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改革的历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08 次 更新时间:2013-11-17 22: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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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 (进入专栏)  

    

   大家下午好,今天的题目是《改革的历史》。几千年的历史,实际上是改革与革命不断出现的历史。在当前的情况下,企业界、学界、甚至一些政界的朋友都感觉到一些迷失,好像找不到方向。我和大家一样,也想在困惑中试图寻找这个民族和国家的方向,最好的办法就是去读一读历史。如果忘记了历史,就很容易迷失在当下。

   中国历史上只有商鞅变法和邓小平改革成功

   从历史来看,中国的改革事业是延绵不断的,有几次重要的改革,比如战国时期商鞅和秦孝公的变法,为秦国崛起成乃至后来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历史上提的不太多的一次改革是西汉末年王莽的“托古改制”。在史学家看来,王莽的形象相当负面,王莽实际上是一位很有才干的大臣,他在西汉末年就认识到当时突出的社会政治矛盾,试图通过改革解决矛盾。后世的史学家,特别是具有儒家思想的史学家对王莽采取了一概否定的态度,我个人认为,这是在儒家思想的支配下做出的历史评价。

   在王莽之后,南北朝时期又有北魏孝文帝和冯太后的汉化改制,在历史上留下的资料也不多。实际上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对后续中国制度的建设有着深远影响,比如北魏所创立的府兵制、租庸调制、均田制等被后来的隋唐继承。但是,因为北魏是鲜卑族拓拔氏建立起的政权,属于外族,汉人史学家写这一段的时候总带有一种非常复杂的心理,就像后来明朝人写《元史》一样。

   孝文帝改革之后,又有北宋王安石和宋神宗改革。明朝张居正的改革,从1572年到1582年,共十年。对于张居正的改革,史学家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它实际上不是一次改革,改革深度和范围与王安石变法无法比拟,只不过是想通过整顿吏治、调整政策,来提高整个明帝国国家机器的效率,我也同意这种看法。

   比较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变法是清末光绪帝1898年推行的戊戌变法,但变法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众所周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囚禁光绪帝,杀害“六君子”,各种新政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就已经流产。

   最近的一次改革是邓小平领导的1978年改革开放。

   很简短回顾了一下历史,粗略讲,在中国历史上,大概每隔四五百年就会出现一次改革的高潮。四五百年也许是时间的偶然,也许是中华帝国的制度和问题积累到一定时间,必须通过改革进行调整。古人有句话,“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也可以说是“500年必有改革兴”。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是历史学一个永恒的命题。

   在这些改革中,一头一尾成功了,其他全失败,也就是说,商鞅和秦孝公变法成功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成功了,中间的改革或变法都失败。我用“改革”和“变法”,其实这两个词是互用的,是同一个含义。

   虽然中国历史上每隔四五百年就有一次大规模的改革,虽然在这些改革中只有一头一尾是成功的。

   商鞅变法促进了中国社会由封建制向集权官僚制的转变,这是中国社会的第一次大转型。中国社会的第一次大转型发生在东周末年,经过春秋战国二、三百年的混战,到秦始皇统一中国,转型才算完成。历史教科书里有很多说法都是值得推敲的,比如“秦统一中国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开始”,这一论断在今天史学界被公认为是错误的。从学术界的定义来讲,中国封建社会只有西周一朝。秦始皇统一中国宣告了封建社会的彻底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个新时代也就是皇权官僚专制时代。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拉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序幕。按照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的说法,秦始皇统一中国,一直到清朝,中国的社会性质是皇权专制和宗法社会。他的判断,我基本同意。改革开放使得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

   关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端,有的史学家认为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有的认为是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也有人把时间划在1911年辛亥革命,不管有怎样争论,各家一致的看法是自晚清之后,中国社会的传统形态已经保持不住,必须向现代社会转型。这一转型,台湾走在了前面,而中国大陆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毫无疑问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一个重要的推动。

   改革虽然没有革命那样波澜壮阔和惊心动魄,但是,改革对于社会的发展、对于中华文明的成长、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影响,远远超过那些成功的革命。那些成功的革命大多都是改朝换代,却没有给中国社会带来实质性的变化,但是这两次成功的改革,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实质性的变化。

    

   改革成功的关键是使所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

   在这些改革中,为什么一头一尾成功了?我把成功的改革叫做“突破型的变法”,把失败的变法叫做“修补式的变法”,历史上的变法和改革可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突破型的,正因为敢于突破,所以成功;另外一类是修补型的,正因为目的是修修补补,所以无法解决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矛盾,没有办法获得成功。突破型变法成功的原因在于采取增量改革的方法,突破现有体制,使新生力量涌现出来,而这些新生力量就是抗衡守旧派的生力军,依靠这些新生力量抗衡守旧派,推动技术,对现有制度形成突破,建立新的激励机制。这实际是用经济学的方式分析历史,是经济学和历史学的一种结合。

   制度变革的意义就是使社会变得更加有效率。制度的作用就是调整人们的激励机制,使得古代乃至在现代中国产生更高的效率。中国古代社会生产资料中有两种是最重要的,一是土地,一是人。如果土地能够产生更高的效益,如果人能够有更高的生产率,那么这个国家在经济上就会走在其他国家前面,随着经济的发展,财政收入就可以增加,于是达到变法者所设想的富国强兵的目的。到了现代,资本变成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技术和创新对生产发挥决定性作用。

   在总资源量没有很大变化的情况下,如果增加社会总产出,把蛋糕做大,就能够实现在变法过程中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也就可以把变法变成一个双赢、多赢的博弈。

   制度变革到底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还是双赢、多赢,决定了变法的成败。如果改革和变法仅仅为了利益的重新分配,必然会有些人受益,有些人受损,受损一方或者受损的多方对变法会是什么态度?抵制、阻挠。如果变法可以使社会上所有的人(理论上所有的人)受益,那么对于新制度、新政策的阻力会大大降低,会使得制度生根固定下来。

   变法和改革能不能成功,关键就是能不能给全社会带来收益,能不能够使所有的社会成员从中受益。要使所有社会成员从一项改革中或变法中受益,变法必须能够增加社会总产出,增加社会总财富,而为了增加社会总财富,在资源总量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变法必须能够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这一逻辑是我们理解历史上变法成功与失败的关键所在。

   在土地面积和人口不变的情况下,要使蛋糕做的更大,必须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和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变法一定要以提高效率为目标,而不是简单的利益重新分配,利益重新分配会激起利益受损方的阻挠,变法成功性就会大大降低。

   商鞅变法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都增加了社会的总财富,这是他们的成功,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而其他的变法并不是着眼于社会总财富的增加和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而仅仅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因此激发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遭到各方面的反对,最后归于失败。

   突破型变法实现了效率的提高和社会财富的增加。修补式变法是单纯的自上而下变法,完全依靠官僚体系推进,比如王安石变法和王莽的新政,在变法过程中没有新生力量冒出来,没有推动变法、支持变法的社会基础。而支持变法的社会基础,一定是在突破现有体制的时候新生出来的力量。在商鞅变法中,这个新生力量就是平民和农民;在邓小平改革的时代,这个新生的力量就是广大的农民、城镇居民和企业家。

   修补型变法是完全的自上而下,而突破型变法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比如邓小平改革吸收了大量的民间创新,商鞅变法的新政也不是商鞅自己躲在宫殿里想出来的,而是来自实践。

   王莽的变法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王安石更是顶层设计的大家。今天看一下历史记录,对王安石个人不得不佩服,虽然他的变法失败了,但他工作勤恳、用心良苦、设计周全、工作努力,从人品、工作努力程度、个人聪明才智上都无可挑剔,但遗憾的是他的方法是错误的,完全的顶层设计,用政府取代市场。

   用政府取代市场会有两个问题,第一、政府不了解市场的运作,因此顶层的设计往往不具备实际可操作性。第二、激励不协调,甚至发生激励方面的冲突,结果导致生产效率低下,不能够做大蛋糕。王安石变法设计得很精巧,但在实践中全都碰了壁,不仅没有实现王安石当初所设想的目的,反而破坏了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打乱了市场秩序,不能够把蛋糕做大,变法变成利益再分配的博弈,官员反对新法,因为新法伤害了官员的利益,民众怨声载道,因为民众没有从新法中得到实惠,于是王安石变法就转变为政治斗争。

   一旦变法转变为政治斗争,新法必定失败,因为官僚体系天生就是保守的,官僚体系中既没有激励,也没有信心把新法设计好、执行好。当新政不能够得到预期效果的时候,变法者很难证明自己的正确,就会在政治斗争中败下阵来,结果就是人亡政息。

   变法成功与否,并不是看变法者个人最后的结局。商鞅最后结局很悲惨,但对于商鞅所建立起来的制度,新政权原封不动保留下来,为什么?因为新的制度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有效的,谁也不想改。所以,一项变法或一项改革的成功与否并不是看变法者或者改革者个人的结局,而是要看变法者或者改革者他们所建立的制度是不是存续下来,以此作为判断标准。

    

   商鞅变法为什么能够成功?

   下面我们具体看一下中国历史上成功的变法案例和失败的案例,首先是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有两项,一是经济上的,一是政治上的。在经济上,商鞅变法最重要的内容是土地所有制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土地私有化,把井田制完全废除了。用今天的话来说,井田制就是土地国有制下的集体经济,当然有很多历史学家不会同意我的说法,他们有他们的道理。井田制为什么效率低?本人有过亲身经历,文革时被送到农村当知青,当时是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大家一起干活,到年底一起分享劳动成果,除了生产队的地,还留出了一小部分作为自留地。我在陕北下乡,爬到山上放眼一看,哪一块地是生产队的,哪一块地是自留地,不用人家告诉,一看就知道,玉米、谷子长得绿油油肯定是自留地,蔫黄、无精打彩的肯定是生产队的地。经济学说讲激励机制,个人的努力程度和所分享到的劳动成果没有直接挂钩,因此生产队里的庄稼就是长不好,土地公有制和集体经济就没有效率。

   商鞅改变了井田制,把田地全分给个人,土地私有化,不再分公田、私田,农民缴租之后收成归自己,这相当于古代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业改革。商鞅鼓励农民垦荒,扩大生产规模,开垦荒地,政府给奖励,过去农民不可以垦荒,因为所有的地都是王土,不能动。这是一场效果非常明显的农业改革,从经济上来讲,这和1978年的农村改革相比性质是完全一样的。

在政治上,商鞅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度,建立军功爵位制。在封建制度下,爵位甚至官位都是世袭的,出身不对,个人再能干没有用。封建制度讲究的是人的身份,不是人的才能,商鞅把它给废除了。在朝廷里,过去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做官,带兵打仗的只有贵族。大家想到没有,过去打仗是一种特权,贫民和农民都没有资格当兵,当兵是贵族的特权,更不要说当将军、指挥军队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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