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关锋在1966年5月至1967年8月间，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而在此期间，他有没有兼任过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一职，却众说不一。
一、 刘志坚、王力的说法
刘志坚，文革期间的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1967年1月改组前的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曾在其回忆录中提到：“1966年冬，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会上曾多次说过：‘关锋、戚本禹为什么不可以当总政主任、副主任？’1967年1月4日，在我被打倒、关押以后，中央和军委并未经过讨论下达命令，江青个人告诉林彪一声，就宣布关锋为总政副主任。”〔1〕
王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曾在写于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五日的“澄清其他几个问题的真相”一文中称，（一九六七年一月）“这时王力刚被任命为中央宣传组组长，唐平铸、胡痴是成员；关锋是总政副主任、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林彪委托关锋管《解放军报》”。〔2〕四年后，王力在“未完成的文化大革命回忆录”中却有截然相反的另一说法：“林彪原来要关锋当总政主任，主席也同意，陈伯达说红旗杂志离不开。主席批了：‘要解放军，不要红旗。’但要徵求其他人意见。当时，只有我提出不同意见。我说关锋不适宜担任这个工作。解放军这么多人，还找不出一个主任？这会伤部队同志的心。再说萧华并没有打倒，可以保。虽然关锋另有长处。主席同意我的意见”。〔3〕
二、 关锋本人的说法
去年中，隐迹潜踪钻研先秦诸子、誓言再不谈文革往事的关锋，应友人的恳切请求，破例地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66年12月27日我骤然发高烧，住进301医院，67年1月10日稍后病愈出院。在此期间发生了事先没有预计（当然也没有毛主席的指示）的两件大事：一是张春桥在上海夺权；一是打倒了陶铸、打倒了刘志坚──总政副主任（副主任好几位，刘是身强力壮做实际工作的）、军委文革小组组长、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我出了医院之后就有人给我传达：林彪向毛主席提议要关锋作总政副主任，毛主席同意，并说‘不要《红旗》，也得要军队’（这个说法实在令我吃惊！）我听后甚为震惊，我坚决认定我不能做这个工作：（一）我在军队工作时间很短，只作过连指导员，毫无军队工作经验，且当时已知部队高干之间的关系甚为复杂，军事院校的红卫兵最为难缠；（二）所谓三军（空军、海军、北京军区）反总政主任肖华之风甚为激烈，风暴之前兆已经出现，加上毛主席说什么‘不要《红旗》，也得要军队’，我去了总政，如何与肖相处，我绝对不能卷入反肖或保肖浪潮中去。1938年夏肖华带挺进纵队到达我们冀鲁边，那时他是司令兼政委，确是文武全才，我做乐陵县委书记时同肖有所接触（挺纵司令部驻乐陵），对之印象甚好。〔4〕……经过慎重考虑，我写了报告给毛主席，坚决不干，理由当然只能是以我的经验、能力做不了这个工作。大概是考虑了我的意见，没有下让我作总政副主任的命令，但是要我作新成立的由徐向前作组长，肖华作第一副组长的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之一，并登了报。副组长很多，我是副组长之一，似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实际工作担当，但实际上毛主席要我把《解放军报》管起来，这是实打实的担子，担子实在不轻。可我再不能推辞了──也得知毛、林并没有放弃要我当总政副主任的想法，还拟经过一个过渡，要我去做总政副主任──当然这也没有对我明说。管《解放军报》，我只是管版面的重大新闻，审阅社论、评论之类，不管报社的运动，从管军报以来我一次也没有到解放军报社去过。……后来‘三军’掀起反肖浪潮，大概‘三军’看到我不实际支持他们，所以就说我偏袒肖华、保肖华了。7月份，肖华倒了，我也倒了。”〔5〕
三、 中共公开出版物提供的信息
1、 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纂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自文革初期至总政机关瘫痪、军委办事组政工组取代总政的领导期间（1966年5月－1967年11月）的总政副主任是：
刘志坚（1966．5－）
徐立清（1966．5－）
梁必业（1966．5－1966．5）
傅 钟（1966．5－）
袁子钦（1966．6－1968．2）
刘西元（1967．6－）〔6〕
上述副主任中，梁必业1966年5月上旬已被撤消本职，贬任南京军事学院副院长（未到职）；袁子钦1966年6月由总政干部部部长擢任总政副主任，1968年2月去世；刘西元1967年6月由总政青年部部长擢任总政副主任。上述各人除梁必业外，均在1967年间先后被打倒靠边站，但并无正式的免职命令。
上述名单中没有关锋的名字。
2、根据1967年1月11日中央军委发布的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新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为：
组长：徐向前
顾问：江青
副组长：萧华 杨成武 王新亭 徐立清 关锋 谢镗忠 李曼村
组员：王宏坤 余立金 刘华清 唐平铸 胡痴 叶 群 王蜂 和谷岩 张涛〔7〕
在副组长名单中，关锋的名字排在总政副主任徐立清之后，总政文化部部长谢镗忠、总政宣传部部长李曼村之前。小组成员共十八人，除江青、关锋两人外，其余全为现役军人。
四、 简要的辨析
①有关说法，空穴来风，未必无因：一是有林彪的提议；二是有毛泽东的同意；三是《人民日报》公布的改组后的军委新文革名单，关锋名字的排序变化让人引起揣测（在以往公布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名单中，关锋排名于谢镗忠之后）。但实际上，关锋本人的说明是言之有理、令人信服的。根据中共的正式出版物与关锋本人回忆相互印证，可以肯定，关锋并无正式任命为总政副主任。
②刘志坚说，在他被关押以后，“中央和军委并未经过讨论下达命令，江青个人告诉林彪一声，就宣布关锋总政副主任”。此一说法，语意不明晰不说，且非本人亲身经历，仅据传闻又未加核实。刘到底是想说“并未经过讨论即下达命令”呢，还是想说“并未讨论及下达命令”？在“江青个人告诉林彪一声”之后，是江青本人还是让林彪去“宣布”此事？如果是“并未经过讨论即下达命令”，那么，在中共后来的正式出版物中应有反映；如果是“并未讨论及下达命令”，那么，口头的“宣布”有效吗？况且，即便是文革期间，不经过毛泽东的同意，林彪有权任命总政领导人吗？
由于刘志坚在文革前期及文革之后所处的显要地位，人们往往对其所言未经思
虑而深信不疑。回忆录之“不可不信，不可全信”，此为一绝好例子。
③王力在数年间对此事先后说法不一，拐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弯。前一说法固然是不经考证，顺手拈来；后一说法，明眼人一看则无非是意图拉近自己与领袖的距离，很有踩低别人、抬高自己、处处邀功之嫌。
关锋担任总政副主任固然未成事实，但王力后一说法的不可信处在于：其一，依王力所说，林彪不是要关锋当副主任，而是要当“总政主任”，要其取萧华而代之；其二，以毛的性格，绝少决定了的事会再去“徵求其他人意见”，而且是仅因听信了王力一人的意见即改变主意？如果毛对王力如此言听计从，那还有大半年之后的“王关戚”一说吗？
以笔者管见，王力回忆录涉及的历史材料不可谓不丰富，当有值得治史者垂注之处。但上述一事前后两说的例证，提醒阅读者不可不倍加小心，提防中招，对他的回忆录所提供的说法，必须以其他文献、档案资料比照、分析、佐证之。（2003年10月）
注释
〔1〕刘志坚：《风雨征程》（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6），页270。
〔2〕王力：《现场历史 文化大革命记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页74。
〔3〕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页990。
〔4〕关锋，原名周玉峰，1919年生，山东省庆云县人。1933年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活动，1939年后任中共山东鲁北地委宣传部长，冀鲁边区（渤海区）二地委宣传部长。
〔5〕关锋：致友人信（2002年5月13日）。
〔6〕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附卷二，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页10、166。
〔7〕《人民日报》（1967年1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