掉。不管职务多高的干部,他们都是人民的公仆,而绝不是人民的老爷。他们都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这种监督也正是人民对人民公仆的爱护。

   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媒体话语带有强烈的“文人论政”色彩,它的话语特征是,可以从一件“小事”出发,将其上升到经济体制、领导体制、干部体制上来,借助具体事件的报道,表达对体制的批评。这就是范敬宜所说的“宏观意识”,在报道“关广梅现象”之后,范敬宜(1988)对“宏观意识”做了总结:“报社编辑部平时获得的报道题目线索,只有放到全局中去衡量,才能确认它的意义和价值……记者的第一位工作就是加强对全局的了解和调查研究。”这与当前媒体的“微观叙事”和“具体归因”是有本质差别的。当然,80年代媒体批评性报道空间的扩大、业务自主权的获取并不是制度化的,主要与一些高层领导人的支持有关,周翼虎(2011:178)指出,“对1980年以来的里程碑式成果,如对‘渤海二号沉船事件’的批评性报道、1987年兴起的舆论监督热潮等‘新闻革命’,并没有显示出任何不同于传统媒体控制体系的特点。它们虽然来自新闻记者的高度专业自觉,但其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某些开明的领导人的批准和同意。”这意味着最高领导层在“路线”上的分化是80年代冲突性议题传播的主要推动力,也是塑造当时报道框架的主要因素。

90年代之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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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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