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汝信:吴法宪1971年4月9日检讨解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14 次 更新时间:2014-04-26 23:2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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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汝信  

    

   1970年8-9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吴法宪最早于9月29日、叶群于10月12日各自作了一次书面检讨。延至次年3月中,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分别作了书面检讨。4月9日,吴法宪、叶群又分别作了第二次书面检讨。4月11日,毛泽东批示予周恩来而非林彪称:“恩来同志:吴法宪、叶群二同志重写过的自我批评,我已看过,可以了。请连同黄、李、邱三同志的自我批评,向政治局会议报告,作适当处理。”4月15日,黄、李、邱的书面检讨和吴、叶的第二次书面检讨在中央批(《吴faxian回忆录》封面)陈整风汇报会议上印发。“九一三事件”后,又于1972年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与吴、叶的首次书面检讨一并再次印发,并为各省、市、自治区大量翻印,以供批判。

   上述书面检讨材料,是从一个侧面较为真实地反映了1970年间中共高层政治斗争内情的原始文本,颇有史料价值。而其中吴法宪1971年4月9日的第二次书面检讨(以下简称《检讨》),又为最能说明问题的一种。

    

   一、《检讨》文本对《吴faxian回忆录》的勘正

   《吴faxian宪回忆录》(以下简称《回忆录》)无疑为近年出版的极受文革史研究者关注的重要著述。未可否认,该部回忆录在诉说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当事人心声的同时,也澄清了一些历史疑团。然而,在追寻历史真相的求索路途上,给予我们最可靠帮助的应该是原始文本而非回忆文本。况且,原始文本更可勘正由于各种原因而产生的回忆文本的失实与偏差。

   以下,我们试以《检讨》中涉及1970年8月13日一天内的活动为例,对《回忆录》个别失实与偏差处作些必要的勘正。

   1、《回忆录》:“一九七○年八月十四日下午,宪法修改小组在中南海怀仁堂继续开会。”“这次会议上发生了异常激烈的争论。”(《吴faxian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页780-781。下文仅注明页数。)

   《检讨》:“去年八月十三日下午,在康生同志召开宪法工作小组讨论修改宪法问题的会议上,我采取了极其错误的做法。”

   吴法宪在写回忆录时应未能参阅自己当年的检讨,但在《回忆录》之前早已公开出版的《周恩来年谱》、《毛泽东传》、《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均已明确指出这一天为8月13日。这一天对吴来说理应十分重要,不应记错,不知为什么偏偏记错了。

   对照《检讨》,《回忆录》同样记错了日期的,还有“八月十五日晚上”,(页783)据《检讨》应为“八月十四日晚”;《回忆录》“一九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上午,……晚上,我来到陈伯达的住处”,(页795)据《检讨》应为“八月二十三日晚上”;《回忆录》“八月二十七日上午,陈伯达突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要我和李作鹏、邱会作一起到他那里去一下”,(页802)据《检讨》应为“八月二十六日黄昏,陈伯达打电话给我,说他到了主席那里,主席要他找我和作鹏、会作同志谈谈。”

   2、《回忆录》:“当讨论到国家机构的问题时,我说国务院的这一章应该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句话。但康生和张春桥一起反对我,他们说:‘再写上重复,毛主席也不同意写。’”(页781)

   《检讨》:“在宪法讨论稿的序言部分有这样一段内容:‘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张春桥同志提出,已经有了理论基础一句,后一句可以不写了。”

   根据《检讨》,吴法宪与张春桥有争议的是在序言中写不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句话后来在宪法修改草案定稿时从序言部分移至第一章总纲第二条内),而不是《回忆录》所称吴提议在国务院“这一章”(实际上国务院在草案中只是一节而非一章)中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而且,提出异议的只是张春桥一人而非康生和张春桥两人。

   3、《回忆录》:“没想到他接着又说:‘到处堆砌毛泽东思想,并不是马列主义,有人口口声声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连赫鲁晓夫都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呢。这简直是一种讽刺。’”(页781)

   《检讨》:“后来又听张春桥同志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我情绪就更加激动。”

   根据《检讨》及吴法宪在九届二中全会西南组的发言,张春桥在当时并没有提及赫鲁晓夫。吴在西南组发言中的说法也仅是“有人竟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张在当时提及赫鲁晓夫,吴会气得比发抖更发抖,在发言中不会不大批一通。

   4、《回忆录》:“我这话一说,张春桥一下就急了,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是毛主席说的,赫鲁晓夫发展了马列主义。’我追问他:‘毛主席在那里说过?我怎么没有听到过?’张春桥一时说不上来。”(页781)

   《检讨》:“当时张春桥同志非常冷静,没有反驳我。”

   看过张在两案审判时的表现,我们就会相信《检讨》的说法。张此时只会不动声色,深藏不露,他既不会去反驳吴,也不会急,根据《检讨》,更没有透露他“所说的那句话的来由”。

   5、《回忆录》:“我按照陈伯达的意思,首先给周恩来打了一个电话。……周恩来说:‘我支持你,你批评得好。国务院的指导思想应该加上毛泽东思想,这是应该写上的。’我又告诉总理,‘张春桥说,毛主席说过,赫鲁晓夫也是天才的,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列主义。’周恩来问:‘他是这样说的吗?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从来没有听到毛主席说过这样的话。’周恩来还告诉我,‘三个副词不是林彪提出的,而是在中央书记处开会时,邓小平总书记想出来的。我认为邓小平提出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三个副词是很英明的。’”(页782-783)

   《检讨》:“我完全忘记了在讨论‘九大’新党章时,主席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圈了,也没有搞清楚张春桥同志所说的那句话的来由,……直到在九届二中全会犯了错误以后,经总理指出,才弄清楚张春桥同志的那句话,是主席在接见波德纳拉希时,针对赫鲁晓夫讲的。”

   这一段,我们要质疑的主要是吴法宪在《回忆录》中所描述的周恩来支持他的坚决态度。根据《检讨》,吴在陈伯达家确实给周恩来打过电话。但:(1)既然争论的不是“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句话,周有没有说过“我支持你,你批评得好。国务院的指导思想应该加上毛泽东思想,这是应该写上的”就很值得怀疑;(2)吴说自己完全忘记了在讨论“九大”新党章时毛将三个副词圈去了,周恩来也忘记了吗?而且,三个副词是“邓小平总书记想出来的”吗?周在1970年会称邓为“邓小平总书记”且会对别人说邓“很英明”吗?(3)周恩来“从来没有听到毛说过这样的话”吗?吴在晚年似乎忘记了他当年检讨时已知道,周恩来告诉过他毛是说过类似的话的。

   毛接见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波德纳拉希的时间,是1970年6月11日下午。据新华社电讯,毛与罗客人“进行了长时间亲切友好的谈话”,陪同接见和谈话的,是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虽然我们今天还不能见到这次谈话的全文,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毛在谈话中借批赫鲁晓夫对林彪进行了又一次隐晦的敲打。毛类似谈话记录,按惯例事后都会发至政治局成员。张春桥看出了毛话中有话(所以他才那么有底气),吴法宪没有看出来,但在现场的林、周、陈、康、黄难道也都听不出来吗?周抑或听出来了却另有所图?(所以他在吴法宪打电话当日没有表态而在“九一三事件”后的1971年10月才“指出”来?)

   6、《回忆录》:“当时还想和林彪、叶群通个话,但是夜已经很深了,所以电话没有打。”“第二天下午,我才和叶群通了电话。”(页783)

   《检讨》:“因为时间很晚,打完电话很快就回到家里,又急忙用电话把我的错误意见报告了叶群同志。”

   据叶群1971年4月9日检讨,吴法宪给她来电话反映的时间也是“八月十三日晚”。

    

   二、《检讨》并无任何涉及“国家主席”的只言片语

   《检讨》主要“检讨认错”的,是对张春桥的“错误情绪”与自认为“陷进了陈伯达的圈套”,上了陈伯达的当。

   关于张春桥,《检讨》称在讨论修改宪法过程中,由于平时对张“积累了一些成见”,所以对张提出可以不将“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写进序言很反感,后来又听张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情绪更加激动,对张进行了“顶驳”,给张扣上了大帽子,把会议气氛搞得很紧张,会后,将情况向周恩来、黄永胜、叶群作了反映,在九届二中全会8月24日下午西南组发言时,又把矛头对准了张春桥。《检讨》称对不起张,已向张认错道歉,“由于我主观武断地反映了错误的情况,影响军委办事组的几位同志在庐山犯方向、路线错误,我应负主要责任。”

   关于陈伯达,《检讨》称8月13日会后陈“抓住我的错误情绪,乘机挑拨”,“经他这么一挑一捧,就中了他的毒,更加头脑发热”,“到庐山之后,陈伯达利用我八月十三日对张春桥同志这个错误情绪,更进一步进行挑拨和煽动”,“总之,我违背了‘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站到陈伯达反‘九大’路线一边,给陈伯达当了帮凶和义务宣传员”。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陈、吴等与张春桥的矛盾与论争,是庐山会议前夕及庐山会议期间双方斗争焦点之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该《检讨》,还是吴的第一次检讨、叶群的两次检讨及黄、李、邱的检讨,都没有任何涉及“国家主席”问题的只言片语。我们不但从《检讨》中看不到在庐山会议上吴法宪、叶群等在“国家主席”问题上与张春桥等有过争议,而且也可以由此想见“国家主席”问题在“九一三事件”之前也并不是林彪及黄、吴、叶、李、邱的罪名,否则,毛怎么会御批“我已看过,可以了”?“国家主席”问题成为一个罪名,当在“九一三”之后。

   首先被利用的,还是吴法宪。吴在1971年10月21日即“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不到四十天就“亲笔交代”称:“林彪要我和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写上国家主席一章”,“七○年七月,叶群曾向我当面说过: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有了吴的所谓交代,官方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罗织罪名:“林陈反党集团把四届人大看作是‘权力再分配’的会议,阴谋利用修改宪法和召开四届人大的机会,实现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他们反党的政治纲领,是要设国家主席。他们反党的理论纲领,是坚持天才的观点。核心的问题,是要设国家主席,是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抢班夺权。”

虽然吴法宪在《回忆录》中声称,关于“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这句话,“这里我要特别声明一下,过去很多文件及文章都说,这句话是叶群亲自对我讲的,这根本不是事实。实际上,这句话是我从程世清那里听到的,是汪东兴传来的话。叶群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句话。”(页788)但令人十分奇怪的是,在《回忆录》中吴却又多处提及林彪、叶群及吴自己在庐山会议前夕及期间多次坚持设国家主席。如:“我们坚持了林彪的意见:国家主席还是要设,由毛泽东来当国家主席,考虑到毛泽东不便出国访问,可以设国家副主席,总之要设国家主席;康生和张春桥则不同意设国家主席,……在设不设国家主席这个问题上顶牛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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