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四友:论柯恩对罗尔斯差别原则的“动机悖论”反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5 次 更新时间:2013-11-27 14: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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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四友  

  

  一、基本预设

     

  柯恩于2008年出版的《拯救正义与平等》一书试图做两个拯救:一是将均等主义从罗尔斯的差别原则中拯救出来;二是将正义概念从罗尔斯的建构主义正义观中拯救出来。(cf.Cohen,P.2.下引仅标页码)本文主要关注柯恩的第一个拯救。笔者认为,柯恩在这里从运气均等主义的预设人手,对差别原则做了迄今为止最全面、深入甚至最有力的批判。在柯恩看来,差别原则是罗尔斯对运气均等主义与帕累托标准所做的一种妥协,而他的批判表明差别原则所体现的妥协方式存在着内在的动机困境。不过在笔者看来,柯恩的批判只是对差别原则这种特定方式的妥协有效,对妥协本身则并不有效。而帕累托标准存在的问题才是这种妥协本身的真正困境。柯恩设想这种困境的出路在于运气均等主义,但这条路其实是走不通的,因为运气均等主义自身具有更严重的动机困境。相反,如果从帕累托标准人手解决差别原则的动机困境,效果会更好,因为在去掉效用的人际间不可比性这个假设后,帕累托标准所代表的理由能更好地体现在后果主义之中,而后果主义可以更好地解决这种动机困境。

  理解柯恩的批判需要注意几个方面:第一,它针对的是接受罗尔斯的基本设想的人;第二,这种批判预设了罗尔斯的一些基本观点;第三,柯恩的反驳论证是符合罗尔斯的反思平衡方法的。尽管罗尔斯强调他所用的是社会契约方法,但他的契约达成并不取决于人们的实际心理状态,罗尔斯所要求的实际上是根据原初状态中的预设推出其正义原则。(参见葛四友,2012年b,第50页)正因为如上所述,所以柯恩可以根据罗尔斯的一些基本预设,对其导出差别原则的论证做出批判。

  柯恩的批判预设了以下几点:第一,罗尔斯接受运气均等主义的如下观点:除非出于人们的选择或过错,没有人应该比其他人过得差。(cf.P.156)第二,柯恩区分出关于平等的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平等只具有工具性价值,平等的价值在于使人们过得更好。这种观点不赞成把更好者变差以得到平等。另一种认为平等具有内在价值,这是柯恩所支持的。这种观点认为人们具有一样多的有价值的事物,这本身就是好的。因此,减少一个人的所得从而与另一个人变得一样,这就平等而言是好事,即使综合来看未必是好事。(cf.pp.30-31)柯恩认为,罗尔斯的起点平等是在后一种意义上讲的。(cf.P.91)第三,罗尔斯承认帕累托标准具有强大的力度,从而间接承认了人们过得有多好是很重要的。(cf.P.90)第四,罗尔斯所接受的差别原则体现了博爱精神。(cf.P.130)第五,罗尔斯主张的公平正义社会是一个良序社会,里面的人都是因为真正接受公平正义原则而遵守它,也就是人们都有—圈充分的正义感。(of.P.74)第六,罗尔斯认为公平正义原则只适用于制度的选择,而不适用于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选择。(cf.P.117)

     

  二、差别原则的动机悖论

     

  柯恩早期对差别原则的批判主要是对上述第六点的批判,即差别原则在应用上的限制。柯恩认为,如果人们在政治领域(即制度选择的领域)是均等主义者,而在私人领域(即个人行为选择的领域)却是利益最大化者,这就存在着动机的悖论:个人的动机是不一致的。(cf.P.2)柯恩着重讨论了罗尔斯关于差别原则之应用限制的论证,表明这些论证无法消除上述动机的不一致性。其中对罗尔斯激励论证的反驳是最根本的,奠定了反驳其他论证的基础。

  1.现在先来看柯恩对激励论证的反驳。为了简便,可以把社会分为两个阶层:一个是最有利者阶层(即能干者阶层),另一个是最不利者阶层。激励论证的基本想法是这样的:如果能干者得到的报酬不高,那么他们的动力就不够,生产的东西就会少得多。由此,相对于给高报酬而言,最不利者得到的反而更少。因此,我们应该以不平等作为激励,提高能干者的努力程度,从而改善最不利者的生活。(参见罗尔斯,2009年,第12、87、116页)

  激励论证的基本精神可以更清楚地体现在柯恩有关增税的例子中:

       (1)如果经济不平等有利于最不利者,它是有证成的。(大的规范性前提)

       (2)当税率是40%的时候,(A)能干者生产的比在60%税率下要多,(B)结果最不利者在物质上反而得益更多。(小的事实性前提)

       (3)结论是:税率不应该从40%升到60%.(cf.P.34)

  这个论证抽象起来看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为了反驳,柯恩提出了一个类似结构的论证:

      (1)付钱赎回孩子比不赎回孩子对父母是更好的。

      (2)(假设没有别的办法)除非得到钱,否则绑架者不会把孩子还给父母。

      (3)因此,父母应该给绑架者钱。(cf.P.39)

  尽管结构一样,但这个论证看起来就不那么合理了。为了突出这种不合理性,柯恩提出了一个共同体之中的人际间检验,即论证是由共同体中的人向共同体中的人提出的,无论是谁对谁提出都应该是有道理的。(cf.P.42)然而,当这个论证是由绑匪向人质的父母提出时,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论证的不合理性了:绑匪是在抢劫。在柯恩看来,如果我们真的接受运气均等主义的话,那么激励论证就与绑匪论证是一样的。因为在罗尔斯的理论中,能干者也接受了运气均等主义,由此也就赞同偶然性(包括能干者的天赋)所产生的利益与负担应该由共同体内的人所均分,所以当能干者要分得偶然性利益的更大份额时,他的论证与绑匪的论证是一样的,他也是在抢劫。这就是说,只有当能干者不接受运气均等主义时,小前提(2)才为真,由此差别原则才可以证成不平等激励。(cf.pp.48-49)换言之,不平等之所以有利于最不利者,是因为如果不给予激励的话,能干者会罢工。而能干者之所以会罢工,只是因为能干者不具有均等主义的态度。然而,如果能干者真的接受了运气均等主义,他就不会因为税率从40%上升到60%而选择罢工。所以,对收人不平等的激励对于最不利者并不是必要的。这表明罗尔斯的激励论证是不成功的。

  2.人们还可以从罗尔斯的理论中构造出一种略微不同于激励论证的帕累托论证,它可以证成差别原则的应用。这种论证分两个阶段来看差别原则的证成。罗尔斯在第一阶段认可起点平等状态D1,比如说是(5,5),然后转到由差别原则所认可且更好的不平等状态D2,比如说是(6,9)。相对于D1而言,在D2中不仅能干者能得到更多的利益,而且最不利者也能得到更多的利益,因此这是一种帕累托改进。据此,如果我们不从D1转到D2,则是不理性的。换言之,平等状态D1与帕累托最优是相冲突的,这个论证由此也被名为帕累托论证。(Barry,p.217)由于柯恩认可帕累托最优所具有的力度,因此,他对这种论证的反驳是致力于表明其平等观与帕累托最优是相容的。

  在这一反驳中,柯恩提出了一个新的状态D3。现在假设在D1时人们拿的小时工资都是5,这是起点平等状态(5,5)。在D2(6,9)时他们拿的小时工资分别是不能干者为6,能干者为9,显然9高于6高于5。按照帕累托论证,这里6与5之间的差别证成了9和6之间的差别。然而,柯恩认为,只要能干者不出现激励论证所假定的动机不一致,那么我们实际上可以得到分配状态D3(7,7),那里大家都拿7,7小于9,但大于6。非常明显,D3按帕累托标准优于D1,但与D2是不可比较的。这样,D3的平等与帕累托最优就是共存的。换言之,只有当能干者在私人选择时违背支持初始平等的正义观念的要求,我们才得不到D3。由此,如果我们真正接受支持初始平等状态D1背后的根据,并且不具有动机不一致,那么我们得到的初始分配状态就是D3而不是D1,而由D3转向D2并不是一种帕累托改进。由此,帕累托论证是失效的。(cf.pp.101-l05)

  3.但是,罗尔斯还有一个论证,认为差别原则只适用于制度,它管辖的是人们对制度的选择,而不是人们在制度之下所做的行为选择。(参见罗尔斯,2000年,第298-299页)这就是认为“公平正义”主要适用于社会的“基本结构”。柯恩对此有两个反驳:第一个反驳着重于说明这种限制与罗尔斯关于公平正义的说明有冲突。(cf.PP.130-131)首先,罗尔斯之所以认为差别原则体现了博爱原则,是因为不平等是为了改善最不利者。(参见罗尔斯,2009年,第80页)但前面关于激励论证的讨论表明,如果只通过社会的基本结构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且允许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动机是最大化自己的利益,那么改善最不利者的生活就需要不平等作为激励,而若人们在日常行为中的动机能体现平等主义精神,则改善最不利者的生活并不需要不平等作为激励。因此,“除非改善他人,否则不想要更多”与“最大化的自利动机”是不相容的。其次,罗尔斯认为,最不利者在他的社会里也能保有尊严,因为他们的处境无法得到改善了。(同上,第l39页)然而关于激励论证的讨论表明,最不利者目前占有的地位只是因为能干者强烈反对平等才获得的。因此,如果能干者真的接受运气均等主义,在日常选择中也支持差别原则,那么最不利者的处境能够得到进一步改善。所以这种限制并不有利于最不利者的尊严。最后,罗尔斯认为具有正义感的人会出于正义原则去做事,因为他们相信这能表现他们作为自由且平等的人的本性。(同上,第417页)但是,如果我们把正义原则仅限于基本结构,仅限于政治领域,而在私人领域中却允许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则将有悖于上述表现。

  柯恩的第二个反驳是认为罗尔斯关于“基本结构”的划分理据不清楚。罗尔斯本人的看法并不是很确定和清楚,柯恩将其归纳为两种主要的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基本结构就是国家的强制制度。(cf.P.132)人们在此可以区分出维持这种结构并将其结构制度化的选择,与发生在这个结构之内的选择。但是,柯恩指出这种划分理据有两个问题。(cf.PP.132-134)第一,罗尔斯强调基本结构是因为其影响极为深远且自始至终,基本结构是正义的首要主题恰恰是因为这种影响。(参见罗尔斯,2009年,第6-8页)然而,为什么我们可以对基本结构之中的人们的选择所产生和破坏的机遇等不闻不问呢?此外,有这种影响的肯定不只是强制性结构,宗教、家庭等都具有这种影响,因此按说它们都应该接受正义原则的管辖才对。第二,罗尔斯本人有时候并不支持这种看法,而是有所摇摆,比如对家庭的看法就是如此。(同上,2000年,第11、71、214、273、285页)

  罗尔斯的第二种看法强调基本结构是主要的社会制度,更多地依赖习俗、规定、期望而不是法律。(cf.P.134)不过,柯恩指出,一旦基本结构的理解从强制转到约定与习俗,则个人的选择行为是否应该在正义的权限之外就不清楚了。(cf.P.134)因为这种理解有两个麻烦:第一,非强制性结构所能维持的那种约束和压力恰恰存在于行为者的倾向中:当行为者选择一种有约束和压力的方式行动时,他们就实现了这种倾向。第二,就非正式结构而言,结构的选择与个人在这种结构之内的选择这种区分只在概念上是可能的;两者在外延上却是等价的,因为非正式结构无法把形成这种结构的选择与这个结构之内的选择区分开来。因此,适用于非强制机构的正义原则也适用于个人的日常选择行为。(cf.PP.134-138)据此,柯恩认为罗尔斯处于困境之中:一方面,如果罗尔斯认可上述关于“基本结构”的第二种看法,那么正义原则就既适用于基本结构也适用于个人选择;另一方面,如果罗尔斯认可第一种看法,那么他对基本结构的选择就是专断的,没有依据的。(cf.P.138)以上分析表明,罗尔斯关于基本结构的论证也无法消除差别原则的动机悖论。

  4.柯恩还着重考察了自由主义者支持差别原则的另一个有力论证:平等面临三难困境,即平等、帕累托最优与职业选择自由是无法共存的。柯恩举了一个具体例子来说明这种论证。假设能干者在20000美金年薪下偏爱园丁而不是医生,但若做医生有50000美金年薪,他就偏爱做医生。如果在20000美金年薪下他愿意做医生,那么他会极大地帮助其他人。几种选择的情况如下:

      A.50000美金,做医生。此时在工作满足和收入上都比其他人好。

      B.20000美金,做园丁。此时在工作满足上比其他人好很多,收入则一样。

      C.20000美金,做医生,此时在工作满足上还是比其他人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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